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jim19800924(jimmy)
整理人: ccu13650(2001-09-10 23:04:59),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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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趟就这么白跑了。第二个星期又去，结果又扑了一场空。于是我便知道，那两万块钱又不翼而飞了。唯一的收获是认识了崎上先生，一个在日本奋斗了大半辈子却仍然一事无成，穷困潦倒的人。这位先生自己没有什么能力，对人却格外热心。他一听说我急着找工作，就主动表示愿意尽力：
“你别着急，这种事得慢慢来。我有一些挺不错的朋友，我帮你去向他们打听打听，有了消息马上给你回话。”
尽管那成功的希望渺茫到了几乎不存在，可听到有人肯向我说这样的话－－在当时那种一筹莫展地时刻，心里总是暖暖的。
后来，我就常常给崎上打电话：“喂，有好消息吗？”
他也从来不烦：“很抱歉，还没有呢。给好几个朋友都打过了电话。他们不是忙得顾不上，就是还在别的地方度假或出差。你别着急，啊，心里烦躁对自己没好处，要想开，什么事情都得一步一步来。”
其实，直到最后崎上先生也没帮上我的忙，但我那时就象一个身负重创急望止痛的人，即使找不到麻药，只要有那么一个人不断地在我耳边反反复复地说：“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就会好的，就会好的，就会好的……”我便会觉得那“疼痛 ”真的好象减轻了许多。
从大谷先生那里拿来的稿子很快就译出来了。日译中我是不怕的。我拿着它到大谷先生的办公室去。
大谷先生自己读不了中文，所有的中文稿件他都要请几位“中国秀才”(大谷先生的话)看过之后再决定。
“旅行社的事，我问过朋友了。”大谷先生对我说，“但是据他讲，他们不大喜欢使用中国人。说是中国人一到了中国就尽想往自己家里跑，工作不踏实。所以他们更喜欢用懂中文的日本人，日本人工作起来向来卖劲。”
又完蛋了！我丧气地想。
“不过呢，”大谷先生接着说：“我反复说了你的情况，希望他能帮助你。所以他答应叫你去一趟。”
“谢谢您，我什么时候去呢？”
“我这个朋友的工作也很忙，具体时间很难定，我回头再跟你联系吧。”
“太麻烦您了！”心里出现了一丝光明。
“你呢，情绪好一些吗？”大谷老头笑眯眯地望着我。
“好一些。”
“对嘛，青年人不要怕困难。毛主席说：'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又来了！
“大谷先生，您为什么会背毛主席语录？”
“因为我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呀！”他自豪地说。
后来才知道，大谷先生确实是位对中国极为友好的政治家。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同情中国的革命。战前战后，文革前文革后，他频繁地往来于日中之间，并且曾十分积极地学习过毛选。
那天在大谷先生的办公室里，我遇到了另外一位中国来的留学生。回家时因为刚好同乘一辆电车，所以随便聊了几句。
“你是官费生吗？”我问他。
“对。你呢？”
“自费。”
“自费好哇！”
“为什么？”
“自由。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想呆多久就可以呆多久。”
“可我还直羡慕你们官费生呢。”
“官费生有什么可羡慕的？”
“不用为钱发愁，操心呀，全由国家包了。”
“那点钱能算钱吗？”
“多少钱？”
“象我这类的(指官费生的种类)，一个月才七万。”
“可是不包括学费和房租水电，对不？”
“对，可是七万块够什么？”
“天，这真叫身在福中不知福。你晓得我们的日子有多难吗？”
