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liangzy(阿良)
整理人: daiqisi(2001-05-16 18:51:16),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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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又一篇关于中国经济落后的文章，我在其中不同意将各种赔款作为造成经济问题的主因之一，当时也说得太过简单仓促，看到您的回贴，觉得有必要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正好今天有空，所以整理了一下思路，对这个问题我的具体看法如下，请斧正：
我的观点是：历次赔款的影响并非我们以前人为地那样“沉重”，甚至不能说是压倒清朝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洋务派依然可以在各地大兴土木建立各种机械局、兵工厂，而且这些机械局、兵工厂几乎毫无促进民用经济发展的用途，全然是以提高军工技术为唯一目的，在经济上属于“消耗”性质，加上后来耗巨资组建北洋水师，清廷化在整饬军备方面的资金也是相当庞大的开支；而后湘军、淮军剿灭太平天国，也是耗资巨大，征战连年，而且太平天国长年占据了富庶的江南地区，对清朝的税收来源也是一大挫折；但清廷都可以将这些行动进行到底，对太平天国、捻军等剿灭行动更是取得最后胜利，与此同时皇室的奢侈依然没有受到触动，这些都说明当时的赔款并没有对清廷的运作造成太大影响。至于后来的各个条约及赔款愈见苛刻，无疑日益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但我以为不能因此认定，如果没有这些赔款中国的经济或政治就会有起色，因为当日中国面对的问题并非中国的发展缺乏这些资金，而是中国的发展缺乏动力与方向。从这个角度来说，充其量这些赔款也仅仅起到加剧纳税人与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的作用而已，当然在政治角度也起到了瓦解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威权的作用。
当时国人，包括最重要的官僚体系中的皇帝、大臣，他们从19世纪初期对西方列强的对抗的失败中得到的教训并非是整饬社会结构、改进经济以求民富国强，而是陷入了相当深的“仇外”的情绪中难以自拔，妄图以“提高军事”甚或“民间暴力、巫术”的手段来对抗西方列强，所以结果免不了一败再败，以至一发不可收拾，终至崩溃。以此对比日本的明治维新，可知对自身问题的发掘、改正的决断力方面，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与日本形成了多么大的对比。
其实从19世纪初，查处和绅贪污巨案，已然是一个经济结构已经出现问题的危险警告，可惜皇帝、大臣、国人都仅仅将这个事件看作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没有丝毫考虑过经济结构方面的改革需求，及至1840鸦片战争战败，依然没有脱离“内视自大”的思维定式，既然无法开眼看世界，当然不可能真正醒悟，所以后来急功近利于军备、甚至在八国联军的威胁下奢求于义和团的凶蛮、巫术，图增其辱,比如咸丰皇帝本人就是极端仇外，暗中纵容下层、大臣的仇外举动，一旦失败又毫不留情的将他们诛杀、判罪，在关键的政经改革上他却毫无作为。
从此看来清朝从上到下对结构改革的需要的视若无睹或毫无应对办法，才是经济越来越窘迫的重要原因。
后来各列强包括日本在内，对中国不断提出各种要求，赔款也因一次次的战败而越来越多，这无疑增加了清政府的负担和广大民众的苦难，但我们应该注意到一个事实：清政府并没有因为这些赔款的数额而破产，也没有资料证明因为赔款导致中国民众的生活严重恶化。相反导致清政府的政治危机和中国民众陷于更深重苦难的是在乾隆年间就已经风声火起的白莲教，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妄图以巫术对抗”八国联军的义和团等等“内部问题”，即便到了孙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清朝终于崩溃，其崩溃的原因也不是因为财政拮据，相反，整个官僚体系面对革命浪潮的涣散与无能却是如此令人印象深刻。
如果我们再仔细审视1840年鸦片战争战败，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事件并没有将更多的中国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西方世界，这可以从洋务派的各种举措得到明证：他们关心的是西方的火炮、造船技术，而不是西方赖以成功的科学思想、社会制度，即便是很有限的介绍西方社会制度、科学思想的工作也大部分为西方传教士通过他们掌握的传播工具来有意识进行的，如此“漠视”对手的狂妄心态，如此“自大又急功近利”的功利心理，以后的挫折也就难以避免了。
比照1840年以后中华民族面对外部竞争，整个民族的反应：不是深刻反思、虚心学习、向前跨进，反而妄图以片面、急进的军事手段或更“落后”的暴力、甚至寄望于巫术手段来解决问题，这样落后、急功近利的思想状态，使中国的社会结构改革根本无法次序展开、深入进行（戊戌变法的失败就是明证），这才是导致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危机不断加深直至崩溃的重要原因。而且这种狂妄自大、目光短浅又急功近利的心态长期存在于中国人的思想中，以至于清朝覆灭后依然不断上演复辟、“革命”如儿戏的各种闹剧、悲剧，却缺少踏实虚心的学习、循序渐进的改革摸索，其可悲之情形，令人沮丧。
所以，我以为对赔款的影响，确实不能忽略，但如果不对自身的严重问题进行深刻反省，却过于强调“赔款”这样的外部因素的作用，实在有“诿过于人、不敢反思”的嫌疑，更容易陷入“中国近代的落后是西方列强造成的”这样自欺欺人、虚妄片面的论调中，不仅不利于评史，更不利于鉴今。
一点题外话：
当然也有资料指，这些赔款使诸列强受益颇深，特别是日本，历次赔款用以支撑其改革教育体制并培养大量的技术人才，实情如何，我所知甚少，难以评论。不过即便如此，我想我们应该做的不是恨恨不已，甚或如阿Q般自称恩人；我们应该思考的是，为什么日本人可以在国家并不富裕的时候把这些钱如此慷慨决断地用在教育上，如此明智、福泽后辈的举动，无怪乎有日本今天民富国强的局面；而在中国近代，即便没有列强索赔的时期，这种举动却也几乎绝迹？！
读史求鉴，所谓“鉴”，就是深刻的反思，尤其是对自身的反思；否则如果我们读史却总是强调外部因素的作用、责任，那我们就只是从“史鉴”中仅仅侧重于别人的倒影，那样的读史也必然是“片面”的、难有益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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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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