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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人: tu__tu(2003-10-22 01:23:28),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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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精神病院的日子
广州人与人争论，偶然会插上一句：“你应当去芳村看看！”意思是你的精神有问题了，因为广州精神病院就在珠江江畔的广州芳村。1987年9月14日，我真的去了芳村，而且一住就是3天。在广州人看来，14是个不祥的数字，自从那天去了芳村后，十几年来我一直不走运。1987年，也是《天涯纵横》论坛的版主李陀认为非常重要的一年，中国主流文学界正以“文学性反抗政治性”，倡导“纯文学”。那时产生了余华、苏童、格非等一批先锋作家。我现在仍不知道，老说自己研究精神变态问题的李银河、王小波，1987年在干吗？反正我进了精神病院。
●监狱还是医院？
进芳村之前，我总以为精神病院实际上就是一所特殊的监狱。一位记者印证了我的想法。他几年前去过一次，看见病房的窗户全是木头的，涂成猪肝色，打烂一块补上一块，斑斑驳驳，充满暴动的信息。他说床也是特制的，四条粗腿深埋地下，有的干脆有水泥浇铸，以防不测；四周夜深人静时，这里仍鬼哭狼嚎。他观赏过一场病人组织的篮球比赛，完全没有规则，什么动作都有，令人捧腹……解放前，不少达官贵人周末专门来参观精神病人的离奇行为。
中国第一家精神病院就是广州精神病院，据称是亚洲第一家精神病院，由外国传教士JohnKerr于1898年创办。1927年由国民党接管——具体管理者仍是教会。1949年解放的时候，仅有床位500张，医生6人，护士33人，药理工人、医务人员一共不过76人。
精神病史可以一直追朔到人类诞生那一天——当然人类诞生于那一天现在也不知道，反正这个世界有了人就有了精神病，但治疗方法直到20世纪50年代这前仍然十分落后。过去这家医院采用的是传统的水疗和电疗。水疗法很简单，将一枷锁状物扣在患者头上——像《水浒》里林冲被公差押解那模样，不过病人更惨，肩以下部位全部泡在水里，如坐水牢一般。电疗又称电休克疗法（EST），病人严重发作时才用，这是一种给患者躯体强行施加电流使他安静的疗法，病人往往当所休克。我有一个哥哥，文革时得精神病，他的名字叫钟英夫。有一节小故事顺便说说。比疯哥哥略小一点的哥哥叫钟秀夫——曾是读书天才，我家排“夫”字，所以我叫钟健夫。那年春节，大家在家过年，想起英夫还在梅县精神病院，秀夫带了一些礼物去看他，希望他在医院好好养病，安心治疗。秀夫与英夫从小一起玩大，很有感情。他到了精神病院，英夫的模样让他吓了一跳，英夫的双手双脚被粗大的铁链铐着，长发像刺猬一样立起，秀夫无法接受这种现实，竟然改变了主意，协助英夫从医院逃回家里。小时候我听过这个故事，现在想起来，英夫的长发像刺猬一样立起来，可能是刚接受完电疗。我的另一位哥哥，也有轻度精神病，20年前发作时就绑在家中天井里，后来奇迹般好了。总之我不是像那些时髦的学者，读了福科的《疯颠与文明》才突然对精神病感兴趣起来。我从小对治疗精神病的方法和精神病院就没有好印象。
然而，当我来到与著名的白天鹅宾馆隔江相望的广州精神病医时，一种清新之感油然而生。医院四周非常安静。从正门直入，没有人会阻拦你，绕过一幢精心修饰的二层西式医疗大楼时，你看见的是一座带有球场的花园，而不是一个巨大的水池——精神病人戴着枷锁泡在水中。许多病人在打蓝球，打乒乓球，有的三五成群随意聊天，也有人独占一隅，静静冥思。医生护生穿插其间，如果不注意他们的服饰与病人稍有不同，你根本无法分清谁是病人。病房的窗户并非木板而是玻璃的，擦得很亮，可以随意移动的普通铁架床摆得很整齐，虽然十几个人住一间房，却没有一点紊乱，反而比一般医院宁静整洁。我不禁疑惑起来，但很快就释然。
医生告诉我，在1984年前，这里确实深院高墙，与世隔绝，病人长期禁闭在病房里，连大小便都不得外出，环境之恶劣确实如开头那位记者所述。有时病人发作起来，拿起马桶就往医生头上扣。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医生怕马桶扣在自己头上，只好拿起床单与病人对峙。从1984年起，广州精神病医院参考国际上最先进的医疗护理方法，结合本身积累多年的经验，大胆实行改革。主要目标是：1、禁闭式改为开放式；2、监狱式改为花园式。
