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jim19800924(jimmy)
整理人: ccu13650(2001-07-26 20:39:32),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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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求学篇－－考试
1984年10月30日，口试的日子。
候考场上，留学生们一个个显得惴惴不安，从那坐立不安的神态中，从人们互相交谈的话语中，从女孩子们精心打扮过的装束中……
只要有一个考生从考场上出来，大家便不约而同的围上去刨根问低。十个问百个问，不过就是一句话：“老师向你提什麽问题了？”而回答则各式各样。记得有一个同学回答大家：“老师问我「你觉得日本的自动售货机怎麽样？」”于是引起一片大哗。有的说，这种问题提得太古怪；有的则说，这种问题带着某种含义……
而我，那时的心情反倒是平静的，既无所谓的紧张，又无所谓的害怕。我彷佛觉得自己即将面临的并不是一场考试，而是一次会面，一次关键性的会面。我要抓住这次不可多得的机会，把自己长久以来一直考虑着的东西，追求着的东西，痛痛快快地向对方倾吐出来。这一切，不对他们说又对谁去说呢？此时此刻不说又待何时呢？
是的，我必须要告诉他们：我为什麽要经过一次又一次奋斗而踏上这片异国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我靠辛辛苦苦的体力劳动勉强维持着最低水平的生活，究竟是为了求索些什麽？我必须要告诉他们：历史的责任，民族的责任和国家的责任是如何在压迫着我的心，而中华民族的新的飞跃又是如何在激励着我。我必须要告诉他们：众所周知的文化大革命曾夺去了我们十几年大好的青春岁月，如今的学习对我们来说是何等重要，而光阴于我们又是何等地宝贵。此外，我还想告诉他们：研究中国几千年文化对日本的深刻影响，以及两国文化的相互关系对于我来说是多麽有趣的事情。我还要告诉他们：中日文化的互相交流是历史的潮流 （当然不只是文化） ，由于战争等原因而中断了几十年关系的两国人民极需互相了解。不仅日本人民需要通过中国的文学作品了解中国，中国人民也同样需要通过日本的文学作品了解日本。而我，则愿意成为这种相互交流中的一座小小桥梁……
这些话并不是靠几个小时或几天几夜的冥思苦想得出来的，它们早就在我的胸中形成，伴随了我一年又一年。说出这一切来，绝不是一件费力的事。需要仔细考虑的只是如何用正确漂亮的日语形式表达出来。
叫到我的名子了。我怀着一颗激动的心走进考场。
主考官是一位头发斑白的老教授。他那慢节奏的讲话，微带笑意的眼光，都叫我觉得他不象一位考官而更象一位慈祥的老大爷。
“昨天的笔试，你的英文考得不好，知道吗？”这便是老教授向我开门见山的第一句话。
怎麽会不知道呢？昨天英文考“糊”了。满满四大页的考题，要求只在短短的50 分钟内答完。题目又绕脖子。它针对一篇正文，提出一系列答案，要你来判断孰是孰非。俗话说“临阵磨枪不亮也光”。可面对这样的试题，我那临阵磨出来的枪却实在有点儿玩不转了。不过，这本来倒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所以倒并不气馁。我相信，只要自己在整个考试过程中充分发挥本人的优势，就足以弥补英文的失分。
随着英文考试的话题，口试渐渐展开了。一个个提问接踵而来。有些是一般性的－－
“日本社会，日本人给你的印象是什麽？”
“你最感兴趣的事是什麽？”……
有些则是专业性的－－
