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k_xiaoyao(逍遥)
整理人: k_xiaoyao(2001-02-27 19:27:59),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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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赵维 于 February 24, 2001 09:58:48:
回答: 更正与致歉：关于陈竺院士的论文 由 J.H. 于 February 24, 2001 08:45:23:
中国最具潜力问鼎诺贝尔奖青年科学家陈竺
给国家领导人讲课
陈竺说 我们是哀兵 都说哀兵必胜
科技部朱丽兰部长说过，我们国家更缺乏的是战略科学家
江泽民总书记亲自批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给中国科
学家提供了一个机遇
我觉得在下一轮研究中我们是能够走在前面的，而不仅仅是
做一个配角
中国的基因资源流失光靠堵不行，我们自己的科学家要争取
政府的支持和社会的支持
找陈竺难，一个字，忙。
约陈竺采访还是难，一个字，还是忙。
飞到上海，顺利完成了对其他科学家约定的采访，就开始了
等待，专等出差回来的陈竺，因为不见到他总有点儿不甘心。因
为要想了解中国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方向，陈竺
是一位极为关键的人物。
也许是上天眷顾了我的虔诚，就在最后一天，在离飞机起飞
回京仅剩下几个小时之时，因为电话始终没人接听，因为跟他周
围办公室的同事已经打听到他这个周日的下午可能飞回上海，我
干脆乘了辆车“跑”到了他供职的上海瑞金医院，期望着能在最
后的关头在门口“堵”住他。
七拐八弯，找到了那幢楼，仅有一间办公室开着门，一个身
影在简陋的阳台上一闪，再敲门，无人应声，干脆闯了进去，因
为别无他处可以询问一声了。
阳台上那个穿着一身风尘仆仆夏衣的中年男子满脑袋都是水
珠，起初吓了我一跳，以为是干了一天重活的工人给累成了这样
，再细看，水龙头开着，原来是捧着凉水在冲脸。
“请问陈……”我本想直接说：“陈竺的办公室在哪里？”
中年男子从水龙头前抬起了脸，胖胖的，眉头有些皱，蛮严
肃的神态。
“啊？陈竺老师？这是您的办公室？”我有些意外和惊喜：
“怎么可能呢？”我又用眼角扫了一眼这间简单得离华丽简直故
意“背道而驰”的办公室说：“我打了上百个电话！10分钟前还
在打！”
弄清了原因，陈竺笑了：“就一分钟，我进办公室刚一分钟
，下了飞机就跑了回来，脸还没洗完……”
采访前，我还是忍不住问了陈竺一个题外话，我说：“陈老
师，像您这样跑来跑去的忙，会不会已经影响到您自己的课题研
究了，您关于白血病癌的研究被认为那样的有成就和有希望，这
是一种甘愿的牺牲吗？”
陈竺想了想说：“我想是有失有得吧。所谓失，的确是自己
原来从事的那个研究领域，这几年来花费的精力少了，时间上受
到很大地钳制，常常有一种非常遗憾的感觉。现在的科学研究可
以说没有空白点，都是充满了竞争。你稍微有一点进步，别人就
要踩着你的肩膀走得更高，这是非常正常的情况。所以我经常有
一种遗憾的感觉，能够投入到这方面的时间少了，也许这可以说
是一种失。但是也有得，我进入到一个更大的科学领域里去了，
整个人类基因组计划，这是一个领头的学科。所以我认为有一个
比较聪明的做法，就是试图把基因组的研究，特别是涉及到人类
疾病相关基因的研究，基因组的功能研究，和我本来从事的白血
病研究尽可能结合起来，这样也许会找到一个新的突破口，新的
生长点。应该说在过去的两三年里，在这方面上是有所得的。”
就在我完成这次专访的两天之后，也就是8月15日，国际权威
的血液学杂志《BLOOD》，登出了陈竺和他的同行的一篇文章。那
篇文章还是陈竺对他原先的研究领域的新发展，他用一种维生素
A的衍生物，也叫维甲酸，使一种急性白血病细胞“改邪归正”，
使90％以上的病人能够得到完全缓解，与化疗结合后，病人5年生
存率可以达到70％，也就是说可以认为有治愈的希望。这是到目
前为止，在成人白血病治疗历史上，目前世界上的最好成绩了。
就在陈竺将这篇论文寄出去不久，该文就获得《BLOOD》杂志
评委接受发表的意见。令陈竺没想到的是，不久以后，他还意外
地收到了该杂志主编的一封信，一封纯粹的感谢信。信中说：感
谢你们把这么好的文章寄给了《BLOOD》，因为也许你们可以选择
更好的杂志。一位国际著名的科学杂志主编，在论文还未登出时
就给科学家写感谢信，这种情况确实罕见。
陈竺笑说：“因为我们和《BLOOD》有一种比较深厚的感情。
以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第一篇文章就是《BLOOD》发表的。”他