“难什么？你干不就得了。日本遍地都是工作，随便找个干干一下就是好几万。 ”
“哪象你说的那么轻巧！你以为我想干什么就能干得上什么吗？再说我还得上学，一个星期只有七个晚上能做工……”
咳，他们哪知道我们吃的苦，发的愁呀。真叫“话不投机”！
下了车没有直接回家，想到丰岛区的区立图书馆去看一看。结果在大门口撞上了以前日语学校的同班好友小郑。意外的相遇使我们俩高兴得要命。
“你怎么这个时间还在街上逛？没去打工？”她问我。当时已经快6点了。
“我们店休假两星期，快把我闲疯了。”
“走，上我家好好聊聊去，好长时间不见了。”
“你也不打工？”
“我呀，咳！找工作找了一年了，到现在还是找不到。”她使劲一拽我：“走哇，别站着不动，去我家。”
“连洗碗的工作也找不到吗？”
“说的就是嘛。我不愿意端盘子，也干不了。”
“洗碗的工作会找不到？”
“骗你干嘛。”
“这种工作按说不难找吧，满街都是饭馆。”
“谁不是这么说呢，可我的运气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不好，问了不知多少家店－－当然是离我家近的，太远了跑不起－－说来也怪了，明明在门上贴着招工要人，可我进去一问，回回都是，人家一下子就给我顶回来了'不要！'我直纳闷儿，是不是我的日语发音太差呢？可我还没说什么话呢，不至于刚张嘴就露馅儿吧。后来，我琢磨过来了。”
“因为什么？”
“长的不好。就因为这个。”她指指自己的脸蛋。
我不由得打量了她一眼：短头发，戴眼镜，干瘦干瘦的－－记得她以前好象没瘦到这种程度。
“不会因为这个吧？”我说。
“就因为这个。他们日本人特看这个。尤其一个女的，要不你得年轻，别超过二十五岁；要不你得漂亮。象你就比我强多了。”
“你不会化妆吗？”
“是化妆了，也不行。简直都快气死我了。后来好长一段时间干脆不想去找了。 ”
小郑的母亲是日本人，她们是全家一起迁来的。现在一家五口人的生活全靠父亲一个人负担。她父亲在国内是个高级工程师，可来到这里只能找些临时性的工作干，常常失业。
“你现在是一个人住？”我又问。
“嗯，去年夏天从家里搬出来的。家里住省是省，就是地方太挤，每个人的作息时间又不一样，什么也干不了。就出来了。”
“房租多少？”
“一万七。” 一听价钱就知道那房子的模样了。
“那么房租是向家里要了？”
“爸爸每月给我们姐妹每人三万块钱。唉，爸爸一个人负担太重了。我姐姐身体不好，打不了工。我呢，死活找不着，妹妹还算不错，混上了一碗饭。”
我们顺着春日大道一路朝西走。
“你每天都到图书馆来？”
“每天。图书馆多好，有书，有资料，有冷气，还有桌子椅子。我那屋子呀，你去了就知道了，什么都没有，又小又闷。”
“不用看我也知道，”我笑了，“前几个月我也住着那样的房子，兴许比你的还差。现在住的是强多了，就是开支大得活活能把人压死。”
说话来到一个超级市场门口。
“你也没吃饭吧？咱们买点什么到我那儿去做饭好不好？”她说。
“你每天在家都吃什么？”我知道她那间屋子是做不了什么饭的。
“咳，我可简单。天天吃面包，最便宜的那种。还有一阵儿地天天吃豆腐，上午吃半块晚上回来再吃半块，倒上酱油，又好吃，又营养，还便宜。”
怪不得她瘦成这个样。我尽管穷，还不至于一天只吃一块豆腐呢。
“不要做饭了，我知道你没钱。咱们今天也吃豆腐，好不好？”我说。
“那哪儿行，好容易来了稀客。我也要借机会解解馋哪。”好不由分说地走进了商店：“你喜欢吃什么？爱吃肉对不对？”她直奔肉柜台而去，我急忙拉住她：
“我在家每天吃肉，今天就想吃清淡的，就想吃豆腐！”
她认真地看了看我：“真想吃豆腐？那也不能光吃豆腐呀。别的呢？买点儿什么菜？”
我完全清楚她的屋子是不具备炒菜条件的，却不好点破她，就说：“一弄菜，咱们就没时间说话了。今天就简单点儿，求求你。有现成的方便面买两包算了。你把我当成客人，我倒不好意思去了。”
她看我说得恳切，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便买了一块豆腐，两包方便面，又自作主张地买了一包香肠。我们走出商店。
