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k_xiaoyao(逍遥)
整理人: k_xiaoyao(2001-01-18 11:55:06), 站内信件
|
迈克尔·麦克雷 著 宋万昌 编译 自国家地理杂志
失去母亲的大猩猩婴儿像人类婴儿一样脆弱可怜，疾病、营养不良、抑郁症都可能导致它们的死亡。中非的这所大猩猩孤儿院帮助它们度过凄凉的童年，回到丛林的老家。它们能否活下来？
“早上好，孩子们，早上好！”从灯光昏暗，东倒西歪的寝室小屋里传出朱迪·麦康纳里的声音。小屋里，一个简陋的、用斧头砍制的育婴笼的栅栏后面出现了4张急切的面孔。8只毛茸茸的手臂从木头栅栏的空隙里伸出来。4只婴儿哀求的啜泣声就像一场大合唱：大猩猩们在说“给我！”
“它们在要早餐面包，”麦康纳里说。她一边给幼小的大猩猩们分发食物，一边笑着。屋内另一面墙侧，7只4～8岁的大猩猩也躁动着，期待着它们的早餐：牛奶、面包和热带水果。 刚果共和国，此时正是早晨7点钟。孤猩营地早晨的例行工作正在进行。营地位于刚果共和国的大西洋海岸，珍妮·古道尔学院的Tchimpounga庇护所内，是11只西部低地大猩猩的临时家园。虽然它们准确的出生地还不能确定，但多数都是孤儿。它们的母亲被偷猎者杀害了。偷猎者残害动物，在森林营地把牺牲品做成熏肉，再用装木林的货车将这些违法货物偷运到全国城乡。
动物孤儿们被关押起来，然后做为宠物卖出去。若不能从这种命运逃脱出来，它们就可能因疾病、营养不良或抑郁症而死去。大猩猩婴儿就像人类婴儿那样脆弱，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需要母亲的照顾和情感支持。正如麦康纳里在与受伤害的大猩猩孤儿相处的工作中，多次看到的那样：“目光失色，于是死去。”
在1997年6月内战爆发之前，大多数Tchimpounga孤儿一直生活在刚果首都布拉柴维尔的动物园里。战斗最激烈的时刻，麦康纳里和她的同事们将大猩猩幼儿们集中起来，在法国军团的掩护下，冒着枪林弹雨，疾速奔到机场，登上一架营救外国移民的法国货机。飞行大约一小时后，他们到达较为安全的刚果第二大城市，Point-Noire。
这些孤儿是受大猩猩保护计划(PPG)保护的动物。PPG旨在营救失去父母的大猩猩，将它们在健康的群体环境中抚养起来后再放回刚果和加蓬的任何一个自然保护区。一位古怪的英国赌博巨头和动物园老板约翰·阿斯皮诺尔同意支付该计划12年的费用。他31岁的继子阿莫斯·卡里奇则负责该计划的监督执行。由于1997年内战，项目会计麦康纳里不得不放下办公室工作来充当保姆。从肯萨斯的威奇塔来的生物学家利兹·皮尔逊和从布拉柴维尔来的几名志愿者也分担了这一角色。
摄影记者迈克尔·“尼科”·尼科尔斯和我将与Tchimpounga孤儿，及PPG在莱菲尼·福诺尔自然保护区的另6只大猩猩孤儿一起生活近一个月。我们白天与年青猩猩们一起散步，晚上则睡在他们上面的宿舍阁楼。我们将近距离观察科学家们认为的最不可思议的大型哺乳动物之一的西部低地大猩猩。虽然动物园里不乏它们的身影，它们在野外的数量也比其它两种大猩猩亚种———东部低地大猩猩和黛安·福西山地大猩猩要多，大约有10万只。但由于栖息于错综复杂的沼泽丛林地区，它们显得更神秘。
PPG逐步切断孤儿们对人的依赖，帮助它们形成以雄性为领导的社会群体，恢复天然习性。在此过程中，工作人员将直接观察数百个小时，记载下它们的一举一动。他们将观察动物的性格形成，试图解释大猩猩社会行为微妙而复杂的规律。他们的数据将有助于人们更加了解该亚种。
每日清晨7：30，非洲工作人员们便来到Tchimpounga营地，开始按婴儿配方准备食品和开水。他们打开笼子，大猩猩们开始向四面八方奔跑。
短暂混乱之后，麦康纳里将大猩猩幼儿们赶到一起，在靠近宿舍的树荫下，和它们渡过这一天。在艾伯丁·恩多基拉和亚拉·埃庞戈的监管下，青少年大猩猩们则开始冒险进入大森林。
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们和这两个女人穿过通向森林的金黄色热带大草原。在两只雄性大猩猩卡布和马库阿的引领下，大猩猩们惬意地跟随着我们。虽然不够成熟，又缺乏经验，但环境却迫使它们担当起团队领导人的角色。马库阿看管着3只雌性大猩猩布古、伦吉劳、布穆，而卡布则留意着幼小的雄性大猩猩班哈，和怀孕的雌性大猩猩马亚库。马亚库的怀孕是PPG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首例。它表明孤猩们正在适应它们的社会环境，尽管那是人为安排的。
