发信人: jmj(流风)
整理人: andonior(2001-10-05 07:27:07),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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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我发表了一篇调查报告，运用分层等概率的随机抽样方法揭示了：在北京市所有正规高等院校的全体男女大学生中，至少有9％左右的人已经发生过阴道性交。后来，新闻界的朋友告诉我，国家教委某司的领导，部分地依据我的调查数据，决定从1995年9月起，在上海和郑州的大学里，开展预防艾滋病教育的试点工作。朋友们说，你的研究终于产生社会效益了。
这真让我哭笑不得。因为我恰恰不同意目前中国这种散布恐慌的"教育"。
进行预防艾滋病的教育无疑是非常必要、非常正确的，但是关键的问题是：第一，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而进行教育？是真的为了使人人都健康，还是为了整肃性道德？第二，用什么来进行教育？是用准确的科学知识，还是用人为地夸大的恐慌？
一、艾滋病不是仅仅通过性行为来传播的。
从根本上来说，艾滋病是通过血液的互相接触而传播的。也就是说，只有病毒携带者的血液或者体液，真的进入另一个人的血液，病毒才会传播给第二个人。那么人与人之间怎么样才会发生血液与血液的接触呢？无外乎5种途径：
第一种是在输血时，供血者已经携带了艾滋病病毒，却没有被检验出来，照常输血。
第二种是在注射时，尤其在静脉注射时，刚刚给一个病毒携带者注射过，针头没有严格消毒，就又给第二个人注射。
第三种是在阴道性交中，双方有微小的出血现象，造成血液的相互接触；或者病毒携带者的精液或者体液，触及到女方的子宫内膜或者任何出血处，造成病毒进入女方体内。
第四种是在进行肛门性交时，双方都比较容易出现微小的出血现象，结果造成血液的互相接触。
第五种是，如果一个女性先被传染上了艾滋病病毒，然后又怀了孕，那么在生殖的过程中，母亲与婴儿之间也很容易出现血液的互相接触。
总而言之，艾滋病既不象感冒那样通过呼吸和空气来传播，也不象痢疾那样通过吃东西来传播，更不象性传播疾病那样通过皮肤接触来传播。而且，艾滋病病毒实际上是非常脆弱的，阳光、新鲜空气、高温都可以很容易地杀死它。
可是由于存在着艾滋病恐慌，甚至是由于一些人故意散布这种恐慌，许许多多中国人连去云南出差都吓的要命，连见"老外"一面都高度紧张。更荒谬的是，许多人硬要踩在抽水马桶的盖子上蹲着大小便，说是一坐上去就会被传染上艾滋病。还有人在报刊上提倡，应该把握手改成作揖，以便预防艾滋病。某地一个涉外宾馆招收服务员，应召者居然提出，必须给他们上"艾滋病保险"。可是与此同时，他们却坦然地接受输血与注射或者针灸，从不去查看一下消毒工作怎么样。
这是谁骗谁？
二、通过性交来传播艾滋病的概率是很小的，而且避孕套就是预防艾滋病的安全套。
按照我国目前的宣传，似乎只要跟病毒携带者性交一次，就必然100％地被传染上艾滋病。其实，即使不使用避孕套，通过阴道性交传播艾滋病的概率只有500分之一。如果使用避孕套，传播概率就只有10万分之一！
10万分之一的概率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它低于全世界10年之内的飞机失事概率，低于北京市一个月里的交通事故死亡率，低于许许多多种一般疾病的传染率。或者这样说：一个人即使从15岁开始就跟一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进行阴道性交，那么到65岁时，即使平均两天就性交一次，最多也不过性交9125次。如果每次都正确地使用避孕套，那么被传染的概率只是接近10分之一。但是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实际上不会有这么傻的人，因为我们的宣传已经把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描绘成恶魔和杀人犯了，谁会有如此强大的爱情？
与此相对照，母亲传播给婴儿的概率是五分之一；共同使用一个针管或者针头的传播概率是50％以上；而输入病毒携带者的血浆，被感染的概率就会更高，甚至无一幸免。
该预防什么，还用多说吗？
我们的大多数宣传和教育，仅仅把性传播这一条途径作为传播艾滋病的最大危险。那么，我想问问：宣传者们知不知道，那一袋袋输进人们体内的血浆，究竟有多少曾经做过艾滋病病毒检验呢？据我所知，在某大城市里，只有1％！
