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xumishanren(蝙蝠)
整理人: joantu(2004-09-11 09:21:45),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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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到一丁点事眼睛就大了
——周洪波小说集《小镇台球手》序
某年初冬，在普陀山开笔会，我迟到了几天，但与沈家门的周洪波、黄辉，一见面就熟了。另一个是张韬，沉默害羞，温和体贴，早就通过金旭光认识了。
这几个沈家门人的说话方式，与我们大不相同，在他们嘴里，一句很平常的话，用一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方式，用一种假装决绝的调侃，不怀好意地说出来，就产生了非常奇特的效果。
周洪波说：“以前，常有人说我是文学青年，烦也烦死了，我就说：‘阿爹是文学青年？你自己才是文学青年呢！’”他这样说的时候，眼珠脱出，面孔板起，一副义愤填膺、死不认账的样子，嘴角却颤动出一丝轻微的笑意。我们只好笑倒。
那以后，我们就常常见面，有时在沈家门，有是在定海，反正不过半小时车程。只要找到一个借口，一个电话，就聚了一帮人马。那时周洪波还没有买新房子，大家就在他家顶楼的一居室里神聊。那房子实在太小，人多了就伸不开脚，连沙发的扶手上也坐了人，有时候，地板上也坐了人。聊倦了，我们就打开电脑，踢FIFA足球游戏，将巴西队杀个落花流水。
天气热起来了，周洪波会准备草席、饮料、香烟之类的东西，在楼顶的水泥平台上招待我们。周洪波有一个美丽的妻子，终日笑眯眯的，与周洪波一样有趣。后来他们生了个儿子，周洪波给他取了一个像一本书似的怪名字：周子集。
大概是臭味相投，这几位沈家门人，都非常孩子气。起初是对文学社有兴致，非要成立一个。在我看来，这种兴致不仅是游戏，更是胡闹。比如，这个文学社也不叫文学社，而是叫“庄周小说公司”，周洪波是“总经理”。还像模像样地讨论“小说公司”是不是应该到工商局去注册，工商局会不会受理这类问题。
后来忽然对农庄感兴趣了，就讨论去哪里弄一块地，办一个农庄，造一幢楼，装进我们所有人，其中有一间是办公室，里面摆满电脑，八点钟上班写小说，写累了换个房间打乒乓球，晚上聊天，看足球比赛。
再后来，我离开了舟山，听说他们的兴趣转到野营上了，带上几顶帐篷，找一个幽静的山坡或者无人的荒岛，住上一个晚上。
“庄周小说公司”还一本正经地评过一次奖，投票选出年度最佳小说和年度成就奖。本来说好每年评一次，获最佳小说奖的可以拥有一只奖杯，并刻上名字，一年后移交给下一位得主，就像大力神杯似的。可是周洪波虽然去上海店里转了一圈，却没有买来奖杯，所以第一次的奖杯就没有发，以后也就没有再评奖。
另外，还想办一个油印刊物，取名“the”。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名字，可惜我们只会用汉字写作，却弄一个英文刊名，太没面子，又找不到相应的汉语词汇可以替代，最后只好取名《新街》。
这一段时间，周洪波最热衷的是“论剑”，就是谈论小说的写作。他认为写小说如同一门可以凭此吃饭的手艺，操作上的熟练是必要的，但有很多原则上的问题先要弄清楚。
两三次下来，我发觉他在“论剑”的时候，老是在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上纠缠不清，并且乐此不疲，钻进牛角尖，以无法想像的精力，不停地追问，不倦地追问。他和黄辉互相辩驳，就像金庸小说里的桃谷六仙，每个字眼都抠得稀烂。你最好别插嘴，你一插嘴，他们也把你说出的字眼一个一个抠烂。
比如说到“品味”，他们就评说，这“只”品味是怎样的一“只”品味，好不好，成不成立，会不会出问题，会出什么问题，这是个什么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几乎无休无止。
