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k_xiaoyao(逍遥)
整理人: k_xiaoyao(2001-01-18 10:15:37),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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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可西里位于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500米，称为世界的第三极。这里也是野生动物的天堂，分布有藏羚羊、藏野驴、野牦牛、雪豹等珍稀动物。80年代开始，因为沙图什（即藏羚羊腹部底绒织成的披肩）成为时尚，对藏羚羊的盗猎活动日益猖獗。为保护可可西里的藏羚羊，当时治多县委副书记索南达杰组建了西部工委，亲自带队巡山，最后在一次巡山时，一人与18名盗猎分子枪战，壮烈牺牲。1995年，索书记的妹夫扎巴多杰主动要求重组西部工委，继承索书记的遗志开始进入可可西里巡逻。他把新组建的队伍称为“野牦牛队”。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野牦牛队”取得了赫赫战功。抓获盗猎分子上百人，缴获藏羚羊皮7000余张，占到青海、西藏、新疆三省总成绩的将近一半。1998年扎书记在玉树家中近距离中弹牺牲。这之后，当时的副书记梁银权接下了“野牦牛队”的担子，在没有一分钱政府拨款的情况下，他们依靠社会的支持，继续在打击盗猎的斗争中不断取得成绩。
最近，“野牦牛队”刚刚以“保护濒危物种藏羚羊反盗猎行动”获得了中国环保最高奖——“福特汽车环保长城奖”，但就在此时，可可西里“野牦牛队”的命运突然发生了变化。当地政府决定，隶属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管辖的治多、曲麻莱两县的西部工作委员会将被撤销，其业务全部归并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这意味着“野牦牛队”的隐退，意味着这个以鲜血和生命同偷猎分子斗争，赢得海内外尊敬和钦佩，被誉为“藏羚羊保护神”的机构将从此消失。
中国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多年来一直密切关注着藏羚羊的命运，并多次去海拔4000多米的可可西里，与治多县西部工委“野牦牛队”和可可西里保护区管理局负责人都有过不少接触。为此，中国网采访了“自然之友”的会长、全国政协委员、历史学家梁从诫先生及藏羚信息中心项目主管胡佳先生。
中国网：一直备受关注的可可西里“野牦牛队”的命运最近发生了变化，隶属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管辖的治多、曲麻莱两县西部工作委员会将被撤销，其业务全部归并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这意味着“野牦牛队”的隐退，刚听到这个消息，您第一反应是什么？“野牦牛队”的负责人梁银权书记如何看待这件事情？“野牦牛队”的成员如何反应？
胡佳（以下简称胡）：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比较震惊，梁书记也感觉反差比较大。应福特汽车公司的邀请，12月5号梁银权书记来北京参加“福特汽车奖”的答辩，直到12月16日，都在北京，并到各大学演讲，和关注“野牦牛队”的朋友在一起，在北京受到了隆重的接待，他感到非常受鼓舞，尤其是12月14日福特奖颁布，“野牦牛队”获得了最高奖——长城奖，同时还获得国家活动基金提供的2万元的巡山经费，这些都已经落实了，他感到前途一片光明。
梁书记12月16日回西宁，23号还没有回到格尔木的时候，就得到关于“野牦牛队”撤并的消息，这是玉树州12月20日的会议决定的。州组织部宣布西部工委撤消了。合并前“野牦牛队”一共有31人，梁书记、靳炎祖和派出所的尕仁青、白辰、索南诺布5人回到治多县工作，其余会计小鲍、吕长征、医生扎巴3名正式工和20多个临时工合到管理局，应该说“野牦牛队”的大部分主力都会继续在可可西里坚持反盗猎行动。
