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jim19800924(jimmy)
整理人: ccu13650(2001-09-10 23:04:59),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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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趟就这么白跑了。第二个星期又去,结果又扑了一场空。于是我便知道,那两万块钱又不翼而飞了。唯一的收获是认识了崎上先生,一个在日本奋斗了大半辈子却仍然一事无成,穷困潦倒的人。这位先生自己没有什么能力,对人却格外热心。他一听说我急着找工作,就主动表示愿意尽力:
“你别着急,这种事得慢慢来。我有一些挺不错的朋友,我帮你去向他们打听打听,有了消息马上给你回话。”
尽管那成功的希望渺茫到了几乎不存在,可听到有人肯向我说这样的话--在当时那种一筹莫展地时刻,心里总是暖暖的。
后来,我就常常给崎上打电话:“喂,有好消息吗?”
他也从来不烦:“很抱歉,还没有呢。给好几个朋友都打过了电话。他们不是忙得顾不上,就是还在别的地方度假或出差。你别着急,啊,心里烦躁对自己没好处,要想开,什么事情都得一步一步来。”
其实,直到最后崎上先生也没帮上我的忙,但我那时就象一个身负重创急望止痛的人,即使找不到麻药,只要有那么一个人不断地在我耳边反反复复地说:“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就会好的,就会好的,就会好的……”我便会觉得那“疼痛 ”真的好象减轻了许多。
从大谷先生那里拿来的稿子很快就译出来了。日译中我是不怕的。我拿着它到大谷先生的办公室去。
大谷先生自己读不了中文,所有的中文稿件他都要请几位“中国秀才”(大谷先生的话)看过之后再决定。
“旅行社的事,我问过朋友了。”大谷先生对我说,“但是据他讲,他们不大喜欢使用中国人。说是中国人一到了中国就尽想往自己家里跑,工作不踏实。所以他们更喜欢用懂中文的日本人,日本人工作起来向来卖劲。”
又完蛋了!我丧气地想。
“不过呢,”大谷先生接着说:“我反复说了你的情况,希望他能帮助你。所以他答应叫你去一趟。”
“谢谢您,我什么时候去呢?”
“我这个朋友的工作也很忙,具体时间很难定,我回头再跟你联系吧。”
“太麻烦您了!”心里出现了一丝光明。
“你呢,情绪好一些吗?”大谷老头笑眯眯地望着我。
“好一些。”
“对嘛,青年人不要怕困难。毛主席说:'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又来了!
“大谷先生,您为什么会背毛主席语录?”
“因为我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呀!”他自豪地说。
后来才知道,大谷先生确实是位对中国极为友好的政治家。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同情中国的革命。战前战后,文革前文革后,他频繁地往来于日中之间,并且曾十分积极地学习过毛选。
那天在大谷先生的办公室里,我遇到了另外一位中国来的留学生。回家时因为刚好同乘一辆电车,所以随便聊了几句。
“你是官费生吗?”我问他。
“对。你呢?”
“自费。”
“自费好哇!”
“为什么?”
“自由。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想呆多久就可以呆多久。”
“可我还直羡慕你们官费生呢。”
“官费生有什么可羡慕的?”
“不用为钱发愁,操心呀,全由国家包了。”
“那点钱能算钱吗?”
“多少钱?”
“象我这类的(指官费生的种类),一个月才七万。”
“可是不包括学费和房租水电,对不?”
“对,可是七万块够什么?”
“天,这真叫身在福中不知福。你晓得我们的日子有多难吗?”
“难什么?你干不就得了。日本遍地都是工作,随便找个干干一下就是好几万。 ”
“哪象你说的那么轻巧!你以为我想干什么就能干得上什么吗?再说我还得上学,一个星期只有七个晚上能做工……”
咳,他们哪知道我们吃的苦,发的愁呀。真叫“话不投机”!
下了车没有直接回家,想到丰岛区的区立图书馆去看一看。结果在大门口撞上了以前日语学校的同班好友小郑。意外的相遇使我们俩高兴得要命。
“你怎么这个时间还在街上逛?没去打工?”她问我。当时已经快6点了。
“我们店休假两星期,快把我闲疯了。”
“走,上我家好好聊聊去,好长时间不见了。”
“你也不打工?”