“你说说「在公园里开的花」与「在公园里种花」的「在」字有什麽区别？为什麽使用的助词不同？”
“你知道哪些明治时期的著名文学作品和作家？”……
而我，不管老教授问什麽问题，都尽可能地把我所想表述的东西加进去。尤其当问到我“为什麽要出国留学？”“为什麽要放弃了从事了多年的音乐专业而改学文学？”“为什麽想研究日本的文学？”时，我就象获得了天赐良机一般，尽情抒发开来。从空海和尚的赴唐到鉴真和尚的东渡，从日本的汉字，汉文，汉诗到日本人的佛教，道教思想，从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文学先驱的赴日求学到中国30年代文学作品中的日本文学痕迹，从历史上的多次日本侵华战争到两国人民共同的永久友好愿望……最后则是我个人的理想，希望，心情。
老教授一下十分专注地听我把话说完。
“你的想法很好。”他说：“但是，似乎你还不很了解学习文学的艰苦性。特别对于你这样的外国人来说，需要跨越的障碍和鸿沟很多很多……不能没有思想准备。不过，中国人向来是了不起的，而且你的决心看起来也很大。那麽我希望你上了学以后，要切实努力加油！”
听了这话，我知道我已经手持胜券了。
走出考场，同学们照例也将我团团围住，七嘴八舌：“你怎麽在里面呆了这麽久，整整40分呢！都向你出什麽难题了？”
怎麽回答他们呢？我只觉得心里有说不出的痛快。经过左一番右一番的艰辛奋斗，那胜利的曙光总算出现了。
两个星期以后，我接到了寄自东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在信封里，同时还附着另一张通知：“接到录取通知书后，立即交纳入学金十七万元。两周之内不交纳入学金者，入学资格予以取消。”
日本的大学都有所谓“入学金”一说。一旦考上大学，马上先得交上一笔钱 ，不交的话考上了也照样不能上。而这笔钱与学费完全是两码事。我算了算，这笔入学金再加上第一年的学费，我马上就得拿出七十多万日元来。
于是，一条新的，更为艰苦的道路展现在我的眼前。
十九. 搬家
接到录取通知书，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扑通落了地，紧接着非办不可的事情便是搬家。这大概也算是自费留学生活的三部曲吧。找工作－－打工，找学校－－考学，找房子－－搬家。
说到搬家，自费生刚到国外时，都是先在亲戚朋友或保证人的家里寄宿。但不出多久，少则一两个月，多则一年左右，大家便纷纷从寄宿者的家里独立出来自立门户，一直住到底的人并不多见。
刚住进川崎家时，我并没想过以后还要搬家。两个单身女子同住，川崎为人忠厚，住宿条件又舒适，应当说是再理想不过的了。可是没住多久我便产生了搬家的想法。不同的生活习惯，思想方法，加上我的客人身份交织在一起变成了许多无形的戒律，时时刻刻束缚着我的身心。我觉得自己整天都是戴着一副“川崎生活模式” 的枷锁在生活，就连睡觉时也不曾被解除。我是多么想从中解脱出来自由自在地按照我的性格，我的思想，我的习惯，我的追求去生活啊。
后来有那么一天，我偶尔看见了川崎摊在桌子上的一个帐本，上边细致入微地记载着这个月的开支，从水电，煤气，电话，交通到菜，粮，油，包括牙膏肥皂…… 连一分一厘都记录在册。而其中某些开销显然是为我而用的。虽然我早就听说过日本人过日子细，抠，算计，可这个帐本还是叫我接连好几天睡不着觉。看起来，我们俩一同住，戴着枷锁的并不只是我一个人，她也并不轻松。确实，一个月十八万块钱的收入，她一个人过是挺不错了。可再加上我（尽管我每月交她三万块）生活的份量就重得多。而我在给她增加了负担的同时，自己却也并不觉得舒服。既然如此，我何必不搬出去另起炉灶呢？再说，跟她同住每月交三万却从来吃不饱肚子；她的家又远，每月光交通费的开支就压得我喘不过气。如果我住到离学校近的地方，不仅省了交通费。又可以延长打工时间，收入也能增加。找个房租最便宜的房子，一个月光是吃住恐怕还用不了三万块就能既吃得可口又住得舒心。这么一想，从川崎家搬出来的决心便下定了。东洋大学的事一解决，我立即着手找房子。