我们走过的森林地带，沼泽要比陆地更多。倒下的树及其枝叶横七竖八地挡住我们的路。大猩猩用四肢在障碍物上灵活地跳跃前进，我们却只好小心谨慎地穿行于粘靴子的泥浆和潮湿堆倒的树木之间。在此期间，我曾停下来，系了系靴子。当我重新跟上队伍时，班哈突然从后面冲过来，给我的背部重重一击。皮尔逊告诉我，它可能是想试试我是否是一种威胁，或只想在新观众面前卖弄一下。
无论哪种情况，亚拉·埃庞戈和恩多基拉都不允许它继续这种行为。之后，在我们观看一只幼小的无尾猿攀着结实的藤蔓荡过水塘时，班哈偷偷地绕到我们身后，准备再次攻击，却被亚拉·埃庞戈当场捉住，用目光逼退，但它的退缩只不过是暂时的。亚拉·埃庞戈只好将她的威胁升级。她将拐杖举过头顶，眼睛睁得溜圆，说，老实点儿，混蛋。班哈终于离开了。 下午过了一半时辰，班哈终于接受了我。当其它的大猩猩躺在倒下的树干上休息时，它走过来躺在我的脚上，一点一点地啃吃着身边的树叶。和它一样的还有一只大约5岁的雌大猩猩布古。我心中的不安终于开始冰释。
一个清晨，麦康纳里和我跟着蹒跚学步的幼儿大猩猩出去散步，它们时而像芭蕾演员似的在脚尖上旋转，时而模仿成年大猩猩拍击着自己的胸。因为它们需要了解身边的环境，所以队伍不时地停下来，较大的大猩猩从父母那里学到了一些辨别可食树叶的知识，而较小的大猩猩通过观察年龄较大的大猩猩的行为也学到了这些知识，在给我们上演了一场角斗戏后，大猩猩们窜上树，挂在藤上晃悠，相互拍打着。
柔和的拍岸涛声与昆虫的嗡嗡声在空气中混合，而微微带点咸味的轻风搅动了身边的树叶。大猩猩们开始倦了，慢慢地打起瞌睡来，我也觉得眼皮有些沉。恰在我正要打盹时，特托偷偷地爬到我的膝上，躺在上面。它一直凝视着树梢，直到睡着，打起鼻鼾。它与母亲一起的记忆已经消失了，但PPG的工作人员们希望它能在大自然的条件下，做为群体的一员，开始它成长为一头真正的大猩猩的漫长道路，而不再需要为了舒适或消除疑虑偎依在人的膝盖上。
在我们访问之后6个月，Tchimpoung孤猩们转移到莱菲尼自然保护区的勒辛奥庇护所，由名叫德丝平娜·克劳诺波洛丝的一个37岁希腊女人负责。
语言夸张的克劳诺波洛丝目前在PPG项目中负责帮助大猩猩孤儿重回大自然。她于1992年作为一名记者到非洲来报道这个项目，但却再也没有离开过大猩猩们。她在庇护所里既当母亲又当辅导老师和社会工程师。
因并非科班出身的野外生物学家，克劳诺波洛丝的工作没有按科研中严格的条例进行。她随意地解释观察到的行为，用拟人的语言描述大猩猩的社会构架。例如：当她描述莱菲尼大猩猩中的统治者科拉时，她说，虽然它比梅西萨小8个月，个子也小得多，但它能用“个人魅力，领袖人物感人的超凡魅力，以及具有结盟和解决争斗的能力”来保有自己的统治地位。
其他的研究人员，如罗琳·塔廷，对克劳诺波洛丝的解释持怀疑态度。塔廷因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加蓬洛佩大猩猩自然保护区做研究而闻名。虽然认为克劳诺波洛丝的研究“基本上是感情化的”，她并不完全否定克劳诺波洛丝的观察和理论的价值。
“我非常尊重德丝平娜的献身精神。”塔廷说：“大猩猩们的心中有她。”
理查德·帕纳尔管理着在刚果北部Nouabale———ndoki国家公园的一项有关野生大猩猩的研究。他说：“在判断动物行为的工作中，有诸多陷阱，但你也不可过于冷静。因为对大猩猩这样有着复杂社会行为的动物，你既需要客观数据也离不开主观印象。”
奇怪的是不管是否主观，克劳诺波洛丝的解释很合尼科和我的胃口。在我们按计划去探访莱菲尼大猩猩的那一天，她比我们提前一小时出发，带着两个跟踪定位仪，去确定大猩猩的具体方位，并将它们事先安定下来，当我们接近时，科拉先是爬到克劳诺波洛丝的膝盖上去玩弄她的长长的卷发，但很快，它走过来检查我。我顺从地弯下腰，让275磅的大猩猩检查我的头皮是否有虱子，咂咂地啜我额头上的汗珠。梅西萨因为要等科拉和我玩耍完毕才能靠近，而在群体的四周来回走动，撞击灌木，以发泄自己受挫的心情。