“我呀,咳!找工作找了一年了,到现在还是找不到。”她使劲一拽我:“走哇,别站着不动,去我家。”
“连洗碗的工作也找不到吗?”
“说的就是嘛。我不愿意端盘子,也干不了。”
“洗碗的工作会找不到?”
“骗你干嘛。”
“这种工作按说不难找吧,满街都是饭馆。”
“谁不是这么说呢,可我的运气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不好,问了不知多少家店--当然是离我家近的,太远了跑不起--说来也怪了,明明在门上贴着招工要人,可我进去一问,回回都是,人家一下子就给我顶回来了'不要!'我直纳闷儿,是不是我的日语发音太差呢?可我还没说什么话呢,不至于刚张嘴就露馅儿吧。后来,我琢磨过来了。”
“因为什么?”
“长的不好。就因为这个。”她指指自己的脸蛋。
我不由得打量了她一眼:短头发,戴眼镜,干瘦干瘦的--记得她以前好象没瘦到这种程度。
“不会因为这个吧?”我说。
“就因为这个。他们日本人特看这个。尤其一个女的,要不你得年轻,别超过二十五岁;要不你得漂亮。象你就比我强多了。”
“你不会化妆吗?”
“是化妆了,也不行。简直都快气死我了。后来好长一段时间干脆不想去找了。 ”
小郑的母亲是日本人,她们是全家一起迁来的。现在一家五口人的生活全靠父亲一个人负担。她父亲在国内是个高级工程师,可来到这里只能找些临时性的工作干,常常失业。
“你现在是一个人住?”我又问。
“嗯,去年夏天从家里搬出来的。家里住省是省,就是地方太挤,每个人的作息时间又不一样,什么也干不了。就出来了。”
“房租多少?”
“一万七。” 一听价钱就知道那房子的模样了。
“那么房租是向家里要了?”
“爸爸每月给我们姐妹每人三万块钱。唉,爸爸一个人负担太重了。我姐姐身体不好,打不了工。我呢,死活找不着,妹妹还算不错,混上了一碗饭。”
我们顺着春日大道一路朝西走。
“你每天都到图书馆来?”
“每天。图书馆多好,有书,有资料,有冷气,还有桌子椅子。我那屋子呀,你去了就知道了,什么都没有,又小又闷。”
“不用看我也知道,”我笑了,“前几个月我也住着那样的房子,兴许比你的还差。现在住的是强多了,就是开支大得活活能把人压死。”
说话来到一个超级市场门口。
“你也没吃饭吧?咱们买点什么到我那儿去做饭好不好?”她说。
“你每天在家都吃什么?”我知道她那间屋子是做不了什么饭的。
“咳,我可简单。天天吃面包,最便宜的那种。还有一阵儿地天天吃豆腐,上午吃半块晚上回来再吃半块,倒上酱油,又好吃,又营养,还便宜。”
怪不得她瘦成这个样。我尽管穷,还不至于一天只吃一块豆腐呢。
“不要做饭了,我知道你没钱。咱们今天也吃豆腐,好不好?”我说。
“那哪儿行,好容易来了稀客。我也要借机会解解馋哪。”好不由分说地走进了商店:“你喜欢吃什么?爱吃肉对不对?”她直奔肉柜台而去,我急忙拉住她:
“我在家每天吃肉,今天就想吃清淡的,就想吃豆腐!”
她认真地看了看我:“真想吃豆腐?那也不能光吃豆腐呀。别的呢?买点儿什么菜?”
我完全清楚她的屋子是不具备炒菜条件的,却不好点破她,就说:“一弄菜,咱们就没时间说话了。今天就简单点儿,求求你。有现成的方便面买两包算了。你把我当成客人,我倒不好意思去了。”
她看我说得恳切,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便买了一块豆腐,两包方便面,又自作主张地买了一包香肠。我们走出商店。
叫她这样一个平均生活费用每天不能超过五百块钱的人为我破费,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觉得无论如何不能空着手作客。已经到了她住的简易公寓门前,她正往里走,我对她说了一声“我回头就来”,便扭头往路口一个小水果摊跑去。掏出钱包一看,一共只有三百五十块硬币。我便拿眼睛搜寻三百五十块以下的水果。看来看去,不是太贵,就是太差。忽然看见四个一包的苹果还不错,正好是三百五十块钱,便对卖水果的说:“我要那包苹果。”他给我把苹果包好递上来,我把手里的硬币倒向他的掌心。刚要走,他喊住了我:
“对不起,还少十块哪!”