梁书记提出，福特奖已经宣布，而且福特奖不只是福特一个公司颁发的，它是福特汽车公司与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会联合颁发的，邹家华和曲格平都曾过问，带有政府性；另外，这个奖实际上不是一个“奖金”，它是下半年进山巡逻的经费，每次进山2万元，30万元正好可以支持15次进山，这些经费主要用在买汽油、修理汽车、买配件等杂项的开销，福特公司对奖金的去向要求也很严格，必须用在反盗猎行动上。但是州上决定已经下来了，一切都没有办法挽回。
梁书记赶回格尔木后，在会上和“野牦牛队”的成员说了这个决定，大家还是比较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现实，因为合合并并已经经历了很多，这种风声也早有听闻。
中国网：那么玉树州是否知道“野牦牛队”现在的情况呢？他们对原西部工委的资产做了怎样的打算？“野牦牛队”这块牌子归谁呢？
胡：州上也清楚地知道，“野牦牛队”这些年出生入死，给整个治多县、玉树州、青海省乃至整个西部带来了国际性的影响，它是世界闻名的反盗猎队伍。但是撤并这件事情是早先下的决定，无法挽回。
对于合并后的安排，要求自然保护区才嘎不能压制原“野牦牛队”的弟兄（因为过去这两只队伍有矛盾）。对于“野牦牛队”这块牌子的归属问题，没有明确说明，没有说让保护区拿走，也没有说让梁书记带回治多县，梁书记说他们先带回治多县。其他的西部工委的资产（包括林业派出所的资产），原来社会各界捐助的东西，也让梁书记全部带回治多县，继续进行巡山反偷猎活动。因为决定已经下了，很快就进行了交接。
中国网：您认为，合并后的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将来发展如何？反盗猎行动还会像以前那么得力吗？
胡：现在正处在转变的瞬间，我们没有把握去推测更多未来的事情。但是现在就得到一个不好的消息，管理局局长才嘎宣布大部分队员（包括原管理局的队员）放春节假，一直放到3月中旬——这是按了管理局以往的惯例。但这就是一个极大的反差，往年此时正是盗猎高峰，盗猎者认为这是执法者正在休息的时候，都进山偷猎，“野牦牛队”往往这个时候带队巡山。现在才嘎宣布放假，总共留下几个人，原“野牦牛队”可能是5个人，保护区是7个人，分散驻在格尔木和不冻泉，这些都是青藏公路沿线，只检查过往的车辆，而盗猎分子很少走这条线，他们往往走北线，所以，不冻泉设卡子的意义不大。这就意味着改组后的保护区在整个冬季做的部署没有实际意义。
中国网：放假带来的后果什么时候能看出来呢？
胡：那得有人进山了解才行，比如盗猎者在里面打死了300只藏羚羊，你不进山，又如何能知道呢？
梁从诫（以下简称梁）：对于管理局放假这个问题，我谈谈我个人的看法。第一，反盗猎的行动就跟城市里反暴力、反小偷一样，根本不存在放假的问题，反盗猎队伍放假本身是一个非常荒唐的事情。难道公安局也会说，现在我们放三个星期的假，所有的小偷和拦路抢劫的都没有人抓，有这个道理吗？而且冬季新年前后，天气最冷的时候是藏羚羊绒最好的时候，过去这是盗猎高峰期。现在盗猎已经往后延长到产羔期，因为母藏羚羊怀着小藏羚羊或带着刚出生的小藏羚羊跑不快，容易打。选择这个盗猎高峰期放假，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本身就说明这个保护区并没有把保护动物当作他们最主要的神圣的职责来看待。第二，才嘎曾亲口对我讲过：“保护区过去没有保护，因为它没有执法权。”保护区在过去，至少是一两年以前，是个行政机构，而“野牦牛队”是林业派出所，有执法权。用通俗的说法，保护区过去没有给人带手铐和持枪的权力，而林业派出所是警察，有这个权力。保护区最多只是在公路边设卡，检查过往车辆，没有执法权，根本不可能在山里巡逻。保护区过去一直要求玉树州允许他们也成立一个林业派出所或林业公安局，只有有这个身份后，才能去执法。一直到最近，还没有证实保护区的林业派出所成立了没有。所以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他们本来没有资格巡逻。第三，这也是才嘎本人告诉我的，“他们没有可以到可可西里里巡逻的车”，所以原来的保护区办公室的人不是那种真正到野外去巡逻、去和盗猎分子进行面对面斗争的那帮人。从形式上讲，它无非是一个行政性的办公机构，从职责上讲就和“野牦牛队”或者是治多县林业派出所是不一样的。