如果被他们找出比较大的问题，就很可能会得到这样的评价：“一只零！”这三个字一旦决绝地说出口，他们的表情就变得又不屑又凝重，如临大敌。这三个字更多地出现在他们的自我评价之中，如果他怎样怎样写，那么，他就是：“一只零！”
如果这趣味得到了他们的认可，他们就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说：“没问题了吧？”一个（仔细地想了想）说：“没问题了。”屏住呼吸，脸色发青，然后，才小心地吐出一口气。
我从来没想过可以这样对待写小说这件事，有时感到他们像在拆卸一架精密的仪器，担心有朝一日会组装不起来。老实说，我对他们没完没了的辩难已越来越厌倦了，他们争辩中的风趣和机锋，也越来越让我感到无聊。但如果有一次聚会却没来得及“论剑”，我又会感到一种虚掷光阴的奢侈。
有时候，他们会冷不丁拿出一篇小说的打印稿来，让大家传看，挑错。你如果挑不出问题，只好在他们的逼视下无地自容，你得像女人买衣服一样挑剔，并且说出充足的理由，他们才会心满意足。这很困难，因为他们写小说时，本来就有洁癖，每句话都洗过好几次了；但这也很有趣，很像小孩子比赛谁尿尿尿得远。
好像《新街》也只出了一期，周洪波在《新街》上的小说是《小镇台球手》。
这是一篇很不错的小说，写泰来镇上的一群小青年，撒野、显摆、打架、使坏，卑怯、无聊、阴郁、恐惧，还有霸气的道义和受伤的骄傲。
泰来镇几乎就是沈家门镇，充满了潮湿的鱼腥味和粗鲁的脂粉气，其中二三十年前的沈家门镇的氛围写得特别传神，有点懒散，有点堕落，有点只顾目前不顾将来，残留着一种海边人破落的豪爽。
镇上这群小青年的生活状态，以后一直是周洪波描写的对象。有时，他们身上散发着陈年往事的霉味，像脚趾缝里的湿气一样亲切，有时散发着低级美容院的汗酸味，有一种诱惑人的暧昧，几乎“一点品味都没有”。
这些人物，往往是一脸的不正经，碍手碍脚，一片烂糊，又没有杀伤力，甚至没出息到连真正的坏事都干不成。他们交的朋友，会是比他们可能稍稍高级一些的人，是小混混，一不小心就会被别人教训。他们崇拜的对象，更高级一些，是被称为小流氓的人。他们是小镇上瓦屋下街坊的孩子，你在深夜能听到他们嘈杂的脚步声。平时你看着他们讨厌，可有的时候，会跟他们打个招呼，请他们帮个小忙，或遭他们无端地白上一眼。我认识他们中的所有人，几乎脱口就能叫出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名字来。
我以为，我是知道周洪波为什么喜欢写他们的。我估计他写作时候的心态，是引他们为同调的，他们是他的兄弟和朋友，他们是他自己。他并不是要探究他们的力量和志气，而是轻轻触摸他们虚张声势之下的隐痛和软弱。我觉得，看上去大大咧咧的周洪波，却有一颗柔软而悲悯的心。
周洪波用一种真正的口语讲述这些没有故事的故事，用市井的语言，表现这些市井的人物。市井生活可能会平淡到无趣，但市井语言生动到了精彩。他总是有办法将小说弄得妥帖自然，不留痕迹，出奇的干净。随便举个例子，他在《道头街92号》写道：“道头街除了黑炭皮，没几个我喜欢的人，我觉得他们都很讨厌，碰到一丁点事眼睛就大了，碰到一丁点事眼睛就大了。”一句重复，与平时说话的口气完全一样，却将少年青春期
那种厌烦、浮躁、孤独情绪和谁都看不惯、却又被人看不惯的处境渲染了出来。
我看他他写作时也是这样，“碰到一丁点事眼睛就大了”，却总是有办法将平淡的生活平淡的故事，写得充满张力，小说本身也许没有讲什么故事，但小说中所暗示的故事，总是若隐若现，让人牵肠挂肚，似乎一件糟糕的事情，迟早都会来临。这情形，就好像他始终在说家中仅有的一只瓷碗，如何破旧却牢固，如何灰暗和不值钱，可是我们的耳边，却响起了瓷碗被打碎的声音，而且心疼。比打碎一只名贵的宋瓷更加心疼。
这是一种深藏不露的灵气。
周洪波是个很懒的人，自然也写得不多，这是他最重的毛病。他现在住进了一套带阁楼的房子，将书房布置得舒舒服服的，他别因此更懒下去才好。
2003年3月7日晨5时50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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