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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hard_rock(蛮子) 整理人: donimo(2001-08-07 04:41:28), 站内信件 |
| 野生和驯化：并非结束
中国的艺术家面临着很大的局限性，这就是中国的文化只鼓励智慧，但不鼓励人格的力量，大家都在玩智慧，愿意做出技巧性很高的作品。但我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恰恰不应该表现智慧，智慧应该在你的创作过程中，在你交出作品以前就应该完成了。艺术家的作品应该表现的是人格的力量，应该坚持你自己的原则，不要管人家怎么说，也不要相信唯有文字才能当裁判员，因为我做音乐时的感觉有时很难说出来，这不是一年就一个星期有这种感觉，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不断会遇到这种感觉对你的冲击，就像人饿了要吃饭一样。 ——崔健 摘自《华人》月刊九七年11期 作者毛丹青 但是，野生并不能就此死去。 没有野生，文化就病了，就老朽了，就不是人的文化，文化就没有了灵魂。一切文化的动人本质在于，它在发生上应该是野生的。野生境界，是文化的真界。而相反的结果，是文化的体系化将人的生命活生生地闷死。 生命不能闷死在体系中，不能闷死在驯化里，无论是社会化的驯化，还是文化化的驯化。如果我们观照整个中国文化，会发现中国摇滚乐最大的功绩，并非是它在艺术上、音乐上或者文化进步上的贡献，而首先应归功于它的野生立场，这种野生立场唤醒了艺术家的生命冲动，唤醒了艺术家的人格，唤醒了作为艺术应该秉守的第一原则——切身的疼痛。而摇滚乐最大的特点，也并非是它音乐上的特点，而首先是它一系列非体系化的立场。它并不斤斤计较于未来，并不计较在艺术的演进史上会不会占据一席之地，并不计较其智性、技巧是不是很高，并不计较技艺化体系化的历史会怎样审判它，并不计较自己会不会成为庄稼或像庄稼一样目标明确、对人有用，它计较的是现实，是正在呼吸的生命，是这生命正经历的疼痛。正是这一系列非体系化立场，给体系化的文化带来了冲击。 ——摇滚是非组织化的。摇滚过着一种没有组织的生活。摇滚乐的声音不是代表哪个组织的声音，也不被哪个组织所管教，甚至它也不代表摇滚界。它就是表达自己，就是个体生命的喊叫，它的喊叫发生于个体，也只代表个体。摇滚的认识不是通过一个组织体系来达到的，没有一个组织传承、探讨、相互影响、共认某些原则、确立某项体系，然后以一个组织来开展、支撑这项体系。它是纯个人的，就像一个文化盲流，没有组织、机构、媒体、协会，帮它实现“社会表达”。在整个社会组织化的运转中，在国家机器乃至此基础上更为庞大的文化机器里，没有一个部件是属于它的，可以帮它出面运作，也没有一个现成的传送带可以帮它，把意见合乎行规地送到社会的大屏幕上。它像一个从社会结构中逃出来的离子，逃脱了结构，不被结构，只是以布朗运动的分子碰撞方式，寻找着与人群、与文化碰撞的机会。它是个体的人，却力图作公众性的实现。它的背后不仅没有实体的组织，甚至也没有虚体的组织，如“界”（文化界、艺术界、经济界、新闻界、政界等等），在中国由家庭、单位、社会组成的整体结构中，这种非组织化的游离显得非常意外。由于它的非组织化，它的行动处处受到无所不在的社会结构的限制，而偶尔得以实现的社会行动只能是被结构中的某个部分——怀有各种主张、功能、目的的社会化组织利用。它到处碰壁、孤立无援，总是难于实现自己一心向往的演出，总是无力阻止它的形象时时地被别人扭曲，所以中国摇滚极其苦闷、压抑，不过它的自由碰撞方式、个体生活方式，却给已经习惯了生活定势、已经习惯了“社会的组织化”塑造“个人行为的组织化”的人们，开启了一种生活上的想象力。 ——摇滚是非体系化的。它拒绝把自己包裹在文化的体系之中，拒绝被整合，拒绝理论包容。它最关心的是现实，最重要的是表达现实。它被现实推动，而不被文化的功利驱动；它自我生长，而不被文化生长；它结的是现实之果，而不结体系之果。但真实的摇滚并不无视文化问题，它之于文化问题是一场遭遇，而不是扫描和检索。在现实的痛感之下，体系的增长对它不那么重要。对它来说，最重要的是生命：哪里束缚了生命，就在哪里反对它，即使是精英文化和知识分子体系的束缚。