开放式改革显然是一种冒险。文革期间，有位护士就被病人活活打死。精神病院是教会创办的，解放前由教会管，这位护士自然就入了教，文革时成了很大的历史问题。她被迫进行劳动改造，在没有任保护下给一位正发作的病人打针，病人将她按倒在地，一顿拳脚后当场死于非命。有的病人有迫害妄想，总想找机会以报复医生，1971年10月的某一天，这位病人的复仇机会来了，他发现厕所正在维修，拿起施工用的8镑大铁锤，悄悄来到自己仇恨的医生身后，举锤就砸过去。幸亏抢救及时，被袭击的刘大夫死里逃生。刘大夫告诉我，病人其实是要杀另一个医生，认错人了，自己险些做了替死鬼。
尽管如此，医生们仍然认为：精神病人完全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可怕，在正常的医疗条件下，他们是极少伤人的，也不会有破坏行为。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医院除对少数严重发作的病人实行禁闭之外，大部分病人入院后经过3天治疗观察就可以在病区内自由出入。每个病人身上还允许带几块零钱，万一出走时可以自己乘车回家。
●夜探精神病房
我不是一个人住进精神病院，而是与妻子钟洁玲一起住进精神病院。她是花城出版社的编辑，王小波著名的《时代三部曲》就是她当责编。在王小波死前，有一天我在中国企业管理协会讲课，住紫竹院南路企协招持所，王小波来了，就在我房里，我亲眼看见王小波与钟洁玲签了《时代三部邮》的合同，不久王小波死了，此之前他也一直研究变态心理问题，他的死因是否与他的研究有关？可能是个谜。钟洁玲编过《先锋长篇小说丛书》，其中包括余华、苏童、格非、吕新、格非、孙甘露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编过张承志的《心灵史》。1987年，我们领了结婚证，准备到北戴河度旅游，不料第一次使用结婚证是在广州精神病院招待所。
招待所与病房只有一墙之隔，我们住楼上，可以直接从窗口观察楼下病人的动静，接连2天没有发现任何骚动，直至第三天晚上，一个粗哑的音音从病房才从爆出来：“医生——，医生——，我肚子疼死了！我快完了，我完了！”喊声不断重复，几个钟头后，病区又恢复了宁静。据说在开放式治疗护理之前，病人每晚都让四邻不得安宁。
有天晚上9点左右，我们专门在病区内走了一圈。白天我们采访了大量的案例，全是有关司法精神病方面的，都是凶杀之类的大案。精神病人所犯的刑事案件，一般情况下都免于承担刑事责任，将病人送进医院治疗就算结案。我们先进男病区，有点紧张，病房关了灯，里面一片漆黑，通道上隐约还有些灯光，大部分病人已经睡了，男护士拿着手电在前面带路，我们仍然感到害怕。病人的手脚是自由的，病房门也没关，黑夜中会不会有人突然从某个地方冒出来袭击我们？我已经做好随时保护妻子的准备——黑夜里年轻女子在疯人堆中穿行难道没有危险？在门厅的长椅上，仍有几个病人在沉思。一种莫名的悲凉渗透全身，我突然觉得，这些在黑暗中雕塑般凝固的躯体内，是世上真正孤独的灵魂。而此刻，值班室依然灯火明亮，年轻在大夫们悠闲打着牌。
在女病区，我看见一些病人正在看电视，周围没有医务人员在场。屏幕出现电影《骆驼祥子》的镜头。
“那主角是谁？”我问其中一个年轻的女病人。
“斯琴高娃！”
她的反应之快让我吃惊，我疑心自己将正常人当病人了——病人的衣服跟医务人员的没有很大区别。她见我愕然，便主动对我说：“有什么问题你就问吧！”她的眼晴兴奋得发亮。
我想起白天大夫的介绍：女病人色情幻想很丰富，用药量也比男病人多一倍，原因一直搞不清楚——不知今天的女性主义者怎么看。有些女病人经常纠缠男医生，她们甚至为此争风吃醋。
我回答了这位女病人的几个问题，发现不对，她太高兴了，不看电视只看我，我本来是对她们进行观察采访的，现在变成她对我观察采。她很活跃，我们总觉不像精神病人。护士说，这人病得很重。我发旁边的两位女病人四肢僵硬，眼晴直视，行走不太灵活，而这位活泼自然，怎么能说她病得很重呢？医生说，任何吃了药，都会四肢僵硬，眼晴直视，行走不太灵活。据说直到20世纪60年代，真正能控制患者病情的药物才开始批量出现，有一种叫“冬眠灵”的药，能让病人进入“休眠”状态。我想起过冬的北极熊。
女病人一直纠缠我，敷衍她几句就告辞了，你瞧她什么态度？竟热情地邀对我说：“以后经常来坐坐！”这是精神病院，我要是经常来不是有病吗？
值班医生告诉我，开放护理以来，没有一块玻璃被打碎，电视机也很安全，整个病区的秩序反而比过去好了。
●一千万孤独的灵魂