日本国土的面积虽然很小，但住房遍地都是。这里根本不存在“没房子”一说。大小城市刨去马路和公共设施，全被形形色色的房屋层层叠叠，密密麻麻地充塞了。气派宏伟的高楼大厦，小巧玲珑的洋式小楼，高级的公寓，简易的楼房……任凭你随意挑选。只是，你得有钱。
这里所说的“有钱”，并不是指你能交得起房租，而是说在找到房子之后你需要花费相当一笔钱。一笔什么钱呢？按照日本的社会习惯，找房子一般都要通过房屋介绍所。一旦谈成，你得向介绍所交纳手续费，其金额相当于你所租房屋的一个月房租，然后，你还得向房东交纳一笔礼金。礼金也是以所租房屋的一个月房租为单位的。有的房东索取一个月（房租）的礼金，有的房东则要索取两个月（房租）的礼金。这笔钱纯粹等于送人情。除此之外，为了防止你住了房子而不交房租，房东还得要你交上一个月或两个月（房租）的押金。最后，你还必须把住进去头一个月的房租交上。于是乎：手续费（一个月）加礼金（一至两个月）加押金（一至两个月）加房租，等于说住进新房子以前你必须先掏出相当于五六个月房租的钱来才行。如果你租的房子是每月十万元房租的话，一开头你就得先拿出五六十万元来。
我哪有这么多钱？可是，不搬家又不行。想来想去，除了找最便宜的房子以外，最好是不要通过房屋介绍所，这样可以省去一笔手续费，并且最好是找礼金收得少的房东，可以省去一部分礼金。而这样的房子哪有那么容易找！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这会儿，只能求朋友们帮忙了。特别是那些与我同病相怜的“穷哥们”，他们永远是热心的，果然，听说我要找房，他们有的答应帮我去四处打听，有的则不辞辛苦带我跑了一家又一家房屋介绍所。
东京的房租价格是很贵的，特别是在市内，行政文教机关集中，商业交通发达，离车站近的地方，同时建筑结构高级，各种设备齐全，房间面积大，日照条件好的房子房租很贵，反之则便宜一些。我并不求房子的条件多好，只希望离学校近，上学打工方便，可这么一来却与房租便宜发生了矛盾（学校地处繁华地区）。结果左找右找找不到合适的。
正着急，与我同班的一位从大连来的男生小王告诉我，他住的简易公寓里前两天搬走了一个人，空出来一间三叠的房子（三叠的房间是现在日本面积最小的住房，相当于4。9平方米），问我愿不愿意随他去看一看。那还能不愿意！直接找到房子，可以省一笔房屋介绍所的手续费呢。再说，那个地方离学校只有5分钟的路，房租不过一万二千元。我觉得简直不可能再有比这更理想的房子了。
“可是你要知道，”小王带着我边走边说：“三叠的房间可是什么都没有。洗澡间不必说了，厨房厕所全没有。你得上公用厕所。”
“没事儿，我什么也不要，只要能睡觉。”
“可住长了呢？你不是想自己做饭的吗？”
“我买个电炉好了。无非就是烧烧开水煮煮面。”
“小心别着火，这种房子全是纸糊的。我看你不妨买个煤气炉。”
其实那时我脑子里根本没有“三叠小屋”的形象概念，想到的只是我在北京时那间独自居住的八平米小屋。八平米，在北京住房中算是小房间了，我不是也住得挺滋润吗！可当我亲眼看见那真正的三叠小屋时，着实有点儿傻眼了－－这完全是间四四方方的小鸽子笼。从这头到那头迈不了三步半，天花板不用踮脚一伸手就够得着。自然是什么也没有，除了光光的草席（榻榻米）和一个壁橱。
来的路上有说有笑的我这下不说不笑了。小王看出了我的心思：
“一万二千元的房子，你还要怎么样！多少人不都是在这种房子里住得挺好？不然，到我的房间去参观参观。”
他的房间就在楼上，也是三叠。一看，弄得还挺好。门边是个小电冰箱，冰箱上放着电视。窗户这边是一张书桌，一把椅子，桌子上推着书，本。窗台上放着一个小煤气炉，还有水壶，碗筷之类。