我也想问问，一次性使用的注射针头，在多大范围内推广了呢？据我所知，县级以下的医疗部门还很少使用。而且，这些地方的消毒条件之差，恐怕每一个没有脱离现实生活的人都会知道。这，难道就不会传播艾滋病吗？尤其是，如果一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来献血或者打针呢？
到1994年底，我国所发现的1500多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里，90％以上是通过吸毒被传染的。而且据中央电视台1995年6月报道，我国目前至少有35万人吸毒，其中绝大多数是通过静脉注射来吸毒的。那么为什么在禁毒的宣传中，却很少提到吸毒可以传播艾滋病呢？为什么不大张旗鼓地告诫吸毒者的性伴侣，应该百倍小心地预防艾滋病呢？为什么依然把性传播宣传成头号危险呢？
当然，在阴茎插入肛门的性交中，传播艾滋病的概率要远远高于500分之一（确切的概率目前还没有确定下来），因此西方的艾滋病首先是在男同性恋者当中传播开来的。但是我们的宣传教育却尤抱琵琶半遮面，羞答答地不敢讲肛门性交这个词，更不敢讲它为什么会更容易传播艾滋病。因为要说清这一点就不得不讲"性行为细节"，而这被认为是下流的和犯法的。
据笔者1989年的非随机调查，在普通的异性恋者中间，至少有7％的人尝试过肛门性交。如果我们的宣传还不敢讲这个问题，却一味地鼓吹传统性道德，那才是对民族的犯罪。
三、艾滋病实际上是一种很难传播的疾病。
我国目前的大多数宣传都说，由于性交可以传播艾滋病，而几乎所有的成年人都会有性交，因此每个人都面临着艾滋病的危险，因此对艾滋病的恐慌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必需的。
这是一种逻辑上的低级错误。
艾滋病的传播，即使假设它仅仅是通过性交来传播，即使假设它可以100％地传播，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才能广泛地传播到全体中国人里面去。
第一个条件是，目前已经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人，必须是一些在性方面非常开放的人，必须拥有众多的性伴侣，才能通过性交来传播给更多的人。可是，目前中国的绝大多数病毒携带者是吸毒者。他们的性欲恰恰比普通人低得多。其中的绝大多数男性，别说拥有众多的性伴侣，就连夫妻之间的性交也已经很少甚至中断了。（对这个常识，我们的宣传几乎从来都加以保密。）
当然，将来在我国的男同性恋者当中，病毒吸毒者有可能增加，但是他们并不跟女性性交，因此至多也只是在自己的群体里互相传播。女同性恋者基本上不会互相传播艾滋病。
也就是说，艾滋病不可能是无源之水。仅仅"性乱"并不会自然而然地传播艾滋病，必须是跟那些已经携带了病毒的人发生性交，才能被传染。我国政府的正式报告里说，目前已知的病毒携带者中，最多只有150人是不吸毒的异性恋者。即使他们人人都有100个女性性伴侣，又能传播给多少人呢？
第二，即使目前的病毒携带者把病毒传播给了他们的女性伴侣，那些女性也必须都是"性乱者"，才能进一步把病毒再次传播给别的男人。但是，让那些卫道士们很失望的是，在目前的吸毒者中，女性很少，而且在目前的病毒携带者的女性伴侣中，还没有发现性关系混乱的女人。
有人马上会反驳：还有暗娼！她们的性伴侣一定非常多。只要有一个暗娼被传染，就会很快传播给许多男人。这又是我们的宣传的偏差。我们没有告诉人们，大概也绝不想告诉人们：女性把病毒传播给男性的概率，仅仅是男人传播给女人的概率的大约一半。也就是说，在男人传播给女人，女人再传播给男人的过程中，传播概率会下降到原来的大约50％，即阴道性交中的传播概率下降到1000分之一。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即使在已经存在着80万到100万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美国，跟一个妓女性交一次，而且不使用避孕套，被传染的概率也只有一万分之一。
我国1994年被抓获的卖淫嫖娼者大约是24万人次，抓获率大约是5％。假设他们每年交易10次，那么全国每年大约发生4800万人次的卖淫嫖娼。如果按照最高的被传染概率（万分之一）来计算，全中国一年最多也不过增加不到5000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而已。
综上所述，艾滋病广泛传播的两个必要条件，在目前的中国都不具备。我们的宣传究竟有多少理由来散布恐慌呢？凭什么说"狼来了"？
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疾病的威胁都可以被某些社会力量加以无限夸大，然后用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标，而他们的旗号一定是最善良的。