叫她这样一个平均生活费用每天不能超过五百块钱的人为我破费，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觉得无论如何不能空着手作客。已经到了她住的简易公寓门前，她正往里走，我对她说了一声“我回头就来”，便扭头往路口一个小水果摊跑去。掏出钱包一看，一共只有三百五十块硬币。我便拿眼睛搜寻三百五十块以下的水果。看来看去，不是太贵，就是太差。忽然看见四个一包的苹果还不错，正好是三百五十块钱，便对卖水果的说：“我要那包苹果。”他给我把苹果包好递上来，我把手里的硬币倒向他的掌心。刚要走，他喊住了我：
“对不起，还少十块哪！”
“什么？不是三百五十块钱吗？”我奇怪地问。
“可您这是三百四十块呀。”
不可能嘛，刚才明明看了是三百五十。他一个硬币一个硬币重新给我数了一遍，的确还缺十块。
我急了，钱包里已经再也没钱。我蹲在地上仔细地寻了半天，也没把那可恨的十块钱找出来。脸上烧得恨不能钻地缝，后悔出门没多装几个钱。没办法，只好又把到手的苹果还给了卖水果的，换了一小堆酸葡萄捧到小郑住处。
坐在光光的榻榻米上，两个人就着一只小锅吃了面，又就着一只碗吃了酱油拌豆腐(小郑屋里只有一只小锅和一只碗。调料也只有一瓶酱油)。肚子里半饱不饱的，我们便边嘬酸葡萄边聊了起来。
我这才知道，她还有过更狼狈的日子。有一个月底，家里给她的三万块钱花光了，知道家里也没钱，她不好意思开口再要，硬是一连四天没吃饭。
“你居然能撑得下来，我真服了你了！”我说。
“不撑怎么办？那一阵儿我爸正失业，姐姐又病着。当然，我也不是一点都不吃。”
“吃什么？”
“一饿就喝咖啡。刚搬来的时候，我妈给了我一瓶咖啡，我不喜欢喝，就一直放在那里没动。后来，身上连一分钱都翻不出来了，就想起这瓶咖啡来了。”
“喝咖啡管饱？”
“多少好一点儿呗。可是到后来就不行了。我去上学，刚一下楼梯就栽倒爬不起来了。”她的眼圈儿红了，停了好一会儿才又接着说：“那时候为了找工作，你知道我都快急死了。到处碰壁。三十岁的人了，找不到工作，还得叫爸爸拿钱养活着，心里是什么滋味！就为这个，连上大学都不敢想－－不能再叫爸爸替我交学费呀。有一回逛书店，随手翻到一本杂志，上面写着这么一段，说是你如果想使自己的某个愿望得到实现，就缝一个布娃娃，在布娃娃的肚子里塞上一张纸条，写上你的愿望。然后就天天晚上抱着那个布娃娃睡觉，睡上三个月，愿望就一定能实现。其实，这种骗人的玩意儿一看就是胡说八道。可我当时居然就鬼迷心窍地信了。回家真做了一个布娃娃，并且写了一张纸条塞在里面。纸条上写着：马上找到一个月能挣十二万的工作。我天天抱着布娃娃睡觉，整夜不敢撒手。一直这么睡了四个月。 ”
“后来呢？”
“后来你不是看见了，连个两万块钱的工作都没找着。气得我把那个娃娃烧掉了。打那儿以后，什么邪门歪道我也不信了。在日本，这种胡说八道的玩意儿特多！ ”说着，她又笑起来。
“找工作的事，找找停停是不行，得坚持。干任何事最忌讳自暴自弃。”我倒劝起她来了。
“是啊，我妈也说我。这不，最近我又开始找起来了。既然餐馆之类的事不合适，我打算试试别的。那天看见邮局在招送信的，我正考虑呢……”
与小郑相遇不久，味道园的暑假结束了，我晚上终于又有事可干了。然而其它方面的情况并没有丝毫进展。交纳房租，水电，煤气，电话费的日期却在一天一天逼近。我去银行取钱，看着存折上那位数本来就不高的数字，想着这样下去也维持不了多久，心里真是冰凉而又沉重。出路到底在哪儿？希望到底在哪儿？困境何时才能摆脱呢？……
焦急忧虑地度过了好多个日日夜夜，9月份眼看就要来到了。我急不可耐地又给大谷先生打了一个电话，问旅行社的事有否结果。
“我最近太忙，”大谷先生在电话里说：“你若有时间干脆自己去那个公司跑一趟问问吧。去了就找公司的经理，他是我的朋友。”
“好的，那我明天就去。”
“你去完那儿再顺路到我这儿来一下，谈谈你的译稿问题。”
第二天下午，我按照大谷先生给我的地址找到了那家旅游公司。经理在是在，只是正忙着，似乎抽不出空来跟我谈话。一位中年办事员问我找经理有什么事，我便把自己的愿望简单地讲了一下。