“什么?不是三百五十块钱吗?”我奇怪地问。
“可您这是三百四十块呀。”
不可能嘛,刚才明明看了是三百五十。他一个硬币一个硬币重新给我数了一遍,的确还缺十块。
我急了,钱包里已经再也没钱。我蹲在地上仔细地寻了半天,也没把那可恨的十块钱找出来。脸上烧得恨不能钻地缝,后悔出门没多装几个钱。没办法,只好又把到手的苹果还给了卖水果的,换了一小堆酸葡萄捧到小郑住处。
坐在光光的榻榻米上,两个人就着一只小锅吃了面,又就着一只碗吃了酱油拌豆腐(小郑屋里只有一只小锅和一只碗。调料也只有一瓶酱油)。肚子里半饱不饱的,我们便边嘬酸葡萄边聊了起来。
我这才知道,她还有过更狼狈的日子。有一个月底,家里给她的三万块钱花光了,知道家里也没钱,她不好意思开口再要,硬是一连四天没吃饭。
“你居然能撑得下来,我真服了你了!”我说。
“不撑怎么办?那一阵儿我爸正失业,姐姐又病着。当然,我也不是一点都不吃。”
“吃什么?”
“一饿就喝咖啡。刚搬来的时候,我妈给了我一瓶咖啡,我不喜欢喝,就一直放在那里没动。后来,身上连一分钱都翻不出来了,就想起这瓶咖啡来了。”
“喝咖啡管饱?”
“多少好一点儿呗。可是到后来就不行了。我去上学,刚一下楼梯就栽倒爬不起来了。”她的眼圈儿红了,停了好一会儿才又接着说:“那时候为了找工作,你知道我都快急死了。到处碰壁。三十岁的人了,找不到工作,还得叫爸爸拿钱养活着,心里是什么滋味!就为这个,连上大学都不敢想--不能再叫爸爸替我交学费呀。有一回逛书店,随手翻到一本杂志,上面写着这么一段,说是你如果想使自己的某个愿望得到实现,就缝一个布娃娃,在布娃娃的肚子里塞上一张纸条,写上你的愿望。然后就天天晚上抱着那个布娃娃睡觉,睡上三个月,愿望就一定能实现。其实,这种骗人的玩意儿一看就是胡说八道。可我当时居然就鬼迷心窍地信了。回家真做了一个布娃娃,并且写了一张纸条塞在里面。纸条上写着:马上找到一个月能挣十二万的工作。我天天抱着布娃娃睡觉,整夜不敢撒手。一直这么睡了四个月。 ”
“后来呢?”
“后来你不是看见了,连个两万块钱的工作都没找着。气得我把那个娃娃烧掉了。打那儿以后,什么邪门歪道我也不信了。在日本,这种胡说八道的玩意儿特多! ”说着,她又笑起来。
“找工作的事,找找停停是不行,得坚持。干任何事最忌讳自暴自弃。”我倒劝起她来了。
“是啊,我妈也说我。这不,最近我又开始找起来了。既然餐馆之类的事不合适,我打算试试别的。那天看见邮局在招送信的,我正考虑呢……”
与小郑相遇不久,味道园的暑假结束了,我晚上终于又有事可干了。然而其它方面的情况并没有丝毫进展。交纳房租,水电,煤气,电话费的日期却在一天一天逼近。我去银行取钱,看着存折上那位数本来就不高的数字,想着这样下去也维持不了多久,心里真是冰凉而又沉重。出路到底在哪儿?希望到底在哪儿?困境何时才能摆脱呢?……