说：“所以有的时候，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你在这个领域
里原来的那些思路，你熟悉的那些技术路线，也许投入的时间少
了一些，但是如果你有一些新的思维、新的技术平台，你能够把
它们结合进去的话，也许也不耽误事情，虽然总的来说，我在白
血病研究领域花的时间比以前要少得多了。”
提起陈竺，总要伴随着一连串头衔，当然哪一项头衔也离不
开生命科学和人类基因组计划。比如：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内科研
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血液所所长；比如：卫生部和上海人类
基因组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华民族基因组研究项目两位协调
人之一；再比如：国家人类基因组南北方两个国家级中心的南方
中心主任等等……
采访陈竺前，有人告诉我，在中国最具潜力问鼎诺贝尔奖的
青年科学家中，陈竺可能是实力最为接近的一位。这种大胆而又
饱含希望的说法源于陈竺一直持续了多年的一项研究：对人类白
血病癌基因的突破性研究。因为这种突破性质的研究，陈竺几年
来也获得了作为一名中国青年科学家目前所能获得的多项最高荣
誉：1995年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之一，同年进入中
国863生物领域专家委员会，成为中国为数不多的“战略科学家”
之一；1996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进步奖”；1997年获得法
国最高科学奖———“卢瓦兹奖”，并获得法国抗癌联盟20万法
郎的个人奖励；1999年获“长江学者成就奖”及100万元的巨额奖
金（在获得该奖金的同年，陈竺和他的夫人———同被美国《科
学》杂志和英国《自然》杂志称为“世界级分子生物学家”、曾
获得欧莱雅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惟一中国提名的女科学家陈
赛娟教授共同将他们历年所获得的约150万元巨额奖金捐出，设立
了专为医学临床和科研发展甘为人梯的教师专项奖励基金）。
我绝对不敢说我已经是一位战略科学家了，因为这是一个崇
高的目标和境界
■记者：人类基因组计划第一阶段完成后，大家都开始给予
这个计划以极大的关注和热情。还有中国基因产业的发展方向和
优势究竟在哪些方面，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我看到
目前的讨论或者争论就很多，所以想跟您做一定的探讨。您是作
为一个战略科学家1995年进入863生物领域专家委员会的，以后又
受命组建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中心，您能告诉我什么是战略科学
家？您现在这个位置是不是迫使您不仅仅从一个科学家的角度来
考虑问题，还得从民族产业的发展角度来考虑问题？
■陈竺：这是个不太容易回答的问题……所谓战略科学家？
我想就是能够总揽全局，能够既看到当前又看到长远。在科学研
究的事业里面，既注重那些发现基本规律的基础研究，同时也要
了解一些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知道它的社会效益在哪里。对于
生命科学来说，就要与人类健康问题相结合，比如医学、生物制
药产业等等。所以要当好一个战略科学家是非常不容易的，可以
说要高度超脱，要摆脱个人的一些兴趣爱好、个人直接关注的那
个局部领域。但也并不是说战略科学家就可以没有自己主要的研
究方向。他在看问题的时候必须视野要宽广一些。另外，我觉得
对战略科学家还应该有一个要求，就是要有比较广阔的胸怀，因
为所谓的战略科学家常常要涉及到大科学工程和大科学项目的组
织，学术界肯定不会对所有的问题都有共同的认识和共同的看法
，有的时候，可能会碰到不同的意见，甚至非常尖锐的不同意见
。在发生这种冲突的情况下，我觉得就要有一种容忍度，容忍有
不同的意见，尊重不同的意见，尊重同行，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就是能够团结人。
我自己认为我个人离这样的要求还很远。记得进863专家委员
会的时候，科技部朱丽兰部长说过一句话，她说：863计划的专家
委员会成员应该是战略科学家，我们国家更缺乏的就是战略科学
家。所以对我来说，我只能说，我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受命的，然
后希望能够朝这个方向去努力。但是我绝对不敢说我已经是一位