“瞧你还挺阔气，冰箱，电视，桌椅板凳应有尽有。”我打量着这已经被塞得满满当当的小屋。
“唉！那还不容易！有的是过去房客扔下的，有的是捡来的。”
“你的铺盖放在哪儿呢？”
“壁橱里呢。晚上拿出来铺上，这屋子就成了一张床。白天收起来，床又变成了屋子。”
是啊，我们的生活不这样又能怎么样呢？搬来吧！无论如何总比住川崎家强。再说还有个同学可以互相照应。
听说我打算来住，小王就去给房东打电话，告诉他我要租这间房子。电话打完，我们一同返回学校上课。路上小王又对我说：
“你得马上预备出五万块钱来。这个房东要两个月的礼金，还得交一个月的押金和第一个月的房租。你看，一共才五万块钱就解决问题了，便宜吧？”
便宜？这得看怎么说了。
既然已经跟房东说过我租房子的事了，我想，这房子哪怕放上一万年也该是我的手中之物吧。谁料到刚过三天，小王就大惊失色地报告我，那房子昨天有人搬进去了。
怎么搞的！我又气又恼。让小王打电话去质问房东。一问才知道，原来光打电话说一声“要住”是不行的，那叫“空口无凭”，必须得先向房东交一笔“定金”（几千块钱），这事才算是真正确定了。我的妈呀，除了要钱还是要钱！钱！钱！钱！他就不知道钱跟我是冤家吗！
“那你为什么早不告诉我呢？”我冲小王发火了。
“我也不知道呀，我是通过房屋介绍所搬来的。什么‘定金’，我头回听说。可你也是的，为什么不赶紧搬过来呢，都过去三四天了。”
“我怎么不想赶紧搬，可是帮我开车运行李的朋友只有礼拜天有空。租车搬家，我花得起那份钱吗！”
得了得了，再说又有什么用，既然房子已经叫人“抢”跑了。这么着“找房子” 的事只好又从头开始了。
自从看了小王的家，那只需花个五万左右便能住上的三叠小屋成了我的理想目标。房屋介绍我索性不去了，只是一个挨一个地求人。同学，朋友，中国人，日本人，熟人，不太熟的，“见佛便烧香”。可那理想的小天地总是迟迟没有出现。
一天，在学校食堂的饭桌上，我偶然结识了一位正在拓殖大学读研究生的台湾男生，姓徐。很巧，他刚好是前一年从东洋大学毕业的。于是我们俩便聊起了东洋大学。谈着谈着，我不由自主地又扯起了那倒霉的房子问题，并且顿时愁眉苦脸起来。
“你别着急，”他忽然说：“让我想一想，可能我帮得了你。”
我将信将疑。只见他从兜里掏出小通讯本，翻来翻去地找什么。
“你找什么呢？”我问。
“一个房东的电话号码。几年以前，我刚到日本的时候－－那时我的经济状况跟你现在差不多－－在一个简易公寓里住过一年。那个房东人很不错，尤其是对中国人。房租也便宜。”
“多少钱？”
“我那时也是住的三叠的房间，一万块。”
“真的！”
“但这是好几年前的情况了，估计现在已经涨价了。可是你知道吗，这个房东不收一分钱的礼金，只收一个月押金。这份押金将来你搬家时他还退给你。”
居然还有不收礼金的房东，这实在有些令人难以置信！我兴奋了：
“你快帮我去打听打听，他那里有没有空房间。”
“是啊，可是现在我找不到他的电话号码了。”
“要不，你回家去翻一翻看，没准儿在哪个本子上。”
“已经好几年了，以前的本子丢的丢，扔的扔……要不然，哪天咱们干脆去找他一趟。”
“那敢情太好了！”
几天之后，老徐带着我去找那个姓神宫的房东。
出了校门乘上地铁，只两站就到了东京商业交通中心之一的池袋。我们从车站东口走出来，顺着繁华的明治大道一路朝北而去，约走了二十分钟便进入了称为“上池袋”的一片居民区。在狭窄的小胡同里，我一边穿来穿去，一边打量着周围的环境。这里，拥有漂亮小花园，小洋楼的住家不仅少见，而且住房大多是陈旧不堪的木板房，灰暗而毫无生气。抬头望去，大敞着的一个个窗口琳琅满目地晾晒着衣服，被褥，鞋……街道显得拥挤而繁乱。比起川崎家那一带来，这儿确实堪称“贫民窟”了。