“这事恐怕不好解决，我们公司现在不需要中国人作导游。当然你还可以跟经理再谈谈。”
一听这话，我便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又想到眼下已快到9月，就算人家给我这份美差，开了学我想干也还是干不了。可是好不容易托人找到了这里，什么都不说就走又觉得不甘心……于是便等着，等着，一等等到了日头偏西，肚子已经咕咕乱叫了，更要命的是去味道园打工的时间已经晚了。坐在那里，走不是，不走又不是。心里盘算着打工迟到四十钟少挣多少钱，迟到九十分钟少挣多少钱……越算越烦。
经理先生总算露面了：
“大谷先生对我谈过你的情况了。可是很遗憾，我这里现在没有工作能给你做。旅游的大忙季节是8月，你如果6月份来的话，倒还好商量，可是现在都9月了。另外呢，”他忽然把话停了下来，手指敲着沙发扶手，象在想什么，然后咳嗽了一声，接着说：“我听说你是自费留学生，以前在中国没有专业学过日语，对吧？我们这里以前用过的中国留学生－－不过我们一般不用－－都是官费留学生，这些人来日本之前都有过好几年的专业日语基础，并且有过带旅游团的工作经验。从工作能力讲，还是不错的。但是……”他手指头又开始敲沙发扶手：“你嘛……还可以找找其它方面的工作嘛。导游这个工作，你知道吗？要求是比较高的……另外，看起来你不是一个开朗的人，这种性格作导游不太合适。我们的客人不喜欢不爱说不爱笑的……”
他的意思我已经明白了，心灰意冷到了根本不想开口争辩的程度。我站起来向他彬彬有礼地告辞－－脸上确实没有笑容－－匆匆向大谷先生的办公室奔去。一路上我都在不服气地想着：自费生又怎么样？以前没专业学过日语又怎么样？难道就命中注定该比他们矮一截儿？说我不是开朗的人，真笑话！找不着工作，处处碰壁，肚子咕咕叫，还笑得起来吗！
本以为大谷先生叫我去商量译稿是意味着那篇东西通过了，没想到迎接我的却是当头一棒。
“很抱歉，这篇稿子我们不能用，你拿回去吧。” 大谷先生把一只装着我的译稿的大牛皮信封交给我。
“为什么？”我觉得意外极了。
“据说有不少词翻得不准备。再说这是一篇论文，不能译得象那种随随便便的说话。”
这可是我认认真真翻出来的东西，怎么给我带来了这么可怕的结论呢？我着实有些接受不了。
“这是谁说的？”我口气生硬地问。
“一个专家，北京大学来的专家。他可是个有经验的先生哟！”
既然是“北京大学”的，又是“专家”，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看来，就连大谷先生门下的这条羊肠小道(凭翻几篇文章在国外本来就是糊不了口的)，在我面前也被彻底堵死了。
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我的心头“腾”地现出了这么漆黑漆黑的八个特写大字。
“不过，我知道你最近十分困难，”大谷先生又说：“刚才我的朋友也来电话告诉了你去他那里的情况。因此，虽然你的稿子我们不用，但我还是想给你一些报酬。这五千块钱，虽然很少……”
我穷！我难！我走投无路！可我凭白无故要人家五千块钱干什么－－既然我的译稿分文不值！一股难以压抑的极强极强的东西突然从我胸口往上冲。
我推开大谷先生拿着钱的手，想说声“再见”都说不出来，弯腰鞠一大躬，飞奔而出。刚一踏上电梯，便开始“泪飞顿作倾盆雨”。眼泪一发再也不可收拾。走在马路上，流泪；站在月台上，流泪；坐在电车里，还流泪。所有的人都看着我窃窃私语。我干脆不管不顾地任凭眼泪肆意流淌，甚至连擦都不擦。随人家看，随人家说，随人家笑。什么面子不面子，这种时刻还管它什么面子！一路哭到了家－－索性连味道园也不去了－－一头扎进房门，更是惊天动地地大恸起来……
这确实是我留学日本以来情绪最糟的一天，在这两年多的海外生活中，我还从没象这个8月似的一连碰这么多的钉子。但是，我哭，绝不是因为悲观，失望，而只是因为我不能服气。
哭到眼泪一干，心仿佛也横了。你们看不起我，我可是偏偏看得起我自己。我就不信，自己是一团没用的该扔的垃圾。我就不信，这个世界上会没有人了解我，需要我，支持我，帮助我。我相信自己是一块铁，一块钢，它一定有用武之地。我要穿上铁鞋把那用武之地找出来。