战略科学家了，因为这是一个崇高的目标和境界。
我一直认为对人类基因组的基础数据的贡献，我们国家也应
该有所体现
■记者：您是搞疾病基因组研究的，是不是这种研究方向也
促成您现在在人类基因组计划领域，也就是我们称的“后基因时
代”，选定的方向也偏向于疾病基因组研究？据我所知，可能有
很多您的同行不见得同意您的一些观点。
■陈竺：我想也不会有“很多”的科学家不同意。我想应该
是大部分科学家会同意，或者和我的观点有相似之处。实际上，
我一直认为对人类基因组的基础数据的贡献，我们国家也应该有
所体现。正因为这样，所以我在比较早的时候，1996年和1997年
，就作为责任专家，提出了我们国家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基础数据
方面的目标。当时提出了两个1％。第一个1％，就是完成人类基
因组测序的1％，也就是目前我们已经完成的3000万个碱基对测序
。但是当时我们的技术队伍还不够成熟，资金投入也少，当时的
规模跟今天是不能比的，所以当时这只是作为一种目标去争取的
。另外一个1％，指的是人类大约5万到10万个基因（现在的说法
可能要少一些，有些科学家说只有3万多个），在这些人类基因的
识别上，实际上也是基因组的功能研究上，我们要占据1％。也就
是我们要发现至少500条人类的新基因，这条路比较经济，可以投
入比较少，却能一下子抓到基因组当中功能最重要的基因片段，
也是最重要的部分。
这种贡献要与国力有一个相称的程度，我不赞成把事情无穷
地做大
■记者：人类基因组计划毕竟还是一个基础性的研究，关于
它未来的发展方向有许多分支，而且现在已经显现出不少。中国
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必然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是大
家都认同的。您觉得关于人类基因组计划，哪些方向我们是绝对
不能放弃的？哪些方向是我们可以暂缓的？
■陈竺：我只谈谈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我们在基础数据方
面还是要有所贡献的，我们甚至可以争取更大一些的贡献。但是
这种贡献要与国力有一个相称的程度，我不赞成把事情无穷地做
大。第二，我们要看清楚我们国家的优势在什么地方？我觉得优
势也许不是那些靠钱堆起来的仪器，因为这是世界市场上谁都能
买得到的。我觉得中国丰富的遗传资源是最大的优势。中国是世
界最大的人口大国，也有世界最大的疾病人群，来做基因组多样
性的研究，特别是与疾病相关的药物研究，我相信在下一轮竞争
中，功能基因组学的竞争我们是能够走在前面的，而不是仅仅在
跟，或者只是做一个小小的配角了。所以，充分发挥我们的遗传
资源优势，扣住与疾病相关的基因研究和药物相关的基因研究，
我觉得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成为主角。这也是人类基因组研究
的初衷，也许我们很多同事已经淡忘了，人类基因组计划在美国
提出来时，它的目标就是为了解决肿瘤的问题。你去看1986年那
本现在被人称作“人类基因组计划第一份标书”的文章，它的作
者杜伯克就提出：人类基因组的研究是肿瘤研究的一个转折点。
因为肿瘤不是一个单基因变异问题，而是多基因变异问题，是整
个基因组的问题，所以你要彻底解决肿瘤问题，就得去破译整个
人类基因组的信息。
江总书记的批示
给中国科学家提供了一个机遇
■记者：目前基因研究的经费资助大约占整个科技经费的比
例有多大？比如863计划。
■陈竺：863领域，这两年已经达到至少5％，可能还不止。
最近一些政策还都在朝这个方面倾斜。我想说的是，过去几年，
比方说我们在功能基因研究等方面都有了一些进展，特别是1997
年谈家桢先生给中央上书谈到中国未来的生物工程面临的危险状
况以后，江泽民总书记亲自批示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中
国已开始高度重视这项事业了，这给中国科学家提供了一个机遇
，更有可能把事情做大做好。
你们不要老以为中国人在卡你们
■记者：我知道您一直在进行中华民族基因组的比较研究，
利用我们丰富的遗传资源。三年前，我们的媒体曾经发起过一场
讨论，中国的基因流失到底是不是非常严重？三年过去了，我们
有了一定的法律条规，基因研究的大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不知道这种流失的情况变化大不大？您还有没有听到或见到过一
些令您忧虑的情况发生？
■陈竺：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不能说没有，因为最近有
媒体，美国波士顿的《环球报》又报道了一件事情，说在中国的