在一间又脏又小，简直不成样子的小杂货铺前，一个头发斑白，胡子拉碴，穿着一件脏得几乎辨认不出颜色的衣服的老头，正坐在门前无聊地逗弄着两只奇丑无比的短腿狗。
“神宫大爷，”老徐突然招呼着向他走过去。我简直愣了。真无法把一个拥有三座简易公寓，小汽车，面包车，卡车，杂货铺……的房东与眼前这个脏稀稀，干巴巴的老头联系起来。
“你是从中国来的？”听完老徐的介绍，神宫抬起头，用粘着很多眼屎的眼睛望着我：“中国什么地方？哦，北京。好地方！从前我去过的。颐和园，美极了。真想再去看一看。”他的嘴角流露出一丝笑纹。
“您是哪一年去的？”我好奇地问。
“早喽！那会儿我刚二十一岁，快四十年了。”
“你想到这儿来住，我很欢迎。可惜现在没有空房间。如果你愿意等一等，有了空房间我会通知你。想要三叠的房间是不是？”神宫说。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我抑制不住遗憾的情绪。
“两三个月吧，到了三四月份有几个人大学毕业，打算搬走。”
“还得等两三个月！我真恨不能今天就搬出来呢！”这话，我虽然没说出口，却分明地写在自己脸上了。
沉默了片刻，神宫老头站起身：“你要是实在着急，我自己倒是有一间房子空着，但是全推着东西。你去看一看，如果愿意暂时住一住，我不收你的房钱，借你。怎么样？”
老徐一拍我的肩头：“小陈，你还真有运气！”我也乐了。
“走吧，我们一起去看看。”神宫提着一大串钥匙带着我们，两只狗窜前窜后地跟着。
“远不远？”我问。
“就在前面一拐弯，‘正明庄’。”
日本所有的简易公寓都叫作XX庄。神宫老头拥有的三座简易公寓分别是“正明庄 ”“正阳庄”“向阳庄”。
“那个房间以前是我和老伴住的。三年前老伴去世了，我为了照顾杂货铺的生意就住到铺子里来了。那间房子慢慢就成了堆东西的地方。很乱，你要是不嫌弃可以好好收拾一下。六叠的屋子呢。”
“这两只狗是您养的吗？”我问。
“捡来的。不是什么好种。我看着它们怪可怜。再说我一个人，也挺寂寞。”
“您没有孩子吗？”
“两个儿子都大了，工作挺忙，都不在东京。”
难怪他显得这么寒酸破落。老伴死了，儿子不管他，年纪又大，孤苦零丁没一个帮手。
说话到了“正明庄”。这是一座矮矮的二层建筑，完全是木板的。称之为“简易 ”实在名符其实。里面光线差极了，走廊里黑咕隆咚。穿着袜子的双脚走在木板地上（当时正是12月）只觉得寒气钻心。黑暗中我摸索着数了数走廊两边的房门，各有四个。一个房门就是一个房间，也就是说，一层有八个房间。二层估计也差不多。
“‘正明庄’比另外两个庄大。房间最多。”黑暗中传来神宫的声音。
“房间一般多大？”
“最小的三叠，最大的六叠。厕所一律公用。”一阵哗啦哗啦的钥匙开锁声之后，一扇房门被拉开了。
“进来看看吧。”神宫说着打开了屋里的电灯。
老天爷！展现在我眼前的与其说是一间住房，真不如说是一个库房。各式各样大大小小，乱七八糟，蒙着厚厚灰尘的杂物把屋子里挤得难找投足之地。从破旧的家具到坛坛罐罐，从成堆成包的衣服被褥到养狗的木箱，从做饭的家什到破鞋烂袜子，你压着我，我盖着你，你推着我，我挤着你……乱得不可开交。
与其说这是一间库房，我又觉得它更象是个山洞。虽然开着灯，却仍是那么阴暗，感受不到一点光明。寒气中夹着浓浓的潮气，潮味。黑糊糊的四壁与顶棚似乎并非木头而是湿漉漉的石壁，它们随时都会滴下冰凉的水珠来。站在旧地毯上的双脚冻得发僵，活象是踩在凉冰冰，滑腻腻的青苔上。潮气中还散布着一股强烈的腥臊气。我知道，这是那个养狗箱发出的气味。这气味更增加了这间屋子神秘的“原始山洞”的气氛。“在这儿住上一年，我大概也得变成白毛女吧。”我不由自嘲的想。
与其说这是一个山洞，它却又使我联想到一座阴森的坟墓。阴暗得怕人，寂静得怕人。斜挂着的一张又一张蜘蛛网，随便碰到一件什么东西便腾起的一片烟尘，都叫人觉得这里仿佛不是一个“生”的世界。尤其是沿着墙壁的两三个旧橱柜里，那一套套整齐安放着的精致玻璃，瓷器的茶具，碗具，那一件件精细的手工花束，工艺品，以及原封不动地挂在衣柜里的高级女服……都叫你不能不想起某个亡灵的存在。