这种以人为本的态度，不断刺激文化主体回到人的立场反思，提防体系化的副作用——一种文化高度发展、人格却日趋矮化的精神侏儒症现象，一种只有智力没有人格的文化网状结构，一种只讲理论不问问题的文化异化可能。 ——摇滚非体系化还有别一个方面。它不太理睬艺术的价值论（体系思想），而更秉守时代的反映论。它宁愿充当生时的当代载体，而不在乎死后的文化声名。第一位是表现现实，而不是艺术的突破。所以，它和其他野生文化一道，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的承载者。它以说真话为己任，表现我们的生存状态，不回避，不忌讳，诚实地说出正作用于你的问题，帮你有所发现。它鼓动创造，而不鼓动匠气；第一位追求的不是音乐的美，而是音乐的真；有了真也就有了美，真就是创作与对象——即我们的存在——合拍的程度。 ——摇滚是没有权威的。摇滚音乐里没有权威判断，这一点又与正统文化殊异。正统文化的价值体系是由低向高、由浅入深呈等级排列的。但在摇滚音乐家那里，却试图拒绝孰高孰低、孰优孰劣的评判，终极性的标准是每个艺术家自己，是每个艺术家个体的表达是不是达到了他这个个体的真实。摇滚尊重每一个生命的意义。 ——摇滚是非驯化的，是不入流的。因为不入流，所以它不会受“流”的牵制，而一心专注于自我的表达。因为不入流，所以摇滚在表达后，往往受到“流”的曲解或不承认。 ——摇滚是强调欣赏的。摇滚人认为欣赏中有全体，有摇滚的全部意义，体系化的分析中却没有（一种抵制曲解的无奈之举？）。由于中国的乐评里很少有人强调音乐的审美状态，所以有的摇滚人强烈地反对文字化的阐释，特别是理论的肢解和生吞活剥，而极力鼓吹进入听的状态，听就是摇滚乐的最后意义。 而整个中国已是一种体系化的存在，而摇滚还保持着野生，它的准则与体系化的人类准则处处不同，所以摇滚与社会和文化之间，形成了一系列的无法根除的紧张关系。它使中国摇滚始终面临着压力，有社会组织的压力，种种体制的压力，还有文化的看不见的压力，压力和抗击使摇滚和文化间形成一种互动关系。一方面整个文化、文明形成一股看不见的势力，使摇滚乐时刻面临被排斥、被整合的命运：它会慢慢地驯化，慢慢社会化，慢慢懂得规则；另一方面它对这种整合顽强地进行了冲击和揭露。 90年代的中国，商业的消解、文化的消解不停发生着，虽然摇滚拒绝被整合，但往往由于先天的缺陷，它的反抗并没有力量。比如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它需要一个导向社会的体系，而能找到的往往首先是商业，但它又反对商业的宣传行径；另一方面，商业为了更大的利润，往往借着合作之机，极力想收容摇滚。它们是一对各怀鬼胎的交易伙伴。在这种交易中摇滚或者被同化，或者被歪曲，不管是哪一种，都只能获得极其微弱的表达。更要命的还不是与商业这对伙伴，而是摇滚与文化这对伙伴。摇滚乐所倡导的欣赏，和文化必须进行的评判，这是两个不可偏废、同时又难以调和的两个方面。如何维护摇滚和其他野生文化的野生性，和如何总结文化体系的生长，这也是两个不可偏废、同时又难以调和的方面。这种不可调和的最深刻的影响，是造成摇滚乐内部的巨大矛盾：野生力量本身是极其虚弱的，从本质上而言，它无法通过无文化来达到文化，非体系走极端了，就变成了无知，这是野生文化无法回避的两难。 所以摇滚一直被缚，一直抗争，它使文化不至僵死，同时又无法摆脱被自己的性格决定了的注定悲剧的命运。但无论如何，当野生文化最后汇入历史的主脉流去时（自动地或他动地），我们发现它彰明了一个道理：即所有优秀的文化，在本原的发生上都是野生的，无论是伟大的哲学家，还是最优秀的艺术家，他们的思考和创作，莫不发源于个体的生命，莫不发源于生存的现实，莫不发源于难以遏制的危机和冲动，而不会相反，如发源于文化的界门纲目或体系的生长。他们因为切身的疼痛，为了生命的出路，可能最后演绎出一套庞大体系，但体系不是目的，就像文化不是目的一样。这体系的每一枝叶下面，都有疼痛在发生着，都有生命在勃动着。野生性，是保证这生命的命脉所在，是文化的一缕精魂。 *高旗、侯牧人、ADO、曹平等人的早年经历请参见《摇滚梦寻》一书 编者雪季。 关 闭 ※本网站所有文字、图片版权归 天涯虚拟社区 与《天涯》杂志共同拥有※ ---- 请访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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