1980年至1984年，北京医科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等单位，在我国第一次大规模地对国内12个地区进行抽样调查，结果令人震惊：在我国15岁以上的人口中，各类中度、重度精神障碍的发病率为12.72‰,这个数字大大超过了50年代和70年代的比例——广东70年代为5—7‰，如果按当时的11亿人口计算，全国至少有1000万个精神病患者。所以我在1980年代未，写了一本变态心理方面的书稿，题为《一千孤独的灵魂》。这1000万之中，当然还不包括发病率更高的神经症。一位心理医生曾形象地说：你可以随意站在都市一角，将你看到的人从1数到20，其中必定有一个神经症病人。
1987年9月，广州精神病院有1700位病人，却仅有医生127人，护士331人，穷于应付。按国际标准，至少缺1/3的医务人员。实际上，按当时广州区郊600万人口统计，还有4300名精神病人没有入院治疗。我提出过疑问：国家为什么不分配一些大学生来呢？精神病院的钟书记告诉我：“去年分来11个大学生，仅来了4个；今年又分来9个，报到的仅5个，但自费出国留学却走了39个。有些人来报到，是怕分到边远地区，完全不是对这种专业的热爱。有人宁愿不要档案，上街当个体户去了。”那时广州精神病院的大部分骨干医生是工农兵大学生，由于医生太缺，有些护士经过几个月的简单培训也成了医生。
精神病可以说是所有慢性病中最“慢”的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慢速度比艾滋病和癌症更可怕，大多数艾滋病和癌症患者短期内必死无疑，痛苦的日子不长，为别人制造的麻烦期较短。而精神病人的“肉身”往往很健康，甚至比一般人还好，你要是照料得好，他们的寿命可以完全跟常人一样。如此“健康长寿”的病人对家属是极为可怕的负担。医生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有位年经的农妇被丈夫送来治疗，家里大穷了，为支付住院费，她丈夫只好将家里的屋梁抽出去卖。她出院后又发作，丈夫又抽几根屋梁去卖。她出院后又发作，再抽屋梁房子就会塌下来，所以农妇很久不来看病了。有一天，医生发现她又来看病了，送她来的却是别人，她的丈夫不堪她的折磨，也无力支付医疗费，活活地被迫自杀。这样的悲剧并不罕见。
每当广州举办大型活动，比如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广州精神病院就会我多出一批病人，他们大多已成痴呆，属晚期无法治愈的病人，许多人连自己从何而来，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医院只好按无名氏1、无名氏2、无名氏3……编号管理。这些人为什么会出现在精神病？原来家属瞅准日子，在关键的地方——如外宾较多的方地将病人搁下，自己跑了。据了解，今天中国的精神病发病率比1987年高，人口又多了两亿多，我不知道北京申奥期间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有心者不妨到北京精神病院查一查。
在香港，精神病人是由政府出钱治疗、收容的。我们的病人太多，完全由政府负担不太现实，是否可采用政府、社会和家属三方面一齐来承担呢？特别那些有钱的慈善家，可以多拿些钱出来。我现在开始明白了，为什么精神病院过去会由教会创办和管理。
最后说到我家里那位疯哥哥，50多岁了，仍在老家与80多岁的老母亲相依为命。我不知道母亲百年之后怎么办。那年深夜，寒风呼啸，母亲快疯了，她听到街头的疯子无助地哭泣，自己猛然惊醒，我要是疯了不就一样？之后她产下一子，便是我那位疯哥哥。这种朴素经验的告诉我们，妇女怀孕的时候不能遭受刺激，千万要善待她。学术界认为，精神病与遗传有关。在父亲两位妻子的15孩子中，有两个存在不同程度的精神异常，显然，精神病基因来自我父亲。也就是说，我身上也有这种基因。如果按目前基因技术的发展速度，很快就能在我身找上到精神病基因。我们这种人将来会不会被取消生育资格？这是不是一种基因歧视？
我的儿子快7岁了，我无法预知他的精神前景。而对我来说，无论碰到什么重大挫折，都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避免一切精神变态的可能，若真正住进精神病院，对家人和社会都是一种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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