谁能想象呢？来到日本这样一个生活水平居世界一流的国家，却要住“贫民窟” ，而且是如此这般的一个“窟”！我觉得从许多意义上说，它甚至比不上中国贫困地区的“破草棚”，“旧窑洞”，甚至“牛棚”，“猪圈”（不是指“黑邦”住的那种）。那些总算是个“人间”，而这里呢，简直就是“阴间”。可是，不住它又怎么办呢？川崎那里多一天都不想呆了。再说，白毛女在山洞里生活了几年，不是也没死吗？这里比真正的山洞多少总要强些吧。
我打定主意进驻“山洞”了。而老徐却不安起来：
“我看，小陈，你还是耐心等一等，何必那么性子急呢！”
“没关系 ，这个地方收拾出来蛮好。况且又不是长住。”
我告诉神宫打算搬进来。来之前要先请几个同学来帮我打扫屋子。
“行，”神宫说：“你来住，房间里的东西你尽可以随便用，我也不收你钱。只不过你收拾房间的时候，别把这里的东西给我扔掉，我都还要的。”
嗬，这些破烂玩意儿不让扔，我腾得出个睡觉的地方吗？一想到打扫这间屋子的工程之艰巨，我的脑瓜子都不由得疼痛！
一回学校，我便开始“征募”能帮我打扫房子的劳动力。可是跟我有交情的同学白天都要上课，晚上又都要打工。有两个同学倒是热心地答应替我卖苦力了，可他们俩的时间又总是凑不到一起。一天又一天过去了，我急起来。别瞧那么个破地方，我还总担心给“丢”了。正在这个节骨眼，一位正跟我学习中文的家庭主妇听说我找不到帮手，就毛遂自荐：
“我帮你好了，我打扫房间最拿手。”
“可是那间屋子没有体力打扫不了。”我说。
“不要紧。咱们先一同去看看再说。”她是个少见的热心的日本人。
第二天一早，当我们俩赶到神宫老头的杂货铺前时，完全出乎意料，神宫老头告诉我：昨天刚有一位房客搬走，腾出来一间三叠的房间。一听这，我高兴得一蹦三尺高。
这屋子在“正阳庄”里。“正阳庄”非常非常小。一层楼三间房，二层楼三间房。空出来的这间在一层的一进门。比起上回小王介绍的那间来，这间质量显然差了一截儿。整个房间破旧不堪。榻榻米席已经坑坑洼洼了，残缺不全的糊墙纸也是东一块西一块地搭拉着。满地都散乱着搬走的人丢下不要的东西。
“这样的房子怎么能住？早就该修了！”那位主妇不禁连连摇起头来。
可我觉得它比起那个“山洞”简直称得上是“天堂”。看，阳光正大束大束地从窗外倾泻进来。尤其令我满意的是，房间墙壁一处凹进去的地方设着极小极小的一个水池（放不进一个脸盆）和一个煤气炉台。也就是说，我还能在这个房间里做些简单的吃食呢，多好！
收拾这间房子当然简单得多了。本来屋子就小，该扔的一扔，该扫的一扫，该擦的一擦，没用一上午，就弄得利利索索。而且我还从“前人”那里继承不小的一笔 “遗产”－－一个可以折叠的书桌兼书箱，一把有着靠背却不能靠的破椅子，两三个能装东西的木匣子，一个看不清影子的小破黑白电视，一本《唐诗三百首》，还有一大堆锅碗飘勺和衣服架子。
三天以后，一位日本朋友用他的小汽车帮我把全部行李从川崎家运了过来。同时，我把一个月的押金和第一个月的房租－－一共是三万日元交给了神宫老头。于是，我的独立生活便由此真正开始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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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実はいつも一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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