焦急忧虑地度过了好多个日日夜夜,9月份眼看就要来到了。我急不可耐地又给大谷先生打了一个电话,问旅行社的事有否结果。
“我最近太忙,”大谷先生在电话里说:“你若有时间干脆自己去那个公司跑一趟问问吧。去了就找公司的经理,他是我的朋友。”
“好的,那我明天就去。”
“你去完那儿再顺路到我这儿来一下,谈谈你的译稿问题。”
第二天下午,我按照大谷先生给我的地址找到了那家旅游公司。经理在是在,只是正忙着,似乎抽不出空来跟我谈话。一位中年办事员问我找经理有什么事,我便把自己的愿望简单地讲了一下。
“这事恐怕不好解决,我们公司现在不需要中国人作导游。当然你还可以跟经理再谈谈。”
一听这话,我便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又想到眼下已快到9月,就算人家给我这份美差,开了学我想干也还是干不了。可是好不容易托人找到了这里,什么都不说就走又觉得不甘心……于是便等着,等着,一等等到了日头偏西,肚子已经咕咕乱叫了,更要命的是去味道园打工的时间已经晚了。坐在那里,走不是,不走又不是。心里盘算着打工迟到四十钟少挣多少钱,迟到九十分钟少挣多少钱……越算越烦。
经理先生总算露面了:
“大谷先生对我谈过你的情况了。可是很遗憾,我这里现在没有工作能给你做。旅游的大忙季节是8月,你如果6月份来的话,倒还好商量,可是现在都9月了。另外呢,”他忽然把话停了下来,手指敲着沙发扶手,象在想什么,然后咳嗽了一声,接着说:“我听说你是自费留学生,以前在中国没有专业学过日语,对吧?我们这里以前用过的中国留学生--不过我们一般不用--都是官费留学生,这些人来日本之前都有过好几年的专业日语基础,并且有过带旅游团的工作经验。从工作能力讲,还是不错的。但是……”他手指头又开始敲沙发扶手:“你嘛……还可以找找其它方面的工作嘛。导游这个工作,你知道吗?要求是比较高的……另外,看起来你不是一个开朗的人,这种性格作导游不太合适。我们的客人不喜欢不爱说不爱笑的……”
他的意思我已经明白了,心灰意冷到了根本不想开口争辩的程度。我站起来向他彬彬有礼地告辞--脸上确实没有笑容--匆匆向大谷先生的办公室奔去。一路上我都在不服气地想着:自费生又怎么样?以前没专业学过日语又怎么样?难道就命中注定该比他们矮一截儿?说我不是开朗的人,真笑话!找不着工作,处处碰壁,肚子咕咕叫,还笑得起来吗!
本以为大谷先生叫我去商量译稿是意味着那篇东西通过了,没想到迎接我的却是当头一棒。
“很抱歉,这篇稿子我们不能用,你拿回去吧。” 大谷先生把一只装着我的译稿的大牛皮信封交给我。
“为什么?”我觉得意外极了。
“据说有不少词翻得不准备。再说这是一篇论文,不能译得象那种随随便便的说话。”
这可是我认认真真翻出来的东西,怎么给我带来了这么可怕的结论呢?我着实有些接受不了。
“这是谁说的?”我口气生硬地问。
“一个专家,北京大学来的专家。他可是个有经验的先生哟!”