晚上躺在床上，我突然想起了渡边寒鸥先生。他是一位日本著名书法家，曾多次到过中国。我来日本后，曾在一次宴会上见过他一面。当时他对我说过：“今后生活上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告诉我，我尽力帮助你。”但是由于他在我的眼中既是位大名人又是位大忙人，所以一直没跟他联系过，以至于几乎把这个人忘掉了。
我一骨碌爬起来，翻找渡边先生的电话号码。一个本子一个本子地翻。从今年的翻到去年的，又从去年的翻到前年的。终于从一个旧通讯本子上找到了他家的电话号码。边想都没想就扑向电话机，拨完号码，那头的电话已经响了，我这才看见表针已经指向夜里11点。这个时间打电话太不礼貌了。刚要把电话挂掉，那头有人接了：
“喂，喂，”是个女人的声音。
“对不起，请问是渡边先生家吗？”
“是呀，您找谁？”
“渡边先生在家吗？”一边这样问，心里却觉得自己实在太不懂礼貌。
“他今天出去参加一个活动，现在还没有回来。您是哪一位？”
“我是一个中国留学生。您是渡边先生的夫人吗？”
“对。”
渡边先生的夫人，我也是在那次宴会上见到的。
“您还记得我吗？……”
就这样，我跟渡边夫人在电话里聊起天来。并且一点一点地把自己近来遇到的一系列麻烦全对她说了。她听完了，立刻安慰我：
“等我丈夫回来以后，我马上把你的事告诉他。我们会想办法帮助你，你不用担心。”
第二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我还在睡梦中就听到了电话铃的响声。谁这么大老早给我来电话呢？一拿话筒，吓了我一大跳：
“我是渡边寒鸥，早上好！”
居然这么快，真是没想到。
“你的事我全知道了。我已经考虑了几条帮助你的方案，需要你来共同商量。今天晚上到我家来吧，有空吗？”
“有，有。”晚上本来是要去味道园打工的，但是事到这一步，那五千块钱扔掉也值了。
没出半个月，渡边先生就从他自己的大群弟子当中亲自为我招来近30名学生，组成了两个中文学习班，并且把他给学生上课用的书法教室也毫无保留地借给了我… …
9月清爽的秋风，终于将8月份阴郁的愁云驱散得一干二净。
我又变成了一个忙人。白天急急忙忙去上学，晚上急急忙忙去上班。味道园一个星期只能去一个晚上了，因为我不光要教两个中文班，而且要教新新贸易公司的四名职员，还要教岛本，另外还有那位律师先生－－九月中旬一过，他就迫不急待地打来电话，要求立即恢复中文学习。
偏偏就在我忙起来的时候，我的那位老同学给我来电话了：
“舞蹈伴奏的事我总算给你联系上了。那位老师说，他们每天早晨8点到9点半的基本功训练请你去弹……”
大谷先生也来电话了：
“那篇稿子我们还是决定用，送来吧。另外，我给你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工作，在一个公司里专管接电话，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一个月工资十万……”
安藤先生也来电话了：
“一个《报知新闻》社的记者想学中文。但他每天晚上没空，只能在上午学，你怎么样？”
我想干，我全想干。可惜的是，我却没有时间了－－白天，我得老老实实去上课。
为什么我闲得发慌时，什么好事也不来找我呢？
为什么在我忙得要命时，这么多好事全一块跑来叫我干瞪眼呢？
你说，这世界上的事情气人不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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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本留学一千天”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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