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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美国《科学》杂志写稿的挑战(ZT)
送交者: Coke 于 August 17, 2001 23:55:09:
为美国《科学》杂志写稿的挑战
[中国特稿社] 熊蕾
2001年6月8日
美国《科学》是世界上最权威的科学刊物之一。在《科学》上发表文章，是很多科学工作者终生的梦想和追求。所以有人听说我们给《科学》写稿，很惊讶。他们不知道，《科学》和《自然》这样的刊物，大体上分两个部分，前边是新闻部分，有几个栏目，是记者写的新闻报道，专稿等，后边一多半，是论文部分，包括研究报告、专著摘要或书评等。我们只是给《科学》的新闻部分写稿。论文我们是写不了的。
当然，给《科学》的新闻部分写稿，也非常富有挑战性。首先，我们先后有6个记者给他们写过稿，没有一个是主修科学的。大部分可以说是科盲。因为不懂行，在选题方面就很难把握。难以判断这个题目是否值得写，他们是否感兴趣。其次是语言的困难。本来英语就不是我们的母语，再要搞懂所涉及的科学语言，确有难度。但是，也很有意思。可以认识一些真正的精英，学到一些新鲜的知识。所以，面对挑战，你只能逐一解决问题。不懂行，就向科学家们请教，不好判断，就跟《科学》的编辑加强沟通。我们特稿社每年发科技报道３０篇左右。采用率在９０％以上。其中半数左右为《科学》发表。可以说，《科学》周刊是我们科技特稿的最重要的用户，也确实是写稿难度最大的用户。
我们特稿社从1996年开始给《科学》供稿，现在5年了。我们为《科学》杂志写的稿子涵盖以下几点内容：
1． 中国的科技体制变革和科研政策调整情况。包括对基础研究投入的变化、科技部门新领导的介绍和专访、科学院所的调整等。
2． 中外科技合作的情况。包括中外合作科研项目的开展、有关中外合作科研的规
定和管理等。
3． 中国的重点科研项目或领域。如中国对地震预报的研究，中科院的知识创新工程，对辽西鸟化石基地的保护等。
4． 有关科学问题的争论。如关于如何保护大熊猫的争论，有关中国人类基因保护的争论等。
5． 中国在一些科技领域的研究动态。如航天科技和卫星发射，信息，天文等。
下面通过几个实例，介绍一下我们给《科学》写稿的情况。
例一：与《科学》合作：“新闻聚焦”中国古生物学研究
今年1月12日出版的这期《科学》杂志，一幅中国科学家发掘古生物化石的照片作为封面。在“新闻聚焦”的栏题下，它以9页的篇幅，详细介绍中国的古生物学研究。作为世界科学界最权威的刊物之一，在它一百多年的历史上，《科学》还是第一次辟出如此多的版面，就中国科学的某个专门领域进行如此深入的报道。
这也是一家有国际影响的西方杂志第一次这样大规模地介绍中国科学的一个专门领域。这组专题报道题为《古生物学在中国》，由四篇各自独立的特稿组成，对中国古生物学的成绩，问题以及前景，做了全面的介绍。四个专题分别是：化石篇——“精美的中国化石为生命之书增加新的篇章”；人物篇——“在长期艰苦的努力后，研究驶入快车道”；问题篇——“内部争斗和掠夺资源阻碍了野外工作”；合作篇——“硕果累累的双向合作”。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还编排了一幅占两页篇幅的精美地图，标明中国丰富的古生物资源分布。这组报道无论是对成就的记叙还是对问题的批评，都中肯到位，受到了中外古生物学家的广泛好评。
这组特别报道，可以说是中美两国从事科学报道的新闻工作者的一次跨国行动。我作为《科学》杂志在中国的特约供稿人之一，参加了这次报道的策划、采访和编辑各个环节。这里分三个方面介绍这次合作。
策划
《科学》开始酝酿做中国古生物研究的专题，是在2000年5月。当时，《科学》负责亚洲地区的新闻部副主编杰夫·莫维斯就做这组特别报道的意图征询我的看法，同时了解中国政府和社会公众对古生物学的支持度，了解中国高等学校的古生物学专业是否因为这个领域的一系列重大发现而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这是策划这组特别报道的初期。当时他们主要是对选题进行论证，看看这个题材是否值得花这样的力气，给这么多的篇幅来做。
