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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杜拉斯与张爱玲的世纪对话(二)
发信人: xiur(青青袖儿)
整理人: xiur(2001-03-03 19:07:59), 站内信件
二、道德失落后的现代生活:欲情恋他很可怜我,我对他说:不必,我没什么好可怜的,除了我的母亲,谁也不值得可怜。  

  他对我说:是因为我有钱,你才来的。我说我想要他,他的钱我也想要,我说当初我看到他,他正坐在他那辆汽车上,本来就是有钱的,那时候我就想要他,我说,如果不是这样,我也不可能知道我究竟该怎么办。  

  宗帧没有想到他能够使一个女人脸红,使她微笑,使她背过脸去,使她掉过头来。在这里,他是一个男子。平时,他是会计师,他是孩子的父亲,他是家长,他是车上的搭客,他是店里的主顾,他是市民;可是对于这个不知道他的底细的女人,他只是一个单纯的男子。  

  上引分别是杜拉斯的《情人》与张爱玲的《封锁》中的文字。一个写的是淫乱,一个写的是偷情。在杜拉与张爱玲笔下,激情失落了,道德被勘破,道德意义上的好人是不真的,苍白的,她们写的是现代人的欲望情恋,是灰色的单调的、说不上美好、也不一定就丑陋的日常生活。  

  杜拉斯和张爱玲如此对题材的选择是自觉的。杜拉说过:"女人就是欲望,女人不能男人写什么便跟着写什么,女人若不在欲望的地方下笔,那她不是在写,而是在剽窃。"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一文中也说:"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因为现在似乎还没有这样集中的客观题材。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认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  

  二人都以现代性的欲望去反古典性的道德。杜拉的《如歌般的中板》、《洛尔。瓦?斯泰因的迷狂》、《蓝眼睛黑头发》、《情人》等与张爱玲的《封锁》、《红玫瑰与白玫瑰》、《沉香屑第一炉香》、《连环套》等作品,整个写的无非是偷情甚至姘居,这的确不是"好人"所能做的。而"好人"对于杜、张二人来说,也不过是人戴上了社会角色的面具,被规定地生活着而已。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说"我要求自己能够写得真实写"欲望的挣扎和汹涌似乎从没变得如此疯狂和裸触,如此的恬不知耻。而这种欲望又和绝望扭结在一起,上演着一幕幕根本就算不上悲剧的悲剧,一幕幕流泪的喜剧。  

  和欲望、偷情相对的是道德与责任,是婚姻家庭所代表的日常生活。杜拉和张爱玲非常关注日常生活,它是她们笔下的"几乎无事的悲剧",毫无戏剧性,单调、平庸。  

  但却在她们的作品中获得了自己的话语空间??在杜拉的小说《如歌般的中板》中,安娜领着孩子来上每周一次的钢琴课,这也是她为自己那吃了就睡、睡了就吃的生活安排的调味剂。这时上钢琴课的楼下发生了一桩凶杀案,这使安娜有了到附近咖啡馆喝酒的理由。  

  在这里她遇到了肖万,两人没有约定却总能在咖啡馆见面,似乎在谈论那桩凶杀案,实则在互诉衷情,二人产生了隐秘的、疯狂的恋情,这是安娜的婚姻和周围的日常生活秩序所无法容忍的。最后,二人一吻之后分手了。人在盲目的激情下相爱又无可奈何地分手。日常生活就像小说中孩子讨厌上的钢琴课,就像女教师所讨厌的教钢琴课这门职业,更像是安娜在冷冰冰的晚宴上呕吐出的"不得已吃下去的奇怪的食物。但人又只能忍受,因为真正的爱情也许只有在死亡中才有,否则,此爱也只会被单调的日常生活磨损掉。  

  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佟振保舍弃了他的"红玫瑰"王娇蕊,娶了"白玫瑰"孟烟鹂,结果忍受不了没有爱情的婚姻生活,在外留宿嫖娼。其实,他娶了"红玫瑰"又怎么样呢?"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臼的还是'床前明月光'。  

  在这里无法忍受的依然是日常生活。王娇蕊与振保的偷情,其实一大半还是因为无法忍受与王士洪的婚姻,需要一种新鲜而刺激的高级调情罢了。但抓了个空,振保并不愿娶她,她不得不再次嫁人,活下去。  

  而最悲惨但又确实是悲而下壮、惨而不悲的莫过于孟烟鹂了??烟鹂得了便秘症,每天在浴室里一坐坐上儿个钟头??只有那个时候是可以名正言顺的不做事,不说话,不思想;其余的时候她也不说话,不思想,但是心里总有点不安,到处走走,没着没落的,又有在白色的浴室里她是定了心,生了根。她低头看着自己雪白的肚子,白皑皑的一片,时而鼓起来些,时而瘪进去,肚脐的式样也改变,有时候是甜净无表情的希腊石像的眼睛,有时候是突出的怒目,有时候是邪教神佛的眼睛,眼里有一种险恶的微笑,然而很可爱,眼角弯弯地,撇出鱼尾纹。  