19世纪的西欧，梅毒曾经一度猖獗。于是许多人打着"医学"与"防病"的幌子，发动了一场持续的"道德整肃运动"。到19世纪70年代，这股社会势力终于推动英国政府正式发布了《反传染病法》。可是，这是真正的挂羊头卖狗肉。当时的人都知道，它其实完完全全是一个禁娼的法律，而且最主要的并不是为了人民大众的健康，而是因为娼妓的泛滥和梅毒的传播，曾经极大地削弱了大英帝国海陆军的战斗力，延误了殖民扩张的几次战机。例如1857年印度发生大规模起义的时候，由于梅毒作怪，英国本土居然派不出足够的援军去镇压，使得印度险些独立。
可是历史却告诉我们，真正把梅毒的危害控制住的，并不是这种道德整肃运动，而是20世纪初发明的"六0六"药粉，是30年代发明的青霉素。真正迫使娼妓减少的，也不是这种道德整肃运动，而是它的对立物－－60年代开始的性革命；因为性革命之后，买淫的男人极大地减少了，妓女才会因为卖不出去而不得不减少。
中国人是在最需要的时候听说艾滋病的。80年代后期，一场性革命已经在中国出现，凡是没有闭目塞听的人都可以感觉到它的到来。但是某些社会势力已经没有任何象样的理论可以批判它了，也没有什么切实可用的措施能够阻止它了。千钧一发之际，西方出现了艾滋病，有些中国人马上把它命名为"爱资病"。接着，中国也发现了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尽管当时只有几例，尽管到现在仍然主要是吸毒者，但是几乎一切舆论都如获至宝，拚命地在性道德上做文章。（可惜到现在也拿不出足够的证据）整肃性道德的最后一线希望，全都寄托在艾滋病身上了，因此才会有如此大规模的、与真实发病率如此天差地别的、人造的"恐艾症"。一些人大概恨不得大声疾呼：只有当和尚与尼姑才安全！
可惜，国际上早就有了研究成果：恐慌越大，人们就越可能更快地识破其虚假，然后就会加倍地掉以轻心或者满不在乎。艾滋病恐慌很快也会走到这一步的。即使是在今日，散布恐慌对于预防艾滋病也没有丝毫的益处，反而会使它更加容易传播。
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某个南方边境地区的农民，已经被传染上了艾滋病病毒，那么在目前这种"艾滋病恐慌"的氛围下，他会怎么办呢？他的所有邻居都会躲他远远的，不但不会跟他握手，而且不会跟他说话（其实这两种途径都不会传播艾滋病）。他去过的厕所再也不会有人去，他用过的碗筷再也不会有人碰一下（其实仅仅是皮肤接触也不会传播艾滋病）。他既不能去乡镇企业上班，也不能参加任何集体活动，连耕种自己的田地，恐怕也有人暗中监视，生怕他跨进别人的地界。还有人会劝他的老婆离婚、子女出走，甚至连他的老婆孩子也一起"隔离"。
于是他只能隐名埋姓、远走他乡。即使政府对他强制隔离，但那毕竟不是蹲监狱，他如果想逃，实际上很容易。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他死也不会说出自己已经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他可能又跟别人性交，而且不使用避孕套。最要命的是，他可能坦然地去卖血，可能跟别人使用同一个注射器去吸毒，他的妻子可能怀孕和生育。这样，通过性交的途径、血液互相接触的途径、母亲传播给婴儿的途径，他就把艾滋病病毒传播到了一个新的地区。
反之，如果他原来的邻居们都知道，只要避免上述3种途径，艾滋病实际上是无法传播的；如果他们不那么恐慌，不那么神经过敏；那么那个被感染者就完全可以跟大家相安无事。艾滋病病毒也就不会自己跑到别的地区去。
道理就这么简单。已经被感染的人，不管他们过去是对还是错，都只是病人而不是罪犯。恐慌只能使他们隐瞒实情、拒绝检查、逃避隔离、抵制教育、远走高飞；甚至会使他们产生报复社会的行为。如果我们真的是想控制和预防艾滋病，散布恐慌岂不是搬石头砸脚？
因此，从真正预防的角度来说，与其花钱费力地去吓唬每一个人，还不如把精力集中到那些"高风险人群"上，也就是注射吸毒者和社会交往中的男同性恋者；与其徒劳地指望青少年会因为害怕而减少性行为，不如鼓励他们更多地使用避孕套；与其让政府出面，最终损害其威信，不如发动民间力量来实现阶层制约和社区抑制；与其把病毒携带者当成公敌，不如真正让他们还原为病人。
至于用艾滋病恐慌来整肃性道德，我只想问一句：艾滋病只不过是一种病毒性疾病，病因与传播途径都非常清楚，降伏它肯定比攻克癌症要容易得多、早得多。那时，还会有什么别的武器吗？
（文/潘绥铭 摘自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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