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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人: ulrikeyan(2004-08-13 19:56:25),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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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脑关系的分析与诠释
幸强国 哲学博士
西南财经大学行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内容提要：“心脑关系”的形而上学阐释可分为“分析”和“诠释”。 “分析”注重科学实证的推理；“诠释”注重价值理念的阐释。笛卡尔和赖尔关于“心脑关系”的形而上学阐释是单一的。普特南是从“分析”走向“诠释”的哲学家，他的“心脑关系”理论不是单一的，而是“双向”辩护的。笔者认为，“分析”和“诠释”是互补关系，而不是非此即彼关系。由此推论，“心脑关系”的形而上学阐释有多种语境的合理“论域”。
关键词：心脑关系 普特南问题 分析 诠释 语境 论域
心脑关系在笛卡尔（Descartes）哲学中称心身关系（在英语文献中表达为mind-body problem or soul-body problem），一直沿用至今。鉴于19世纪脑神经科学的发展（以“布洛卡中枢”和“贝兹细胞”的发现为标志）和20世纪的数理逻辑的发展（包括意义重大的图林机递归运算）已经滲入“心”的形而上学之中，突出了“心”和“脑”的关系，笔者在讨论问题时倾向于用“心脑关系”这个词，而在恰当的文献语境下，也用“心身关系”这个词。
赖尔（Gilbert Ryle）在《心的概念》这本书中提到了“笛卡尔的神话”──“每个人都有一个躯体和一个心灵”，即笛卡尔的心身关系二元论。“笛卡尔的神话”有严重的困难：“躯体”存在于空间，受机械律支配；“心”不在空间，不受机械律支配──“心”的活动怎么影响“躯体的活动呢（实际生活告诉我们：“心”能够影响“躯体”）？ 赖尔认为“笛卡尔的神话”的根本错误是外推了机械论的说话方式：如果在“心”的问题上承认机械论，则“心不只是驾御机器的幽灵，而且本身也就是一架特殊的机器。”① 这架“特殊的机器”的规律是不可知的。赖尔认为，“心”和“躯体”的并列是原则上的“范畴错误”。 赖尔关于“范畴错误”有一个著名范例：一个人访问牛津大学，他参观了教学楼、图书馆、运动场和实验室等等之后，却不知何谓“大学”，似乎“大学”是与上述设施并列的另一种场所。“心”在“物”之外，“心物平行”正是如此，赖尔贬称为“机器中的幽灵说”。 赖尔主张用日常语言用法“诠释”心理行为，摒弃“笛卡尔的神话”即二元论，因为二元论源于对日常语言的误用。笛卡尔和赖尔的理论语境不同，结论相异，但有一个共同点：默认“心”的问题有“单一”的形而上学阐释。
普特南（Hilary Putnam）对“心脑关系”从新的视角提出了一些问题，笔者称之为“普特南问题”②。这些问题打破了“‘心脑关系’ 阐释是单一的”这种信条。其主要内容如下：普特南问题1：语词的意义是否在头脑中？答案为否。设想范例如下:1750年,孪生地球上的奥斯卡2与地球上的奥斯卡1在各自的生活环境中对“水”有相同的心理状态，但“水”的意义却不一样，因为19世纪化学的发展说明：地球上的“水”是H2O,而孪生地球上的“水”是XYZ。普特南认为，语词的意义源于社会性的语用，与个人的心理状态无关。同一语言团体中的“亚群体”对单词的语用差异和科学发展引起的单词的语用变化决定词义。普特南问题2：图林机是思维机器吗？普特南在研究语词意义的同一时期，把图林机的计算状态类比于心理状态，肯定了撇开大脑和机器的结构差异研究其功能相似性的合理性，得出了“图林机是思维机器”的结论。在他的后期著作中，普特南对上述命题进行了犀利的批判，宣称图林机不是思维机器（智能机），其原因是它不能内化社会文化。普特南问题3：人类思维的“类幻觉”能否被克服？此问题源于一段离奇设想：缸中依靠营养液生存的大脑从信道中获取了视、听、嗅、触等各种感觉，从而形成了一个虚幻的世界图象。若问缸中之脑：“你是缸中之脑吗？”回答的结果必成二律背反：回答“是”，则它知其语境，因而不是缸中之脑；回答“不是”，则它不知其语境，因而就是缸中之脑。缸中之脑的设想有一个寓意：人类思维的“类幻觉”不能被克服。
与笛卡尔和赖尔不一样，普特南关于“心脑关系”的形而上学阐释是“双向”的──对各种“可能世界”作了探索，重在自由思考，给人以清新的感觉。其中尤以对“图林机是思维机器”这个命题的正反两方面的辩护最典型。从前期以图林机理论（Kleene model）全面论证心理状态的意义到后期以“心”的社会文化性彻底批判思维的机器模型，普特南在“心脑关系”问题上采取了“开放性思考”的态度。另一个“双向”辩护出自同一时期：普特南在《思想，语言和实在》这本书中，同时提出了“普特南问题1”和“普特南问题2”，从不同的语境对“词义源于语用”和“图林机是思维机器”作了辩护。可以推测，普特南希望得到一个“统一”的、“一贯”的关于“心脑关系”的形而上学阐释。这个推测有两点参考：第一，普特南对自己前期关于“心脑关系” 的理论的态度是悲观的。他在“思想和机器”（ 《思想，语言和实在》这本书的第18篇论文）中有一个结论：“我相信这个教训是很清楚的：我们不再可能相信‘心脑问题’是一个真正的理论问题，也不再可能相信它的解决将对我们生活于这个世界有任何启示。”③ 笔者认为，这正好是普特南对上述“同一时期的‘双向’辩护”的朦胧的失望。第二，普特南在后期对“图林机是思维机器”的批判是毫无保留的。他认为，所谓“思维的计算观点”或者“功能主义”完全不能解决“什么是心理状态的本质”④ 的问题。由此可见，普特南希望得到“统一”的答案，但他从不同的语境作出认真研究，并非“情愿”地走向了“双向”辩护。