安徽省，哈佛大学的一些学者和当地的一些人合作，在收集大批
量样本时，产生了一些不符合伦理道德的问题。因为我们在样品
收集过程中，一直非常强调所谓的“知情同意”，就是一定要让
被收集人知道抽去的血样是去干什么的，然后取得他们的同意。
我对这件事情不是太了解，但是它至少说明了一点，就是大家对
这个伦理问题是很忧虑的。对遗传资源的盲目流失问题，我个人
认为，由于我们的政府在两年前出台《遗传资源管理办法》以后
，事情已经出现了一个根本的变化。我们已经从以前那种无序的
过程变成了一个有序的过程，国际合作项目必须申报，向政府申
报。另外还必须要显示有知情同意书，在执行过程中要遵守某些
基本的道德、伦理原则。再者就是在合作中，有一个权益分享问
题。因为以前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的样本被人拿走了，美其名
曰合作，但是没有正式的协议，所以拿走后就不知下文了，最后
结果的发表，或者专利的申请，根本就没中国人的份。还有一条
，国际合作要经过专家审核，它的科学意义怎么样？参加项目的
单位实力怎么样？合作的外方实力有没有？中方到底是不是一个
有很强临床能力的单位等等。实际上，这样的做法也保护了外方
的利益。所以我一直在国际上这么宣传：你们不要老以为中国人
在卡你们，不是的。中国政府出台这个要求是促进了国际合作，
因为它让合作双方都有义务去履行那些责任。
一般的外国公司，它来中国抓什么东西？
恰恰可能就是我们最好的东西
■记者：也就是说，我们不拿假冒伪劣来蒙你……
■陈竺：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光靠堵也是不行的，因为你堵
不住。并非所有的遗传资源都是我们独家所有，像印度，像另一
些人口大国，特别是没有计划生育的国家，要找到具有遗传病的
大家系还是很容易的。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们还是要促进平等互
利基础上的国际合作，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科学家要争
取政府的支持和社会的支持。从一件事情上可以看出我们抓基因
差异、抓疾病相关基因是抓对了。一般的外国公司，它来中国抓
什么东西？它们绝不是傻瓜，它们来抓的东西，恰恰可能就是我
们最好的东西。它们要的是什么？就是重要的疾病现场，是那些
发病率高、危害大的，而且对制药工业来说，将是最重要的市场
。比如说哮喘病，在全世界的发病率都很高，高血压在人群中也
很密集，或者是肿瘤，都会引起特别的重视。所以我说，如果看
不到这一点，那我们就犯傻了。因为人家来找的正是你中国特殊
性的地方，而不是它在哪里都能得到的东西。这是我们的特征，
是我们民族的特色。
200多条新基因的数据，
都已经进入国际公共的数据库
■记者：能告诉我你们现在已经找到了多少条人类新基因吗
？因为这和基因的专利、未来的医学产业化恐怕都有着密切的关
系。
■陈竺：你可以看看这张表，这是一张很大的表，上面是20
0多条新基因的数据，都已经进入国际公共的数据库，主要与人类
的内分泌有关，也就是说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可以从这里来受益。
事实上我们在没有发表之前，在投稿之前，已经尽可能把能够放
到公共数据库里的基因都放进去了，我们现在基本上每个星期都
要收到几份国际不同实验室来向我们索取这些基因的克隆，而且
我们也无偿地向大家提供。
申请专利和用这些公布的数据
来帮助别人进行研究一点都不矛盾
■记者：为什么您选择无偿提供？新基因克隆出来以后，您
完全可以选择专利的方式把它保护起来，事实上，已经有许多国
内外的研究机构或公司在这样做了……
■陈竺：是这样，我们可以申请专利，但是申请专利和用这
些公布的数据来帮助别人进行研究一点都不矛盾。申请专利的目
的实际上就是为了让这些知识更好地传播，同时又保护专利申请
人的知识产权。所以像我们国家，申请一个专利，在它正式被审
查前，你就会被要求一定要将这个数据公布出去。一般来说，我
们的原则是：能够申请专利我们就尽量申请，如果我们这些数据
还不到申请专利的程度，那我们首先就放到数据库里，使中国人
在这个领域里也对世界做出贡献。实际情况是，我们得到的大部
分基因，现在的功能还不是太明确。只有一部分基因，我们确定
了它的功能和用处，这时我们也不犯傻，我们该申请专利的也不
放松，大概现在已经申报的有200多条新基因，在已经发现的500
多条新基因中。
500多条新基因申请了200个专利，
我们是有所挑选的
■记者：500多条新基因申请了200个专利，是不是说明你们
是有所挑选的？
■陈竺：对，是有所挑选的。就是要符合申请专利的一些基
本要求。专利有三个要素：一个是新颖性；第二是创造性，也就
是说它不是一种发现，而是一种发明；第三个是实用性。只有符