克劳诺波洛丝解释说，梅西萨是团队中难以相处的一员。它不能靠近她，因为那是在团队中排名第二的特权。科拉离开克劳诺波洛丝向我走来时，蒂蒂立即走过去和她玩耍。梅西萨的不满继续着，直到统治集团的第三号人物麦宾达，来和它玩摔跤游戏。麦宾达8岁，被克劳诺波洛丝形容为这个群体的“外交官”。只要它能，就不允许争斗的发生，如不然，它也会出面调解相持双方。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看到克劳诺波洛丝既扮演母亲，又在莱菲尼大猩猩社会中享有极高的地位。纷争起时，大猩猩们会回到她身边，要求调解。但是，我们也看到她只在必要时才干涉。
有一次，我们看到科拉、蒂蒂和麦达宾长时间地争吵，克劳诺波洛丝却站在一边———因为正在受攻击的科拉明显不需要她的帮助，在拒绝了另两只大猩猩中一只的和平提议后，科拉走到克劳诺波洛丝身边，拿起她的前臂，轻轻地咬了一口。
“我们该走了，”克劳诺波洛丝突然说。
“它在用它的方式对我说，OK，我们有些事要解决。你走开。”我们第二天早晨在笼子边看到这群猩猩时，科拉头上有个口子。克劳诺波洛丝认为，那是前一天争斗留下的咬痕。 “科拉今天没有在这群里，”她说，看起来有些不安。
“可能发生什么事情了。”
次日早晨，科拉没有出现。克劳诺波洛丝认为她知道缘故：
这一群中唯一的雌性戴博正进入发情期，而蒂蒂似乎正向它求爱。这无疑是对科拉的权威严重挑衅。一个小时之后，我们测定了科拉的位置。它独自一个，手腕上有一个新咬痕。 “这真荒谬，”克劳诺波洛丝厉声说。“我们这里需要更多的雌性。”
当其它大猩猩出现时，蒂蒂摆出一种进攻的姿势———背部僵硬，手臂挺直，双膝着地。气氛十分紧张。戴博惊惶地跑开，留下雄性们，解决自己的争端。
“不许动，”克劳诺波洛丝警告我们。科拉、蒂蒂和麦宾达围着地，握住她的手臂，轮流躺在她的膝盖上，直到终于又能面对彼此。紧张的气氛消散了。它们又开始了一场粗暴的、充满了嘲笑、撕咬和笑声的摔跤比赛。
这次是克劳诺波洛丝，而不是麦宾达，充当了和平使者一角。
“若我一直旁观，我必将失去它们的信任，”她解释说。
“就像我一直需要科拉一样，科拉在那个时刻也需要我。这是一种双向忠诚的纽带关系。我们是朋友，我希望即使大猩猩们不再需要我们了，我们仍可以回来，我们的友谊仍可以存在。”
大猩猩保护计划遭到一些人的批评。批评者说，给大猩猩孤儿提供长期照顾费用太高，也不现实，会使人们误入歧途。他们说，阿斯皮诺尔的计划无助于保护一个物种的未来。最好让这些孤儿死掉，或者将它们处理掉，而将钱花在栖息地保护方面。
但阿斯皮诺尔仍然坚持着。尽管庇护所的运行花费颇高，他仍决定援助加蓬的另一庇护地。1998年年底，首批加蓬孤猩从加蓬首都利伯维尔迁移到麦帕桑自然保护区。它们在那里生活得很好。这个有着自己的重新安置人员队伍的新的42.5万英亩的公园回击了一些PPG的批评者。因为它不仅为大猩猩，也为公园内所有的动物提供了栖息地保护。
同时，继续留在刚果莱菲尼的大猩猩已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卡里奇说。
“在刚果，每一个人都知道它们。这使它们成为明星。”的确，孤猩们的知名度使它们不再被卖入布拉柴维尔，卡里奇说。但他怀疑潜在的一个问题———大猩猩肉买卖———将同样受到影响。因为在中非，食用丛林动物是一种传统习惯。只有政府行动才能最终使反对食用濒危物种的公众立场真正有助于扼制这种习惯，但至今仍无任何迹象表明政府正积极加强反偷猎法律。
在靠赛马和纸牌发迹之前，阿斯皮诺尔曾每天去伦敦动物园看望一只名叫盖伊的老大猩猩。此后，他为他位于英格兰的两处私人动物园安排了大猩猩。他从一开始就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捕到后抚养长大的动物送回它们的故土。而他也已这么做了：把一头黑犀牛送回南非，一匹Przewalski马送回蒙古，以及一条大蟒送回印度尼西亚。最近一次是去年，他将两只大猩猩送回麦帕桑，完成了长期以来的梦想。
“说这项计划是个人的骄纵，是一种完全正确的分析，”阿斯皮诺尔说。
“但是，你也可以对买印象主义画的人说同样的话。我这么做是满足我精神的需要。感谢上帝，我能够努力干我所要干的事情。”
----
岂能尽入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让我们把科学进行到底
附庸风雅者请进
对进化论有兴趣,那请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