在一般人看来，古生物学研究在物欲横流的当今社会，似乎太冷僻了。它既不能带来滚滚的财源，也不能实现高新技术的突破。所以有人奇怪《科学》为什么首选中国的这一领域做特别报道。
其实，审视一下《科学》、《自然》等世界一流科学杂志，就会发现，在它们侧重刊登的物理学、生命科学、环境科学、地质古生物学等学科的论文中，近十年来，古生物学领域的中国科学家发表的论文要比其他领域为多，而且发表的往往是具有世界级轰动效应的发现。比如中国科学家在云南澄江发现的距今５．３亿年的寒武纪生物化石群落，将脊椎动物的出现提前了6千多万年；在浙江煤山等地发现的记录２.５亿年前生物大绝灭过程的地层，证明中国掌握着探讨地球早期生命演化的金钥匙；对辽西多种古鸟类和有羽恐龙化石的发掘，可能有助于结束古生物学界由来已久的鸟类是否从恐龙演化而来的争论。这些有如“集群轰炸”式的发现，引起了《科学》希望进一步探访中国古生物学界的兴趣：中国为什么能在这十年产生这样多的发现？中国的古生物学研究可以给世界同行乃至其他领域的科学家们怎样的启示？
在论证的过程中，《科学》的编辑们不仅向我这个中国同行征求意见，更向世界一流的古生物学家就这些问题广泛咨询。当然，他们十分注意对选题的保密，以免竞争对手了解他们的意图，抢占先机。由于咨询是以采访的方式分别进行，所以他们做特别报道的意图是可以隐蔽的。从开始策划到报道最后发表，在长达7个多月的时间里，保密工作的确做得不错。
在两个多月“背靠背”的咨询中，世界一流的古生物学家们对中国古生物学研究的高度评价，促使《科学》在2000年7月决定做这个专题。通过咨询和对以往资料的研究，《科学》的编辑们确定了这组特别报道的主线：写一个总篇，提纲挈领地介绍来自中国的激动人心的化石发现和中国古生物学的全貌，人物篇，介绍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关键人物及机构和国家对他们的支持，问题篇，写阻碍中国在这个领域取得更大成就的问题，合作篇，与外国合作的性质。他们认为，中国有一批兢兢业业坚持古生物学研究的科学家，中国政府对古生物学研究也提供了有力支持。但是，中国的古生物学研究确实还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它取得更辉煌的成就。《科学》的报道重点不仅在于那些引人注目的发现，还要介绍作出这些成就的人。同时，这组报道要给读者以启示，就不能只谈成就，只唱颂歌，而必须正视那些还存在的问题。
策划的下一步，就是细化实施方案。通过在国外的中国古生物学家和中国同行，确定重点采访中国科学院的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南古所）、北京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古所）和国土资源部所属的地质博物馆等三个单位，然后再确定采访哪些中国古生物学家，和采访他们的最佳时间。最后，他们把采访时间定在大多数采访对象都在所里的2000年9月下旬。
参加这次“跨国行动”的几位记者的分工，也是通过互联网反复磋商确定的。《科学》华盛顿本部的记者埃瑞克·斯托斯达负责总篇，《科学》驻日本东京的记者丹尼斯·诺米尔负责人物篇和问题篇，我则负责合作篇。敲定采访各单位的时间和两个“老外”来华的日程后，我们又确定埃瑞克分工访问北古所和地质博物馆，并去辽西化石点；丹尼斯和我去南古所和云南澄江化石点。
回过头来看，我们三人中最年轻的埃瑞克的确是写总体介绍的最佳人选。他虽然过去没有来过中国，但是他是学地质专业出身，对中国的古生物学研究比我和曾多次来中国采访的丹尼斯都更为熟悉。中国古生物学家在《科学》发表的很多重要论文，都是由他做专题报道向普通读者介绍。从后来写成的这组报道看，埃瑞克把近年来中国古生物学研究的重要发现及其意义的脉络，梳理得十分清楚，外行看了也能明白。我和丹尼斯对他执笔的这篇主打文章，都由衷佩服。