既然是“北京大学”的,又是“专家”,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看来,就连大谷先生门下的这条羊肠小道(凭翻几篇文章在国外本来就是糊不了口的),在我面前也被彻底堵死了。
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我的心头“腾”地现出了这么漆黑漆黑的八个特写大字。
“不过,我知道你最近十分困难,”大谷先生又说:“刚才我的朋友也来电话告诉了你去他那里的情况。因此,虽然你的稿子我们不用,但我还是想给你一些报酬。这五千块钱,虽然很少……”
我穷!我难!我走投无路!可我凭白无故要人家五千块钱干什么--既然我的译稿分文不值!一股难以压抑的极强极强的东西突然从我胸口往上冲。
我推开大谷先生拿着钱的手,想说声“再见”都说不出来,弯腰鞠一大躬,飞奔而出。刚一踏上电梯,便开始“泪飞顿作倾盆雨”。眼泪一发再也不可收拾。走在马路上,流泪;站在月台上,流泪;坐在电车里,还流泪。所有的人都看着我窃窃私语。我干脆不管不顾地任凭眼泪肆意流淌,甚至连擦都不擦。随人家看,随人家说,随人家笑。什么面子不面子,这种时刻还管它什么面子!一路哭到了家--索性连味道园也不去了--一头扎进房门,更是惊天动地地大恸起来……
这确实是我留学日本以来情绪最糟的一天,在这两年多的海外生活中,我还从没象这个8月似的一连碰这么多的钉子。但是,我哭,绝不是因为悲观,失望,而只是因为我不能服气。
哭到眼泪一干,心仿佛也横了。你们看不起我,我可是偏偏看得起我自己。我就不信,自己是一团没用的该扔的垃圾。我就不信,这个世界上会没有人了解我,需要我,支持我,帮助我。我相信自己是一块铁,一块钢,它一定有用武之地。我要穿上铁鞋把那用武之地找出来。
晚上躺在床上,我突然想起了渡边寒鸥先生。他是一位日本著名书法家,曾多次到过中国。我来日本后,曾在一次宴会上见过他一面。当时他对我说过:“今后生活上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告诉我,我尽力帮助你。”但是由于他在我的眼中既是位大名人又是位大忙人,所以一直没跟他联系过,以至于几乎把这个人忘掉了。
我一骨碌爬起来,翻找渡边先生的电话号码。一个本子一个本子地翻。从今年的翻到去年的,又从去年的翻到前年的。终于从一个旧通讯本子上找到了他家的电话号码。边想都没想就扑向电话机,拨完号码,那头的电话已经响了,我这才看见表针已经指向夜里11点。这个时间打电话太不礼貌了。刚要把电话挂掉,那头有人接了:
“喂,喂,”是个女人的声音。
“对不起,请问是渡边先生家吗?”
“是呀,您找谁?”
“渡边先生在家吗?”一边这样问,心里却觉得自己实在太不懂礼貌。
“他今天出去参加一个活动,现在还没有回来。您是哪一位?”
“我是一个中国留学生。您是渡边先生的夫人吗?”
“对。”
渡边先生的夫人,我也是在那次宴会上见到的。
“您还记得我吗?……”
就这样,我跟渡边夫人在电话里聊起天来。并且一点一点地把自己近来遇到的一系列麻烦全对她说了。她听完了,立刻安慰我:
“等我丈夫回来以后,我马上把你的事告诉他。我们会想办法帮助你,你不用担心。”
第二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我还在睡梦中就听到了电话铃的响声。谁这么大老早给我来电话呢?一拿话筒,吓了我一大跳:
“我是渡边寒鸥,早上好!”
居然这么快,真是没想到。
“你的事我全知道了。我已经考虑了几条帮助你的方案,需要你来共同商量。今天晚上到我家来吧,有空吗?”
“有,有。”晚上本来是要去味道园打工的,但是事到这一步,那五千块钱扔掉也值了。
没出半个月,渡边先生就从他自己的大群弟子当中亲自为我招来近30名学生,组成了两个中文学习班,并且把他给学生上课用的书法教室也毫无保留地借给了我… …
9月清爽的秋风,终于将8月份阴郁的愁云驱散得一干二净。
我又变成了一个忙人。白天急急忙忙去上学,晚上急急忙忙去上班。味道园一个星期只能去一个晚上了,因为我不光要教两个中文班,而且要教新新贸易公司的四名职员,还要教岛本,另外还有那位律师先生--九月中旬一过,他就迫不急待地打来电话,要求立即恢复中文学习。
偏偏就在我忙起来的时候,我的那位老同学给我来电话了:
“舞蹈伴奏的事我总算给你联系上了。那位老师说,他们每天早晨8点到9点半的基本功训练请你去弹……”
大谷先生也来电话了:
“那篇稿子我们还是决定用,送来吧。另外,我给你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工作,在一个公司里专管接电话,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一个月工资十万……”
安藤先生也来电话了:
“一个《报知新闻》社的记者想学中文。但他每天晚上没空,只能在上午学,你怎么样?”
我想干,我全想干。可惜的是,我却没有时间了--白天,我得老老实实去上课。
为什么我闲得发慌时,什么好事也不来找我呢?
为什么在我忙得要命时,这么多好事全一块跑来叫我干瞪眼呢?
你说,这世界上的事情气人不气人!
---- 关于“日本留学一千天”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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