  这恐怕是现代文学史上最令人怦然心动又令人心酸的文字之一,一个已婚的妇人裸身在浴室里大便,对自己的便秘症也产生了感情。  

  这不单是盂胭鹂一个人的悲剧,也是所有"白玫瑰"们的悲剧,甚至是所有"红玫瑰"们将注定无法逃脱的命运。  

  此外,杜拉斯与张爱玲也有涉及战争的作品。《痛苦》、《广岛之恋》、《长别离》都涉及二战,但杜拉斯下笔不写战争,只写战争给人带来的创痛,给人带来的情爱的破碎与残缺。张爱玲也是从二战过来的,她着眼的偏偏也是"倾城"下"之恋",是"烬余"之"录"。  

  关注传统道德失落后现代人的欲望、情恋,以及无法忍受的日常生活,体现了杜拉和张爱玲题材选择的世界性和现代性。她们告诉我们,没有问题的家庭婚姻是可疑的、不正常的。对性、欲望的关注则几乎是20世纪文学有别千前的最大标志。这一题材选择的世界性与现代性背后,对于杜拉来说,是受法国本民族文学传统中现代性裂变的影响,而对于张爱玲来说则是自觉地接受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情欲、性欲论调及一战后西方作家的影响。  

  尼采在19世纪末喊出"上帝死了",而法国文学在20世纪的发展表明??"人也死了"。不再相信有人间英雄,不再在英雄身上寄托希望。罗曼?罗兰笔下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们死去了。法国荒诞派戏剧率先揭示了人类存在的荒诞和不可理喻,而存在主义则把这个问题提升到人的存在层面上来考虑,"人也死了",也就是说人的本质,那个可以拥有本质的坚硬的人如壳般碎去了,"人的存在先于人的本质"。人的境遇先于人的抗争而人又不得不抗争,人被抛到这世上来,谁也无法脱逃。两次世界大战击碎了人类永恒、进步、富强的神话,整个西方文学开始关注人类的普遍性处境:人并不像人自己想像的那么美好、可爱。杜拉正是在这种思潮下浮出海面,步人二战前后的法国文坛的。杜拉早期的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就有明显的存在主义因素。母亲筑堤抵挡太平洋的潮水,非常像西西弗斯一次次推巨石上山的荒诞命运。小说的力量在于它所揭示的惊心动魄的真实:人被抛在这世界上,绝望与荒诞不再是人生的偶然与例外,它们就是人生。  

  张爱玲的题材选择无疑受到了中国旧言情小说和旧戏的影响,而怀疑人的理性,强调非理性,对现代文明乃至人类的幻灭与失望,自觉地以情欲来解释人生的一切饥渴和挫折,这却是张爱玲借鉴西方现代文学并受其深刻影响的结果。无论张自己怎么说,她的《心经》无疑正是弗洛伊德"恋父情结"的文学表述。张爱玲曾提到过精神分析病例,提到过一大批一战后的西方作家,如毛姆、赫胥黎、威尔斯、奥尼尔、萧伯纳等。这些作家都感到了一战后西方深刻的精神危机。  

  张爱玲受他们的影响,也自觉地对人类文明的浮泛,对传统道德的失落,对人的欲望潜流有了认真的关注,这使她的作品在题材选择上打破了地域性限制,能够真正达到东西文化不隔的地步,且具备了深刻的现代性因素,致力于人性在英雄神话破灭后的苍白、自私、丑陋的描述与刻划。  

  然而,写的虽然都是现代人欲望冲突下的情恋,杜拉写的是"情",张爱玲写的却是"恋"。写"情"也好,写"恋"也罢,二人处理这种题材的可贵之处在于都凸现了强烈的现代感,不约而同地拒绝温情、矫情和滥情。杜拉笔下的爱情是绝望的,与死亡联系在一起,男女主人公们神经质地疯狂地攫取、寻找爱情,在汹涌的欲望中终至无法把握住爱情;张爱玲写恋爱、恩怨、欲念,总挥之不去那种惘然、苍凉之感,有种世纪末的的情怀。《倾城之恋》中范柳原时白流苏说:  
  "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仅此而已。  

  两人在题材选择上这种微妙的差异是和各自的文化背景相联系的。  

  在法国文化传统中,爱情天然地向艺术生成,欲望、性超越为爱情;而在中国,欲望、性与爱情是分裂的,它们自觉地向历史生成,巨大的传统、现实压力,不自觉地栩曲了人物的情感心态,不允许一次不顾婚姻的爱情,饶有趣味的是,在杜拉的作品中,人物大部渴望逃离婚姻的"围城",反叛社会,去寻找真正的。忘我的爱情;而张爱玲笔下,女主人公们的最大心愿是抓住一个男子,把自己嫁出去,恋爱成为现实利益逼迫下走向婚姻"围城"的过渡,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  

  难怪张爱玲说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  

  "此情已侍成追亿,只是当时已偶然"。日常生活压力下、欲望煎熬下的现代人已无法从传统道德和人性神话中取一杯羹了,那么情何以堪,爱又何以寄呢?杜拉和张、爱玲以极大的勇气忠实于生活真实,正对肚人以或同情或悲悯的注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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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眠者赤裸裸地躺着,是十分美丽的   
他们赤裸裸地躺着,在整个大地上手牵手  
从东方走到西方   
亚洲人和非洲人手牵着手,欧洲人和美洲人手牵着手   
有学问和没学问的人手牵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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