合作
这样一次跨国行动，采写这样一组特别报道，除了认真采访之外，记者与记者之间、记者与编辑之间、编辑之间乃至记者编辑和采访对象之间的合作，至关重要。这组报道自始至终很好地体现了一种“团队精神”——所有人员为了一个目标互相配合，协同作战。
虽然丹尼斯直接从日本到上海、南京，与从美国来的埃瑞克根本没有照面，但是我们三个各有分工的的记者互相配合得很好。所有在中国境外的古生物学家，都是在美国的埃瑞克和他的同事们采访的。他和杰夫把这些人的相关谈话及背景分别发给了我和丹尼斯，供我们在稿件中引用。我们在北京、南京等地分头活动时，也是不限于只问自己负责的那一部分需要了解的问题，而是尽量全面地提问，然后互相通报彼此可能需要知道的情况。比如，埃瑞克介绍中国古生物学研究成就的文章中，有丹尼斯和我提供的关于南古所、云南澄江和其他方面的情况，丹尼斯负责的两篇报道，也有埃瑞克和我采访的素材，我负责的介绍国际合作的报道，又有埃瑞克和丹尼斯提供的不少情况。
除了在素材方面“互通有无”外，对于各篇报道如何使用材料，侧重哪些要点，大家都主动提出看法。每篇报道初稿出来，除送给杰夫，也拷贝给其他参与采访的记者，征求意见。拿我负责的合作篇来说，初稿是以南古所在20年前的国际合作项目寥寥无几，如今有的科学家一人却要兼顾好几个国际合作项目的对比开始的。埃瑞克看了之后，对其中一位科学家20年前出国需要3个月到半年才能办成手续，如今交流之多却使他已不胜其繁，只好自我限制每年的出国次数的经历更感兴趣，建议我从这位科学家的经历开始。这种更加个性化的对比，可能更符合西方读者的接受习惯，所以我照他的建议做了改动。
不参加这个报道小组的记者和编辑，也为这组特别报道作出了贡献。且不说一直在幕后策划并统揽全局的新闻部主编柯林·诺曼和副主编杰夫，与特别报道并无直接关系的《科学》论文部的一些古生物和古人类学专家，也积极向有关记者提供他们了解的情况，介绍相关的的专业知识。我们特稿社另一位与《科学》签约供稿的记者李慧，也帮助安排并参与了埃瑞克在北京的访问，而且贡献了很多有价值的看法。他们虽然没有署名，但是没有他们的合作，这组特别报道是不可能这样成功的。
与科学家们的合作也必不可少。这个题目不仅专业性很强，而且所有访谈都是当场用英语问答。这对我这个古生物学的外行来说，实在头疼。仅在南古所，我们就访问了包括所长在内的12位科学家，他们研究的范围，从宏观到微观，什么古孢子类植物、古腕足类动物、分子古生物，什么寒武纪、前寒武纪、泥盆纪、二叠纪三叠纪层型分界，无奇不有。而他们用英语侃侃而谈时吐出的一串串专有名词，常常听得我一头雾水。好在科学家们都是诲人不倦，只要我们虚心向这些专家请教，他们都很合作。现在又有了互联网，和他们联络也方便。在整理笔记时，我把不清楚的地方通过互联网向他们提出，他们很快就给予详尽而明晰的答复，解决了我们语言和专业上的难题。
最后，还有中美两国记者之间的合作。我们在《科学》发表的有关国际合作科研项目的报道，都非常强调平等和相互尊重。而我们这次跨国行动本身也是一次国际合作，我感到美国记者对我们的意见还是很尊重的。所有报道从初稿、一编、二编直到最后定稿，以及丹尼斯、埃瑞克与杰夫之间的一些相关电子信件往来，他们都发给我看。在对一些问题的表述上，如果我认为他们的理解有误或者报道不全面，只要我提的意见能够说服他们，他们都会接受。
慎重
《科学》在处理中国古生物学研究方面存在问题的慎重而科学的态度，令我印象深刻。西方的新闻观念本来就热衷于报道问题，何况中国古生物学虽然成绩斐然，但问题确也不少。比如部门垄断，画地为牢的问题，比如化石走私的问题，比如对化石点的发掘与保护的问题，等等。《科学》作为一家西方杂志，不可能回避这些问题。关键是对这些问题是怎样报道？是单纯暴露问题，还是惟恐天下不乱，把问题越搞越大？有不同价值观念的媒体会有不同的选择。《科学》以促进科学的发展为己任，他们写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他们对这组特别报道中“问题”篇的处理，典型地体现了这种精神。