中国网：你上面谈到福特奖，现在还能按时颁发吗？
胡：在12月16日梁书记离开北京后，福特也不能马上拨款，要做一些准备。我向他们通报了撤并的消息，但现在他们实际上没有做出决定。
西部工委现在大部分弟兄虽然并入保护区了，但保护区不是“野牦牛队”，福特奖是颁发给“野牦牛队”的，所以不应该也不可能颁发给保护区。所以如何颁发、颁发给谁、采取何种形式都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们也在考虑怎样才能充分发挥福特奖的作用——就是支持反盗猎。
中国网：那么在颁发这个问题上是否有一些方案？
胡：现在我们自己提出了两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是：给每位弟兄买成养老保险。因为他们在可可西里奋战，久被伤病困扰，而且以后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转正（成为国家正式编制），很可能在某一天会被“精简”掉。所以买保险可以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梁银权书记认为，对于他个人来说，他已经在青藏高原工作了25年，在可可西里就有5年以上，落下了高原性心脏病，按西部劳动法令，他完全可以退休享福了，买成保险对他很有利，但他认为这不符合福特希望经费最直接用于反盗猎的要求。无论对他还是对各位弟兄而言，这样使用确实对个人有利，但对反盗猎的全局意义就要逊色了。
第二个方案是：还债、发奖励金、继续由治多县林业派出所在治多县除可可西里以外的4万平方公里地域上保护野生动物。第一，由于“野牦牛队”几年来进山行动，欠下了汽车修理厂、配件门市部、加油站很多债，大体上在10万元以内。这些钱也是那些企业凭着对“野牦牛队”的信任才贷给他们的，可以把这笔债务理解为是提前投入的反盗猎行动款。第二，弟兄们浴血奋战出生入死几年，福特奖是他们获得的最大荣誉，因此让弟兄们体验到奖金的滋味也在情理之中。每人1000-3000元，补偿他们多年来每月200-300元的微薄收入。而且弟兄们多年来因为伤病也欠下工委本身很多钱，他们自己虽然调入保护区管理局，但以后每月400元的收入实在没有希望能挤出更多归还欠帐。与上一条一样，也可以理解为提前支出的反盗猎经费，再多少带一些奖金性质。第三，治多县地域广大，达8.5万平方公里，其中原为无人区的可可西里占去4.5万平方公里，当年扎书记把治多县林业派出所这支执法力量从县里调到可可西里来打击盗猎。现在西部工委撤并后，这只力量要回到县里那4万平方公里的地域上执法，那里也有藏羚羊、藏野驴、雪豹……，而林业派出所的职责就是保护野生动物。所以这除了还债、发放奖励金之外，其他的款项可以暂时冻结，等这支队伍像过去在可可西里一样兢兢业业保护野生动物的时候，再发给他们作为行动经费。
中国网：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才嘎局长说：“‘野牦牛队’的大部分成员将归属管理局，继续反盗猎”，既然都是为了‘藏羚羊’，为什么不保留这支用鲜血赢得声誉的“钢铁”队伍呢？
胡：这个情况比较复杂，1992年，西部工委第一任书记索南达杰带4个人到可可西里，刚来时，目标是以资源开发和管理为主的，但在这里，他看到了盗猎的现象，反盗猎后来就纳入了他们工作的主体之一。1994年1月18日索南达杰1人与18个盗猎分子枪战时牺牲了。后来扎巴多杰1995年重新组建西部工委，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保护动物上。