合这三个条件才能申请专利。对于一个基因来说，你要证明它有
功能，然后还要证明这种功能是可以有工业用途，或者有医学应
用价值的，你才能提出申请。
我觉得要和企业很好地联合，光靠皇粮、光靠国家拨款肯定
是不行的
■记者：陈老师，也可以说您现在在中国的生命科学界是一
个“大富翁”了。因为您背后有一个公认的丰富的遗传资源库，
您的科研经费，评审给您的、您可以调动的，也是比较多的，您
手里也有一定的权利来分配这些经费。但是，如果是把这种数量
级的经费拿到国际上来对比，与您同一级别的科学家，也许能得
到的就要比您多得多。我想知道，您对这样的资金环境满意吗？
■陈竺：我想，资金的环境离不开整个国家的实力，就是整
个国家在研究开发上能够投入的经费有多少？
■记者：基因工程的研究被公认为是非常耗钱的一项研究，
美国克隆一个哮喘病基因，花费就高达1亿美元，我们国家有没有
办法更好地解决资金问题？
■陈竺：我觉得要和企业很好地联合，光靠皇粮、光靠国家
拨款肯定是不行的。当然现在我们的企业自身的研究开发能力还
不够高，市场和科研是分开的，这个情况也要改变。所以我觉得
，就目前的基础生命科学来说，像基因组科学，政府的投入还是
个主渠道。但是我们应该不失时机地和企业更好地结合起来。还
有一个是走国际化的道路，利用外资。我们不能犯傻，有时候有
人会用一种很极端的眼光看这个问题，其实这对民族产业的利益
不见得是一种保护。以前不是我们不想做，是我们不能做。现在
我们有这么好的国际合作条件，这个时候要看我们有没有水平，
能不能把事情做起来。
我们是哀兵，都说哀兵必胜，
我觉得要有这种危机感
■记者：我们50年代没有重视硅的研究，它使我们未来的信
息产业失去了一个源头。现在有人说，关于基因的研究在欧洲、
美国虽然已经有二三十年历史了，但中国和他们的差别其实并不
大，距离并不远，不知道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陈竺：从总体上看，我觉得我们和他们还是有蛮大差距的
。实际上你能看到这种差距，你才知道要去哪里奋斗，所以我主
张我们还是哀兵，都说哀兵必胜，我觉得要有这种危机感。
给国家领导人讲课
他们最关心什么？
■记者：今年6月份左右，您曾经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工作草图
出台之后，给国家领导人讲过课。江泽民总书记也来参观过您主
持的南方中心。我想知道您主要给国家领导人讲的是怎么样的一
些观点？国家领导人最关心的是什么问题？
■陈竺：国家领导人比较关心的还是中国的健康保健事业，
如何战胜疾病，如何发展创新药物的问题。我想作为这样一个大
国的领导，他们首先想到的还是老百姓最急迫的问题。当然基础
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李岚清副总理在讲话中说，我们要在
基础数据的贡献方面和我们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取得平衡，这是个
很辩证的问题。
我主要给国家领导人讲的是国际人类基因组发展的大趋势。
从基因组测序到基因识别，到功能基因组学，另外还讲了基因组
科学对医学、药学的影响，对生物技术产业化发展的影响，然后
汇报了中国人类基因组走过的历程，特别强调了在这项研究中做
出贡献的许多中国科学家。最后也谈了一些对今后我们国家生命
科学和基因组科学粗浅的看法。重点是说，我认为我们这个1％的
框架图很好，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最后的完成图，这个任务要比
前面艰巨得多，是对我们综合实力的一个考验。完成工作框架图
有点大势所趋，但是完成国际认可的完成图要更难。我用了一句
古话：行百里路半九十。100里路，走到90里看起来差不多了，实
际上剩下的那10里路可能要消耗你一半的精力，甚至一半都多。
另外，我也提出我们中华民族基因组的多样性研究，特别是和医
学、药学相关的这一部分，这项研究应该成为一个当前非常重要
的方向，一个牵头的方向……另外，我也提到我们国家的资源基
因库要建立起来，植物、微生物、动物的，还有人类的基因库要
建立起来；提到中国的产业界要介入到基因组技术平台的建设中
去，我们不能让我们的中心纯粹成为外国仪器博览会；还提到了
生物伦理学问题，希望成立一个国家级的生物伦理委员会，发展
多学科交叉，尤其是生物信息学，促进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国际合
作等等。这就是我大概提出的观点和问题。
（摘自 《北京青年报》，作者：赵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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