丹尼斯执笔的“问题”篇初稿的开头，是写南古所在云南澄江寒武纪生物群落的化石点建的工作站如何漂亮现代，然后说由于管理关系方面的原因，该站建成两年一直空在那里。接下来，他写到辽西化石点的类似问题，也写到科研人员反映一些地方官员对化石点的控制不规范，有时甚至需要靠贿赂来打通关节。
这些问题都是客观存在。我看到初稿，认为丹尼斯对这些问题没有渲染，比较实事求是，因此除了建议更正对一些细节的描述外，没有提出异议。在杰夫那里，也没有太大的改动。没想到柯林通读所有报道后，另改了一个开头，的确不同凡响：
拥有引人入胜的化石，训练有素的研究人员和正在增加的资金，中国本可以成为21世纪研究古生物的理想国。但科学家面临着三方面的问题：对进入化石产地的权利和对化石的控制的争夺，科研团体间的缺乏合作，以及对化石的广泛掠夺。中科院古脊椎所的张弥曼院士说：“这不仅是中国的损失，而且是世界的损失。”
这真是一语点到我们古生物学研究中问题的要害！但这样的表述，既不失客观，又表达出一种惋惜和希望。这种态度，与我们在其他一些西方媒体中司空见惯的对中国的讽刺挖苦，有本质的不同。这样的批评一针见血，但显然是善意的，建设性的，有助于中国解决这些问题，“成为21世纪研究古生物的理想国”。
通观整个报道，凡是提到问题和不足之处，《科学》都是本着这种善意批评的态度。对一些中国科学家之间的纷争，报道没有回避，但决不偏袒任何一方并火上加油，而是把双方的观点和道理都摆出来，由读者自己判断。
我特别注意到，“问题”篇原文中提到的“贿赂”问题，在最后定稿中被完全删去了。这体现了《科学》的慎重：这样的问题虽然可能确实存在，但因没有核实，在全篇报道中，也属枝蔓，因此还是删去为好。
在最后定稿中写到的问题，都有根有据。对所有的问题，尤其是涉及科学家之间不同意见的问题，《科学》的编辑更格外慎重，一再核查某个提法是否会引起法律纠纷，某个引语或事件的叙述是否有出处，中国有关法律是怎样规定的。我认为，这种慎重体现了一种科学的精神，体现了一种对科学的尊重。难怪一些科学家说，这组报道“合情合理”，“难能可贵”。
最后还想提及一点，就是这次特别报道的工作量相当可观：最后出现在报道中的中外古生物学家及有关人物，总共有40多位。几位记者先把所有的访谈记录都整理成文，相互交换，然后各自撰搞。四篇报道从初稿到最后完成，每篇都经过四、五道修改。这些文字累计起来，总有近十万字。为这组报道，从2000年8月到今年1月最后定稿前的5个月中，仅我跟《科学》有关编辑记者就这组报道交换的伊妹儿，就不下百封。而这中间，我们还都要忙于其他报道工作。柯林和杰夫更要负责每周一期的《科学》新闻部分的编务。考虑到《科学》新闻部总共不到20人，我们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工作效率的确很高。
例二：跟《科学》叫板：中国科学家要求平等的国际合作
我和李慧采写的《在中国工作：地学家们谋求合作的共同基础》，刊于1997年５月２日出版的《科学》，占两页篇幅。这是我们和《科学》的编辑“打”出来的结果，前后用了近半年的时间。
引发我们写这篇特稿的起因，是1996年11月1日一期《科学》刊登的一篇报道，写到美国、德国的几位科学家当年８月间在我国新疆吉木萨尔的大龙口考察一条陆相二叠三叠纪界线时，同他们的中国合作伙伴在一些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不欢而散，考察提前终止。其中一位叫卢卡斯的美国人“恶人先告状”，在国际地学界发起抵制中国的活动，要求国际地学科学联合会“停止考虑中国推荐的大龙口及其他所有地方的国际标准层型候选剖面”。报道援引卢和美国驻华使馆官员的话，造成中国政府对这起争端负有责任的印象，并要求中国政府为国际科学界“自由进出”这些地质点提供保证。