原西部工委一共有三块牌子，一个是中共治多县西部工作委员会，一个是治多县林业派出所，还有一个是治多县经济开发总公司，但后来第三个牌子基本上不用了，只行使行政职能，经济职能就跟县上直接挂钩。在这期间，可可西里有几万的淘金者，非常猖獗，他们把这些淘金者大部分赶出去了，留下一些基本算是合法的淘金者在里面，他们要和治多县签订合同，交管理费。还有一种生物资源叫卤虫，生活在湖里，是一种饲料。也是可以开发的，治多县是一个国家级的贫困县，在县里公安局的办案经费都无法保证，只保证人头工资，西部工委管辖这个地区，必须要有一定的收入来支撑，并且还要上缴县里一部分，所以以资源开发保证资金来源。另外，青海省和治多县没有给西部工委拨款，但有个规定，可以把罚没收入作为西部工委的经费，包括收缴的车辆和藏羚羊皮。这件事情西部工委从来也没有否认过，收缴的藏羚羊皮，按国际上惯例和法律，藏羚羊皮不应该再进入流通市场，但是西部工委要在格尔木把这些皮子卖掉，把卖得的钱用作反盗猎经费，可以说是不得己而为之。
索书记看到可可西里的动物很丰富，破坏生态的和打猎的人特别多，建立保护区是他生前的夙愿，1995年青海省在这里设立了保护区，1997年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建立这个机构时，按理说，西部工委“野牦牛队”无论是从扎书记重新组建开始，还是从1992年索南达杰来到这里保护资源和野生动物开始，这支队伍都应该是非常合适的一支保护力量，作为保护区的主体。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选择他们。原因说法很多，一种原因是扎书记性格耿直，跟州上的领导不合，所以在组建时，从邻边的曲麻莱县抽调人作为保护区的主体；还有一个传闻是，当时也曾经想过让“野牦牛队”作为主体，但是“野牦牛队”当时有50多人，保护区解决不了这么多人，要求扎书记解散大部分人，听说当时扎书记也把这个决定下了，并把这些弟兄送回治多，但是走到现在保护站的位置时，又不忍心把他们送回去。我想可能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有，也许第一个原因更大一些。组建保护区以后，吃苦受累的是“野牦牛队”这些弟兄，但是真正有了国家的编制和拨款时，都是保护区享受，“野牦牛队”却享受不到，心理也是无法平衡的，矛盾和冲突从此也产生了。
另外，按国家的法律，建立国家保护区后，核心区不允许任何性质的资源开发。从2000年开始，青海省一下达这个命令开始，西部工委马上就杜绝了淘金，但是卤虫开发这个问题依然存在，它不是国家保护动物，但是在开发过程中，必然要有人进入到无人区，机动船在湖面上遗留下了很多油渍，卤虫资源虽然很丰富，但在高原上任何资源都是有限的，如果捕捞过量，它将来就会成为濒危的。
所以从理智上讲，这个地方不应该开发任何资源。青海省要理顺这个体制，一来不想让这两支队伍的矛盾继续存在，二来从法理上讲，在这里进行资源开发，对可可西里保护区带来一定的影响，但这一点在治多县这个国家贫困县，又无法排除。在这种情况下，青海省选择撤消西部工委也有它的道理。首先，两支队伍形成合力，另一方面，停止一切资源开发。法理上行得通，但是在可可西里领导人身上能否反映出来，就要打个问号。如果保护区有一个得力的领导，撤并西部工委就是一个好选择，把“野牦牛队”中熟悉进山路线、又能吃苦的骨干力量并到保护区来，又有国家的拨款，有充足的经费进山巡逻，何乐而不为呢？但是，现在领导人如何，还是未知数。
中国网：“野牦牛队”威震四方，付出了血的代价，赢得了世界的瞩目和敬仰，他们为了正义而战，这次撤消，原来的威慑作用是否会不复存在或者减轻，会让偷猎者更猖獗？
胡：不复存在是不可能，但是会减轻。因为格尔木是个不大的城市，是非常透明的，“野牦牛队”的弟兄和盗猎者相互之间都能叫出对方的名字，这些盗猎者不可能不知道“野牦牛队”大部分弟兄还在格尔木，还在保护区，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盗猎者并不怕保护区，他们害怕的是“野牦牛队”，保护区原来对盗猎者没有什么动作，因此，震慑作用肯定要减轻。
中国网：刚才谈到执法权的问题，那是不是并入保护区的原“野牦牛队”的弟兄，现在也没有权力执法呢？
胡：现在这个问题不好说，过去的这些弟兄也只是作为正式执法人员的外围人员，身穿警服，但身份是临时工，并不是真正的警察，但是过去因为有正式的警察带着他们，他们有执法权，可以作为经警一类的。
梁：过去这也成为保护区挑西部工委毛病的一个借口，认为这些人不是警察，怎么可以执法？好像去抓盗猎分子是错误的，因为身份不合。现在也不能说“野牦牛队”的主体并入了保护区，因为“野牦牛队”真正的主体是它的领导班子，而领导班子全部被排除了，只是把下面的临时工改变成志愿者，这个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两个队伍的合并。
