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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转载)王家卫手记--Happy Together
发信人: leweiwen(le)
整理人: stupidyoyo(2001-03-27 00:27:46), 站内信件
关于电影
对我来说,电影总是关于光影与声音,而音乐正是声音的一部分。

忘不了的事
1996年的6月,我开始在阿根廷拍片,耶诞节的前两天才回到香港,而从那时起,我对这个国家的记忆已日渐模糊。真正停留在我心头的是声音:我自己设法学会的初浅西班牙单字、仿佛渗入空气中般无所不在的足球评论、La Boca人行道旁的Salsa乐团、Bar Sur里的探戈音乐、以及lguasu瀑布所发出的声响。我得做张原声带才行!

被Veloso的音乐所感动
1996年6月22日我第一次来到阿根廷。在这趟行程之前,我听了许多南美音乐,也买了Caetano Veloso的《Fima Estampa so Vive》专辑。Veloso深深地感动了我。专辑除了《Cucurrucucu Paloma》一曲外,其余均以葡萄牙演唱。我知道这首歌,它在60年代的香港相当流行,我决定以它来做为剧中主角黎耀辉踏进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前的预兆。

神秘的鸽子
我找人为我翻译“Cucurrucucu Paloma”这件事至少烦了五次,每次翻译出来的结果都不一样,不过每个人都同意这是一首与鸽子有关的歌(西班牙文Paloma就是鸽子的意思)。真有趣!

水平欲念的垂直表达
探戈与我想像的差别颇大,这种音乐、技巧、气氛......有人形容它是一种“水平欲念的垂直表达”。在探戈音乐的小小相处中,我终于明白那个人确实知道自己的说些什么。

奇迹
Carlos与Alicia这对来自卡萨布兰加探戈酒巴(Casablance Tango Bar)的舞者,实在是太完美了。但那个表演声所有点太大、价格也太高,于是我们最后只好前往比较小、但气氛好、拍摄可能性也比较大的Bar Sur......结果出乎意料的事情开始发生:当我们为张国荣的夥伴一角试镜头,Carlos又出现了。这真是棒的令人难以置信,这对舞者及他们的乐团,很快便转移阵地到Bar Sur来演出。

节奏响起
1996年8月在前往阿根廷拍片的途中,彭绮华(我们的制片)给了我她在阿姆斯特丹机场挑的两张Astor Piazzolla的CD。这真是命中注定。我在飞机上听了他的音乐,我听到某些在探戈音乐之外的东西:那是这座城市的节奏,这部电影的节奏。

获得祝福
我与已故的Piazzolla之子Daniel讨论音乐版权的问题。可以理解地,他对一个无知的香港导演,想在新片中使用他父亲的音乐感到十分好奇。“我认为我的作品若缺少了你父亲的音乐便无法完整。”我告诉他。“而更进一步,我想将这些好音乐介绍给亚洲观众。”这次的见面令人愉快,而我也得到了Daniel Piazzolla的祝福。

含泪的叹息
唉,现金用完了,八星期的工作天延长为四个月,我们有限的预算只能买到《Prologue(Tango Apasionado)》一曲的版权,而为了让影片更完整,我还需要《Finale(Tango Apasionado)》这首歌,同时我也爱死了《Miloga for 3》。回到香港之后,我们发现事实上仍有些余钱。于是我走进彭绮华的办公室叹气说:“让我们把另外两首歌也弄到手。”

往日情怀
对大多数的人来说,阿根廷令人联想起放逐的景象与怀旧的感觉。在当地拍片也令电影逐渐朝着那个方向进行。我在去阿根廷之前甚至不晓得有Milonga的存在,但在那儿,我渐渐明白。探戈是一种仪式,而Milonga才是灵魂。

朋友、朋友......朋友?
在不听“远离La Boca”的劝阻之下,我们开始与这个地方谈起恋爱。一开始我们十分地水心谨慎,因为太多人告诉我们在La Boca拍戏可能会牺牲颇大,而事实也证明这个比喻一点都不夸张。一晚我们开始在“三个朋友”(3 Amigos)的店门外拍戏,很快地,我们便被邀请到店里拍摄,结果这场戏拍了一整天,然后是第二天、第三天,而我们每次光顾的索价也由100披索很快地涨到200、500披索。最后一晚,当我们在拍摄张震离开梁朝伟前往EI Fin Del Mundo时,价格已跃升至1800披索。那里的人大概也感觉到那是我们无法欠缺的最后一夜。

生命的未知真相
为了搭配“三个朋友”的那场戏,我们邀请了一个乐团出外景并做事后的录音。老实说这不是一个很专业的乐团,他们只是出现并演奏了几首歌而已。到今天,我还晓得这些歌是他们原创还是翻唱的,我甚至连歌名也不知道。

美妙的东西
1996年的10月14日张国荣离开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当时电影只完成了三分之二,而整个拍摄小组都想回香港。我不想留在饭店,于是便到市内去溜达。我在Avenue de Corrientes买了一张Frank Zappa的唱片。对我来说Frank Zappa一直只是个名字而已,我从来没有听过他的音乐。但基于一种公式的直觉,我想这里头可能有些很棒的东西。

给Frank Zappa
Frank Zappa,怎么我们今时今日才得以相遇呢?

坏男孩
对我来说,Frank Zappa与Astor Piazzolla在他们各自的文化中是极相似的人物:他们都是坏男孩,以新的生命感令音乐更丰富。

酒醉、心碎
1997年的2月,我们在摄影指导杜可风来到我的办公室。他因为再一次的失恋而沮丧、酒醉。我放Frank Zappa的《I've Been In You》给他听。我们在那儿坐了四个钟头,反复地听着这首歌。有两个小时杜可风都待在厕所里,是哭是睡,我仍弄不清楚。

关于Frank Zappa的唱片
今天,我已经拥有超过30张的Frank Zappa的唱片。

寻找电影名称
这部电影完全是来自Manuel Puig的《Buenos Aires Affair》这本书,我非常喜欢这个名称,而且老是想在我的一部电影中用上它。然后,在我结束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拍摄工作后,我才发现这部片子其实与这个城市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也因此我珍爱许久的电影名称也就无用武之地了。而且我必须想一个新的名字。

朋友的好处
当Frank Zappa的《Happy Together》因版权问题复杂而使用无望时,我转而请求我的朋友钟定一翻唱这首歌。Danny在70年代时曾拥有自己的乐团(叫做the Bew Topnotes),而我们的合作关系打从我的第一部电影《旺角卡门》就已经开始。对我而言,Danny就是香港的Frank Zappa。

Happy Together
坎城影展的选片员是群非常认真的人。有两个礼拜的时间,他们一直以紧急电话告诉我他们需要确定这部电影的名称。结果在截止日期,也就是1997年4月16日当天,我非常开心地为电影取名了《Happy Together》这个英文名字。干杯!




(摘自《春光乍泄》原声大碟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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