我们当时还不知道“国际标准层型”的意义何在，只是直觉地感到卢卡斯的要求很无理，《科学》只登他的一面之词，不公平。我们当即给《科学》的有关编辑发去伊妹儿，指出这篇报道违反了《科学》杂志“本着科学的态度报道新闻，不为任何个人或集团充当工具”的原则，在客观上为卢卡斯提供了市场，使人对同中国进行科学合作项目的可靠性产生怀疑，从而对中国科学界的整体声誉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损害。同时，这篇报道也损害了《科学》在中国的良好声誉，引起很多中国科学家的不满。
《科学》的有关编辑有些紧张。他很委屈地告诉我，当时他确实试图采访中国有关方面，但是中国人都不接受采访。我说，那是中国人对你们不信任，怕你们歪曲他们的话。我们既然已经有了合作关系，你们为什么不通过我们来采访呢？他们说，一个科学家，怎么能只同本国的记者打交道而不同别国的记者交往呢？这不正常嘛。我说，那要分怎样的情况。惹出麻烦来的是你们美国的科学家，我们的科学家当然可能对你们美国记者不信任。他们说，你们有不同意见，可以写读者来信。我说，那不行，读者来信的影响不能与你们的正式报道的影响同日而语，你的报道造成了负面影响，那我们得写一篇以正视听的报道。他们很担心，怕我们就事论事地在卢卡斯事件上纠缠，那会让他们很难堪。看到他们有让步的迹象，我们也得有理有利有节，所以，我们告诉他们，我们要写一篇真正公正客观地介绍中国在地学方面国际合作情况的特稿，不在卢卡斯事件上纠缠，而着重审视中外合作的得与失，探讨这种合作成功的保证是什么。集中在地学范围，是因为这方面的合作涉及面较广，有代表性。打了好多轮笔墨官司，他们终于同意接受这个选题。
在开始采访之后，我们才认识到“卢卡斯行动”对我们科学界造成的伤害有多大。中国地层学界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在年代地层学的研究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国际地层委员会尚未确定的80多条国际标准地层界线中，中国提出了13条候选剖面，其中8条在国际上是一流水平。位于浙江常山黄泥塘的一条奥陶纪中期的剖面，1996年8月已经在国际地层委员会奥陶纪分委员会以15：1的绝对多数获得通过，正交国际地层委员会审批，一旦通过，再经国际地科联批准，便可正式成为界定这一年代地质构造的“国际标准层型”，其意义不亚于奥运会金牌，地层学界称之为“金钉子”。这将是我国地层学界拿到的第一枚“金钉子”。然而，卢卡斯策划抵制中国的信件与奥陶纪分委员会要求审批中国该剖面的报告，在同一天交到国际地层委员会主席手里，使这枚原本“板上钉钉”的“金钉子”一下子悬了。中国有关科学家们不得不为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和声誉四处奔走。尽管很多国际知名地层学家不赞同卢卡斯的作法，而且指出没有一个国家会允许任何人“自由进出”与其资源有关的地质点，但是在1996年11月下旬国际地层委员会就批准黄泥塘剖面表决时，对它的支持率还是由94%跌落到65%。对此，很多中国科学家都认为，是“非科学的因素在起作用”。
如果说最初提出写这篇特稿时，我们所要维护的中国科学的荣誉还只是一个比较虚的概念的话，那么，在采访这些科学家的过程中，这个概念就越来越清晰具体了。我们采访了中科院院部、地矿部有关部门及两单位的5个研究所近20位研究员和主管官员，又通过互联网采访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英国、法国、瑞士的十多位国际知名的科学家。我们了解到，中国地学界的科学家绝大多数是兢兢业业做学问搞研究的，他们的学识、为人和对世界科技发展作出的贡献，通过国际合作为很多外国科学家所了解，所尊重。他们对国际合作也持十分开放的态度，他们要求的只是平等和尊重－－尊重中国的主权和中国科学家的尊严。我们在稿件中通过一个个事例对国际合作中相互尊重的强调，似乎给《科学》的编辑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美国报刊对自己的错误极少更正，但《科学》的编辑在我们最后刊出的稿件中主动写了这样一句话：“卢卡斯将一起简单的误会变成对一个国家的无端攻击。”然后引用我们采访的一位中国科学家的话说：“这是个孤立的事件，与中国的官方政策毫无关系。卢卡斯教授却把它当成否定在中国的一切国际合作和毁坏中国科学家声誉的藉口。”我们稿子的最后一段介绍了国际地科联刚刚通过的一个去外国访问的科学家的行为准则，在这段之后，他们特意加了一句：“到国外旅行时，你的言行可要检点些。”这真是很有意思的。
