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leweiwen(le)
整理人: stupidyoyo(2001-03-27 00:27:46),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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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电影
对我来说，电影总是关于光影与声音，而音乐正是声音的一部分。
忘不了的事
1996年的6月，我开始在阿根廷拍片，耶诞节的前两天才回到香港，而从那时起，我对这个国家的记忆已日渐模糊。真正停留在我心头的是声音：我自己设法学会的初浅西班牙单字、仿佛渗入空气中般无所不在的足球评论、La Boca人行道旁的Salsa乐团、Bar Sur里的探戈音乐、以及lguasu瀑布所发出的声响。我得做张原声带才行！
被Veloso的音乐所感动
1996年6月22日我第一次来到阿根廷。在这趟行程之前，我听了许多南美音乐，也买了Caetano Veloso的《Fima Estampa so Vive》专辑。Veloso深深地感动了我。专辑除了《Cucurrucucu Paloma》一曲外，其余均以葡萄牙演唱。我知道这首歌，它在60年代的香港相当流行，我决定以它来做为剧中主角黎耀辉踏进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前的预兆。
神秘的鸽子
我找人为我翻译“Cucurrucucu Paloma”这件事至少烦了五次，每次翻译出来的结果都不一样，不过每个人都同意这是一首与鸽子有关的歌（西班牙文Paloma就是鸽子的意思）。真有趣！
水平欲念的垂直表达
探戈与我想像的差别颇大，这种音乐、技巧、气氛......有人形容它是一种“水平欲念的垂直表达”。在探戈音乐的小小相处中，我终于明白那个人确实知道自己的说些什么。
奇迹
Carlos与Alicia这对来自卡萨布兰加探戈酒巴（Casablance Tango Bar）的舞者，实在是太完美了。但那个表演声所有点太大、价格也太高，于是我们最后只好前往比较小、但气氛好、拍摄可能性也比较大的Bar Sur......结果出乎意料的事情开始发生：当我们为张国荣的夥伴一角试镜头，Carlos又出现了。这真是棒的令人难以置信，这对舞者及他们的乐团，很快便转移阵地到Bar Sur来演出。
节奏响起
1996年8月在前往阿根廷拍片的途中，彭绮华（我们的制片）给了我她在阿姆斯特丹机场挑的两张Astor Piazzolla的CD。这真是命中注定。我在飞机上听了他的音乐，我听到某些在探戈音乐之外的东西：那是这座城市的节奏，这部电影的节奏。
获得祝福
我与已故的Piazzolla之子Daniel讨论音乐版权的问题。可以理解地，他对一个无知的香港导演，想在新片中使用他父亲的音乐感到十分好奇。“我认为我的作品若缺少了你父亲的音乐便无法完整。”我告诉他。“而更进一步，我想将这些好音乐介绍给亚洲观众。”这次的见面令人愉快，而我也得到了Daniel Piazzolla的祝福。
含泪的叹息
唉，现金用完了，八星期的工作天延长为四个月，我们有限的预算只能买到《Prologue(Tango Apasionado)》一曲的版权，而为了让影片更完整，我还需要《Finale(Tango Apasionado)》这首歌，同时我也爱死了《Miloga for 3》。回到香港之后，我们发现事实上仍有些余钱。于是我走进彭绮华的办公室叹气说：“让我们把另外两首歌也弄到手。”
往日情怀
对大多数的人来说，阿根廷令人联想起放逐的景象与怀旧的感觉。在当地拍片也令电影逐渐朝着那个方向进行。我在去阿根廷之前甚至不晓得有Milonga的存在，但在那儿，我渐渐明白。探戈是一种仪式，而Milonga才是灵魂。
朋友、朋友......朋友？
在不听“远离La Boca”的劝阻之下，我们开始与这个地方谈起恋爱。一开始我们十分地水心谨慎，因为太多人告诉我们在La Boca拍戏可能会牺牲颇大，而事实也证明这个比喻一点都不夸张。一晚我们开始在“三个朋友”（3 Amigos）的店门外拍戏，很快地，我们便被邀请到店里拍摄，结果这场戏拍了一整天，然后是第二天、第三天，而我们每次光顾的索价也由100披索很快地涨到200、500披索。最后一晚，当我们在拍摄张震离开梁朝伟前往EI Fin Del Mundo时，价格已跃升至1800披索。那里的人大概也感觉到那是我们无法欠缺的最后一夜。
生命的未知真相
为了搭配“三个朋友”的那场戏，我们邀请了一个乐团出外景并做事后的录音。老实说这不是一个很专业的乐团，他们只是出现并演奏了几首歌而已。到今天，我还晓得这些歌是他们原创还是翻唱的，我甚至连歌名也不知道。
美妙的东西
1996年的10月14日张国荣离开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当时电影只完成了三分之二，而整个拍摄小组都想回香港。我不想留在饭店，于是便到市内去溜达。我在Avenue de Corrientes买了一张Frank Zappa的唱片。对我来说Frank Zappa一直只是个名字而已，我从来没有听过他的音乐。但基于一种公式的直觉，我想这里头可能有些很棒的东西。
给Frank Zappa
Frank Zappa，怎么我们今时今日才得以相遇呢？
坏男孩
对我来说，Frank Zappa与Astor Piazzolla在他们各自的文化中是极相似的人物：他们都是坏男孩，以新的生命感令音乐更丰富。
酒醉、心碎
1997年的2月，我们在摄影指导杜可风来到我的办公室。他因为再一次的失恋而沮丧、酒醉。我放Frank Zappa的《I've Been In You》给他听。我们在那儿坐了四个钟头，反复地听着这首歌。有两个小时杜可风都待在厕所里，是哭是睡，我仍弄不清楚。
关于Frank Zappa的唱片
今天，我已经拥有超过30张的Frank Zappa的唱片。
寻找电影名称
这部电影完全是来自Manuel Puig的《Buenos Aires Affair》这本书，我非常喜欢这个名称，而且老是想在我的一部电影中用上它。然后，在我结束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拍摄工作后，我才发现这部片子其实与这个城市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也因此我珍爱许久的电影名称也就无用武之地了。而且我必须想一个新的名字。
朋友的好处
当Frank Zappa的《Happy Together》因版权问题复杂而使用无望时，我转而请求我的朋友钟定一翻唱这首歌。Danny在70年代时曾拥有自己的乐团（叫做the Bew Topnotes），而我们的合作关系打从我的第一部电影《旺角卡门》就已经开始。对我而言，Danny就是香港的Frank Zappa。
Happy Together
坎城影展的选片员是群非常认真的人。有两个礼拜的时间，他们一直以紧急电话告诉我他们需要确定这部电影的名称。结果在截止日期，也就是1997年4月16日当天，我非常开心地为电影取名了《Happy Together》这个英文名字。干杯！
（摘自《春光乍泄》原声大碟内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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