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webpk(蒸的英雄)
整理人: xiur(2001-06-13 22:33:21),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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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问起美国当今最重要的作家，或许有人会告诉你，那应该是索尔·贝娄和厄普代克，前者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后者因为“兔子”四部曲两度获得普利策小说奖。相比之下，诺曼·梅勒似乎不太走运，他总是由于私生活的不检点而受到人们的非议，也因此降低了显赫的名声：六次结婚、生子无数、负债累累；酗酒吸毒、刺伤妻子、攻击政界要人、诽谤女明星、帮助杀人犯开脱罪责。但是凭心而论，对于二战以后的美国文化的影响，没有任何一位作家能够超过梅勒：从“垮掉的一代”兴起，到嬉皮士运动的风靡一时；从反越战的示威游行，到竞选纽约市长，再到成立“第五阶层”，专门调查美国情报机构的活动。哪样行为能够少得了梅勒的支持倡导、推波助澜和身体力行？
发表于１９６５年的《一场美国梦》并非梅勒最重要的作品，却是他沉寂多年后的首次激情喷发，继《裸者与死者》（１９４８年）一炮打响，此后的两部小说都不太成功。就在作家几乎要丧失了创作的决心时，他的一篇社会论文《白色黑鬼》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个人的暴力行为可以减少国家集体的大规模的疯狂举措，在这个看法的驱使下，梅勒写出了一系列奠定他的大师地位的“非虚构” 作品，并且因为《夜幕下的大军》（１９６７）和《刽子手之歌》（１９７９）两次获得普利策奖。
那么，处在写作状态上升期的《一场美国梦》到底反映了什么？这本只有２０万字左右的小说，一改梅勒作品所惯有的内容驳杂和动辄上千页纸的庞大篇幅，“我有意搭间树屋，结果却盖出了一座木制的摩天大厦”。我们读者总算不用乘坐电梯了，可以在枝叶扶疏的树屋里慢慢躺下来。然而，小说的主人公罗雅克就远没有这样轻松了，这位二战的英雄、存在主义心理学的教授、电视名人和国会议员，从一开始就背负了另一重隐秘的身份，那便是把妻子从十层高楼上推落的凶手。他是如何制造假象和露出真面目的，包括与歌女彻莉的寻欢作乐、与情敌的争风吃醋和亡命天涯，梅勒都渐次写来，仿佛梳理鸟兽的羽毛，非常耐心细致，这相较于他那粗犷的面孔和激进叛逆的性格，多少令人吃惊。更让我吃惊的是梅勒对美国上层社会生活的铺叙，以及对暴力恐怖的氛围极其详尽的渲染，都可以看出作家的匠心独运，借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迪克斯坦剖析六十年代美国文化的文学史论《伊甸园之门》的评价，梅勒只是因为事与愿违才当上了一名作家，“将自己的作品置于冒险的旗帜下，把它看成一种内心探险，一场与死亡和恐惧的搏斗”。
梅勒以亲身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为我们呈现了一幅血腥的画卷，小说主人公罗雅克对于政治权力的不懈追求，对于死亡的残忍而快意的体认，都会让读者毛骨悚然。“他们始终生活在疯狂与非理性中……而我则迷失在死亡的万花筒里。”（参见本书第７页）或许，梅勒的笔下永远只有这两类人物：即丧失了人性良知的“裸者”和被死亡阴影笼罩的“死者”。我想，一个作家终其一生，也只能写好一两个典型形象，厄普代克找到了“兔子”和“半人马”为他代言，艾萨克·辛格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傻瓜吉姆佩尔”。谁见过一个作家可以永远不重复自己熟悉的题材呢。个人的气质就决定了他作品的风格，这一点，梅勒早在创作第三部小说《鹿园》时就注意到了，这位狂妄的犹太人竟然不把福克纳放在眼里，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了这样的两句话：“小说几乎并不真正属于我，倒像我抚养的小孩。”“就像托尔斯泰坐下来想写《安娜·卡列尼娜》，却写出了《罪与罚》。他一定会很讨厌《罪与罚》。”
在此，我不打算再谈论这本小说对于存在主义的多处见解和性场面的描述，关于这一点，大江健三郎等一批年代稍晚的作家都曾经是梅勒的忠实信徒。同样值得重视的是，梅勒不同时期的小说虽然受到了自然主义、存在哲学、无政府主义等多种社会思潮的影响，而且每部书涉及的题材都有所区别，但是他始终走在时代的最前列，特别关注社会的重大事件，又不仅仅局限于眼前的现实，例如《古埃及的黄昏》就完全虚构了三千年前的宫廷轶闻。他的勤奋和多产、想象力之丰富，都令人叹为观止。梅勒还告诫那些后起的同行，写小说不要过分地依赖技巧，技巧就好像一个“摸彩箱”和一条“脖子下系着一小瓶白兰地的雪地救难犬 ”，它会给你带来一线转机，暂时渡过难关，却是妨碍你成为大作家的致命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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