我在南京采访时，两位顶尖水平的研究员－－其中一位刚刚当选为中科院院士－－为了让我这个外行对地层学有个大概的了解，专门用一下午的时间给我一个人讲课。他们讲得极认真而且极生动，又是放幻灯又是打投影，中文英文一起练，像正规的学术报告一样。中国第一流的科学家如此教导我，让我长学问，我真是感动。
例三：报道中国的地震预报：以科学的态度报道科学问题
1996年，在中国开展地震预报研究３０周年之际，我们向《科学》周刊提出，写一篇介绍中国地震预报研究的特稿。他们一开始没有接受。因为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很多地震学家根本不相信地震能预报，所以他们对这个选题能否成立，没有把握；同时，他们也要考虑这样的报道能否引起他们读者的兴趣。所以，他们在确定是否接受这个选题之前，进行了两方面的调查：一是向我们调查中国为什么要锲而不舍地开展地震预报的研究，二是向美国地震领域的专家了解国际科学界对中国地震预报研究的看法。
经过调查，他们确定这个题目可以写。承担这个题目的李慧采访了不同领域从事地震研究的专家和地震局领导，很快拿出了初稿。
对于中国为什么要研究地震预报，她写得很清楚。1966年河北邢台地震后，灾区一位老农民向前去慰问的周恩来总理提出，希望下次闹地震时，政府“先给打个招呼”，所以，搞地震预报，是中国老百姓的要求。另外，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世界上所有７级或７级以上的地震有10%发生在中国，中国认为，地震预报是拯救生命和财产的最有效的办法，否则“我们无法持续地经受地震造成的损失和社会动荡”。
第三，用一个科学家的话说，“要不是我们能预报出某种类型的地震，我们可能早就放弃这种努力了。但是我们现在正在半道上，除了继续往前走，别无选择。”
但是，在其他方面，他们提出了很多问题。比如，我们讲到每年秋季国家地震局召集全国主要地震学家在北京召开汇商会，要求他们画出一张最有地震危险的区域图。《科学》的编辑就问，这些区域，每年都有新的画出，还是有重复的？这是问得很到位的，因为一般来说，每年大约有一半的区域是从前一年的名单上沿续下来的。1996年的地图上标出了12个据信最有可能遭受破坏性地震的地区。当年已经发生的３次严重地震中，有两次发生在圈定地区之内。但是这３个危险区（即列出来的当年已经震过的地区）几乎年年都圈出来。这说明我们的预报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凭运气，而不是靠科学意义的精确性。
对这样确实存在的问题，在《科学》杂志的编辑那里，你都是无法回避的。所以，对待科学问题的科学态度，只能是实事求是。我们引用中国科学家的话坦率地承认，就严格意义上的预报而言，我们只能预报很小一部分地震。象那些重复圈出的危险区，我们只能如实写出。但是，应该说，把它们圈出来，也不是全无根据。
针对西方科学家认为中国的地震预报科学性不足，方法是“经验性的”这些看法，我们也引用中国一些专家以中医西医的分歧来说明，中国的办法基于这样一个道理，就是，“在物理学解释行不通时，经验性预报却能奏效。”
我们的态度实事求是，《科学》也一样实事求是。他们补充采访了一些美国地震学家，其中卡内基研究所的地震学家保尔·希尔沃说，中国地震学家的成功“超过其他任何人”。他说，“我们西方人肯定有很多东西要向他们学习。”