普特南的“双向”辩护有潜在地说明了一个问题：“心脑关系”的形而上学阐释并非唯一。他没有指明这一点，但他关于“心脑关系”的“实际辩护历程”说明在这个问题上的形而上学的唯一性是不可能的。普特南的思想轨迹是从“分析”到“诠释”。首先，他力图以科学材料为基础“分析” 关于“心脑关系”的形而上学，在发现“分析” 自身的非完备性后，又走向完全的“诠释”。例如，普特南后期倾向于用亚里斯多德（Aristotle）的“形式”和“质料”的学说来“诠释” “心脑关系”，因为亚里斯多德的“形式”和“质料”的学说很容易说明“心”和“脑”的不可分割。“正如亚里斯多德所告诉我们的那样，如果我们适当地把注意力投向（事物的）面貌，二元论的问题就不可能出现。”⑤
“分析”注重科学实证的推理，“诠释”注重价值理念的阐释。但“分析”和“诠释”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伽达默尔（Gadamer）曾经说过：“当我们今天讲到诠释学，我们是处于近代的科学传统之中。与这个传统相适应的‘诠释学’这个用语的使用正是随着现代方法学概念和科学概念的产生而开始的。”⑥ 如果把“分析”和“诠释”理解为互补的关系，“心脑关系”形而上学阐释的空间就扩大了。按照伽达默尔的思想，古代的神学“诠释”和当代的形而上学“诠释”是不同的，因为后者受到了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的重大影响。伽达默尔在说明历史人文学科中诠释学的独立性时同时指出：“比起现代科学的巨大发展来，社会的日益合理化以及社会管理的科学技术性，可能更足以标示我们时代的特征。科学的方法论精神渗透到一切领域。”⑦ 在“心脑关系”的形而上学阐释中，“分析”体现“此在”的科学语境，而“诠释”体现“此在”的价值语境。普特南前期的“功能主义”的“分析性”比较强，“诠释性”比较弱；后期对“功能主义”的批判则是相反的情况。
笛卡尔和普特南有一个有趣的比较：笛卡尔用“副机械论”（赖尔的术语）证明“心”的实体性；普特南用“副机械论”来论证“功能主义”。 笛卡尔的逻辑（按照赖尔的思路）是：“心”不是一般的机器，却是特殊的机器。普特南的逻辑（前期）是：“心”的功能不是一般的运算，却是图林机的递归运算。如果伽达默尔的上述思想是正确的，为什么不能在承认“机器”（无论是力学机器还是计算机器）的阐释合理性的同时又承认“非机器”的“诠释”的合理性呢？
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视角考虑“互补”的理念。在物理学中，微观客体在不同的“场景”下有互补的粒子图象和波动图象；热在不同的“场景”下有互补的宏观描述和微观描述。超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界限，作一个恰当的外推，可以得出：“心脑关系”的形而上学阐释在不同的语境下形成一个互补的“图象”体系，而不只是单一的“图象”。
再从“心脑关系”阐释的历史进步来讨论“分析” 和“诠释”的互补性。仍以普特南前期的“功能主义”为例。普特南的功能“分析”的基础是图林机理论，它与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并行处理，有联想、容错和自适应性等特征）一样，都是部分地模拟人的思维的理论。功能“分析”是认识的进步。笛卡尔只能猜测：“心”何以能动“身”？ 从力学上是讲不通的。笛卡尔由此“诠释”了一个二元论。停留在笛卡尔时代的力学水平上“诠释”，很难具有更大的视野。功能“分析”融入了现代科学知识背景，为 “心脑关系”的“诠释”提供了新的语境。另一方面，在普特南的功能“分析”中，“诠释”是“分析”得以进行的基础。普特南在阐述“功能主义”的重要论文《思想和机器》中，把机器的离散的状态显示和人的心理感受（痛觉、意愿、嫉妒等）的外部表现作了类比。这种类比的合理性从何而来？显然它不能来自于“分析”，只能出自“此在者”的“诠释”。胡塞尔（Edmund Husserl）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中曾问：伽利略（Galileo）为什么把数学规律和物理现象的契合视为“不证自明之理”？实际上，这个几乎不被怀疑的“不证自明之理”也源于“此在者”的“诠释”。上述二例在说明“分析” 和“诠释”的互补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处。
与赖尔的“大学”示例类似，可以把“心脑关系”喻为Office文件系统中的文件夹。这个文件夹中有“结构论域”、“功能论域”、“行为论域”、“文化论域”……等等。不同的论域有不同的语境。不同的“论域”中，“分析”和“诠释”有所侧重，并不影响“论域”的合理性。“分析”和“诠释”是互补的，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心脑关系”是上述各种“论域”的集合。没有具体的“论域”， “心脑关系”就会脱离现实的语境，如“空的文件夹”一样。
引文：
吉尔伯特·赖尔（英）：《心的概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4-15页。
幸强国：“心脑关系的‘普特南问题’，《自然辩证法通讯》1999年第4期。
Hilary Putnam: Mind, Language and Rea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1975), p. 384.
Hilary Putnam: Words and Lif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1994), p. 441.
Hilary Putnam: Words and Lif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1994), p. 55.
陈启伟 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741页。
陈启伟 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7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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