其实早在1999年就有撤并的意向，1999年8月份我们联合17位传媒记者给温家宝副总理写信，说“野牦牛队”或叫做西部工委也叫治多县林业派出所是唯一一支反盗猎力量，我们紧急呼吁不能解散它。而且，在给温家宝副总理的信中特别强调“‘野牦牛队’即使再重新组合或调整也要整体保留。它的领导班子要参加新的组织。”对此温家宝副总理批复了而且同意了该意见，并整个批复给青海省。实际上现在青海省的做法从某种意义上是违背了温家宝副总理的批复。目前所谓的撤并形式，恰恰违背了我当时所提出的根本原则——整体保留。而整体保留又恰好应该是领导班子保留，至于下面的临时工多少倒是次要的；而保护区目前的做法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临时工既然是所谓的志愿者，谁留？谁去？目前还很难说，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有些志愿者也不能留下。目前的撤并方式和机构调整方式，我们作为关心可可西里的人认为这不是一个合理有效的方式。但是，作为一个民间环保组织，我们没有权力对一个省里的机构调整和人员安排说三道四，只能说出我们的担心。
中国网：“自然之友”一直很关心藏羚羊的保护问题。您认为现在的保护区机构能完成这一任务吗？
梁：从我个人过去与保护区的领导接触经验来看，还很难说我对保护区有一个信任的态度。这并没有个人的感情色彩，我们跟“野牦牛队”前无亲后无故，认识也才几年。过去根本没有来往，我们完全是出于保护藏羚羊反对盗猎才认识了这样一支队伍。从中发现“野牦牛队”是一支非常英勇非常努力的队伍，尽管他们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如喝酒、打架）。鲁迅先生说过，一个有缺点的英雄仍然是英雄。“野牦牛队”这一称号就像是一枚军功章，是他们多年来用鲜血和生命，凭借出生入死的战斗赢得的荣誉。任何人都没有权力也没有资格将这枚军功章戴到自己的胸前。
现在，才嘎经常自称是藏羚羊的保护神，目前也有一些媒体在替才嘎鼓吹。我觉得这样违背了传媒的公正性，传媒应该是公众的良心。我不相信这些传媒界的人不知道真相，这么多的记者都进过可可西里，怎么就有这几位的看法和别人不一样？传媒界应该代表社会的良心，应该表现出一种公正的态度。如果传媒界失去了这一点，在职业道德上，我认为他们是不合格的。
中国网：西部工作委员会并入可可西里保护区管理局，是否意味着保护野生动物不需要民间反盗猎组织的存在和参与？
梁：老百姓抓了小偷只能扭送警察局，而无权拘留，执法也的确要有章法。民间可以支持、声援、捐款、捐物，但真正执法还必须有一个合法的机构。我认为“野牦牛队”被撤并是青海省的损失，因为青海省出现这么一支基层公安派出所以自己的生命争得荣誉、并形成“野牦牛队”这个品牌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不是商业炒作，而是用生命和鲜血，是日夜在可可西里出生入死赢得的，这个品牌不仅为他们赢得荣誉，而且赢得了很多资助的可能性。福特和香港一个著名的探险队本来要给“野牦牛队”捐他们最需要的越野车，得知撤并的消息后，就不捐了，因为不知道车的去向，还有许多受捐赠的机会也都因此失去了。这点对于青海省来说是一个巨大损失，自己的基层人员出生入死创下的品牌被自己抛弃了，我对此很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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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能尽入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让我们把科学进行到底
附庸风雅者请进
对进化论有兴趣,那请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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