在给《科学》写搞，我们确实学会了不少东西。体会最深的一点，就是必须要有同行评论，peer review。在涉及科学发现和成就方面的报道，同行的评论是必不可少的。一项科学发现或成就，科学水平如何，有没有分量，不是听发现者个人怎样说，而必须有同领域权威科学家的评论。这里有两个因素：同领域，科学家。是科学家，但不是这个领域的，不算数。不能让生物学家去评论物理学家的发现。是这个领域的，但不是科学家，也不算数。如主管部门官员的评论，就不够分量。虽属同行，但如与所报道的人有利害关系，比如是他的门生之类，那也不能算数。我们记者是科学的外行，对科学问题不听同行的评论，那是很危险的。
关于“中华龙鸟“的争论，就很典型。所谓“中华龙鸟”是1996年10月前后开始被一些媒介炒起来的。北京好几家报纸报道说，这块化石是中国地质博物馆一位博士当年8月在辽宁西部“发现”的，经“研究和鉴定”，证明是“早于始祖鸟”的“原始鸟类化石”，由他定名为“中华龙鸟”。之后不久，这位博士关于这只“龙鸟”化石的一篇论文在一家学术刊物上发表，马上又有媒介报道说，“按国际惯例”，这意味着这一发现“已正式得到国际承认”。
这块化石是“龙”是“鸟”暂且不论，新闻界这样报道至少在三个方面不够规范。第一，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国际惯例，将一篇论文的发表与“正式得到国际承认”等同起来。发表论文距离“国际承认”还远得很。而且在科学界，一篇论文在什么级别的刊物上发表，学术价值也是很不一样的。比如是在部属博物馆甚至部一级刊物上发表，还是在国际一流的杂志上发表，那是完全不同的性质。当然，因为发现的是新的种类，国际惯例是先发现者先定名，“中华龙鸟”这个名称不得不被国际学术界接受，但这不等于是“龙”是“鸟”的定性结论也得到了大家的承认和接受。其次，没有同行评论。中国最著名的古鸟类专家当时都没有对这个结论做出评论。第三，严肃的科学家向公众发表他的研究成果或结论，应当是在他的学术论文发表之后，而不是在这之前。而且，在学术研讨会上宣读论文，仍不能算发表，因为参加学术会议往往不需要经过严格的同行评论。我后来看了他在国外发表的一些论文，发现他和国外科学家联名以英文在国外刊物上发表的论文，都没有肯定这是“鸟”，同他跟国内媒体讲的出入很大。这就更成问题了。
1997年1月，我去中科院南古所采访时，无意中了解到所谓“龙鸟”化石“发现”的真相。在南古所化石标本室，我看到了一块与北京那块化石一模一样的化石——当然北京那块“龙鸟”化石我看的只是报上登出的照片。面对惊愕万分的我，南古所研究员陈丕基解释说，这是1996年8月辽西的农民卖给南古所的。这位精明的农民挖到这块化石后，虽不知其价值，但知道肯定有买主，于是从中间剖开，一半卖给了南京，一半卖给了北京的地质博物馆。想想媒介有关此事的报道，我真是感慨：买来化石与“发现”化石，其间的区别太大了。首先古脊椎动物化石不可以买。其次，买来的化石虽然可以有很高的科学价值，但因为科学家本人不在发掘现场，化石出土的地层就不容易精确确定。掩盖了这些因素，“科学”报道就掺了水分。
1997年4月，美国费城自然科学院组织了美国、德国的著名古鸟类专家专程来中国看这些化石。之后，国内就有媒介报道了他们在考察化石出土地之后“发表”的一份报告。他们的中国东道主提供的译文说，
“据初步的考察，中华龙鸟没有保存羽毛的结构，但显示了现代羽毛的基本形态特征，它的背部有重叠的单个垂直针状物，看来就像一簇刚毛。这些结构同现代鸟以及始祖鸟身上的那些结构一样，还没有变成羽毛。”“也可能这是以前没有认识的羽毛，只是现在的材料还不能说明这一点”。
有的媒介马上据此说这些外国权威“发表“了考察报告。其实，这并不是这些外国科学家“发表”的考察报告，而是他们应中国东道主的一再要求而写下的留言。我看到了英文原文的复印件，发现这段话的译文与原文出入甚大。按照原文，这段话翻译出来应当是这样：
“……保存下来的结构没有显示出现代羽毛的基本形态特征，那些特征包括一个中心羽轴和有规则的羽支。……沿背部的中心有一种垂直的皮状结构。……背上的脊状结构由重叠的单个垂直骨针组成，似乎很像一把刷子的鬃。……这些结构还没有变成如同最古老的鸟，即始祖鸟的羽毛那样的东西。有可能，但尚未证明，这些结构会是以前没有识别出来的原始羽毛。然而，现有的证据还不能说明这一点。”
这一段的英文原文意思很绕，很容易译错。因此提供出来那份译文很别扭，意思上很不连贯，甚至自相矛盾。由此得出的教训是，引用外国科学家的评价，特别是有关重大科学事件的评价，应当核对原文，以免失误。
科学界对这只“龙鸟”化石是“龙”是“鸟”的争论现在基本趋于一致了。用中科院北古所的恐龙专家董枝明的话说，“没有一个研究恐龙的专家认为它不是龙，也没有一个研究古鸟类的专家认为它是鸟。”真不明白我们新闻媒介当初何必急于肯定它是鸟？
这就是我们为《科学》写稿的第二点体会。对待科学必须冷静。新闻的确总是追求新鲜，追求轰动效应，因此总希望在科学上有激动人心的发现。有什么能比“发现了早于始祖鸟”的古代鸟，从而证明中国是鸟的起源地更能轰动世界呢？然则，这毕竟只是我们的一相情愿，而科学就是科学，它决不依从人的感情为转移。特别是科学，决不能靠轰动效应来发展。
第三，多视角。即不是就事论事地报道一个人物、一个事件或一个项目，也不急于得出“是”或“否”的结论，而是尽量从多个角度将一个大的背景呈现给读者，使读者对所报道的问题有尽可能全面的了解，从而得出尽可能实事求是的判断。象在报道中科院的知识创新工程时，《科学》不仅要求了解中科院领导对这项工程的目的和意义的解释，了解实施创新工程的过程和原则，也要了解进入创新基地和未能进入创新基地的科学家的意见。虽然这些意见难免彼此冲突，但是这种冲突是事物发展过程的真实反映，更有助于读者了解实施这一工程的艰难。
多视角报道和同行评论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避免了报道的片面性和可能的失误。1996年，四川一位熊猫专家得到政府支持，从事研究以试管技术推动大熊猫繁育。我们觉得很有意思，跟《科学》推荐，他们也接受了。可是采访了大熊猫研究领域的不同专家后，发现这个研究项目争议很大。对该研究持有异议的科学家们提出：试管繁殖技术，或者说克隆技术，要靠大量种群的支撑来实现，因为以目前的科技水平，试管繁殖或者克隆的成功率其实很低，因此实施的对象都是牛、羊等种群数量很大的家畜，还没有以珍稀濒危动物为实验对象的。号称活化石的大熊猫目前在全世界的存活量只有一千多只，数量之少不足以支持这种实验。另一派科学家则认为，拯救大熊猫最有效的途径，是保护它们的天然栖息地，大熊猫的繁殖能力虽然低下，但只要不受干扰，它们在野外的生存能力足以使它们繁衍下去。几种意见各执一词，各有道理。只报道其中任何一方的观点，都会失之偏颇。而从这几方面的争论中，人们仍然能够清楚地看出中国在保护大熊猫的科学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就。最后，我们改变了原来正面报道试管繁育大熊猫项目的设想，采写了一篇题为《试管繁殖计划激起如何保护大熊猫的争论》的报道。
我们一些记者，要么害怕写科学问题上的矛盾和争论，要么支一派，打一派。这都不是科学的态度。对科学问题有争论，是正常的，科学本来就是在不同观点的争论和碰撞中发展的，否则怎么叫“百家争鸣”呢？科学报道不应当掩盖这种原本正常的争鸣，而应当实事求是地将这些争论反映出来，才有助于推动科学的发展和普及。
给《科学》写稿，必须非常认真。对待不同观点要认真，对待每一个数字，都要认真。比如写地学界的国际合作那一篇，写国际地层学会投票赞成我们那个层型界限的比例，南古所的科学家告诉我们原来是94%，降到65%。我们就照这样写了。杰夫就问，怎么算出来的百分比？这才问出来原来是15：1。
《科学》杂志强调对科学上的发现、创新等新闻性事件的报道，决不先于有关论文的发表。这就防止了利用《科学》的影响来在科学研究中走捷径的情况发生。记者不应该助长社会的浮躁，那种不科学的新闻炒作，不仅会毒害科学界的研究空气，也会损害新闻媒介自身的声誉。在这方面，《科学》的慎重而科学的态度，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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