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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人: yerk(2003-08-30 21:51:45),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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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悖论——关于历史、集权、统一和宪政
文/洪大鹏
居于民间立场上的爱国者总有两大梦想：制度的民主和国家的统一。实质上这二者殊途同归，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希望中国与世界发展同步，并富有和强大。
上溯一百五十年，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在鸦片和大炮的威逼之下，被迫开启国门了望世界，方始惊见诸国早已是强大如虎，而相形之下，中国之积贫孱弱已势如危卵，国运惶惶。就这样，仿佛是在一夜之间，一向惟我独尊的中土帝国遽然从高台上跌落，从凌人之势变成仰望之姿，这种截然的心理落差所带来的是民族心理上的巨大伤害。与此同时，列强肆意侵入，在中国颐指气使，而我防御之技却脆薄如纸，直面洋人枪炮时简直犹如以卵击石，这对国民心理同样也是一种伤害。前一种伤害源自帝国不再的心态，是一种心理落差上的伤害，属内伤；而这后一种则完全是人强我弱直接碰撞所产生的现实伤害，是目之所及的外伤。如此内伤和外伤联袂相加，再顽固的人也要不得不承认，曾经的中土盛势已然不再，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了。所以此后一百五十年，中国一直处于一种寻找之中，寻找重返盛势家园的道路，寻找治病救国的良方，成为所有爱国志士的天然使命，而所有行动皆来自一个近乎天然的心理共识——中国不该落后，中国能够强大。
前后百余年，无数仁人志士踏上了救国的寻找之路。从早期洋务运动到后来戊戌变法，及至辛亥革命终结帝制，发生在中国的一切事件仿佛都在围绕着那个救国主题，一直到后来变军阀割据为国家统一，结束日本侵略，在国家内部告别战乱，在形式上驱除了殖民者，并顺利收回香港澳门，除去台湾，整个中国又恢复了从前的大一统局面，不但形式上的外伤得以治愈，还使得寻找者的期望有了前提可依的现实载体。其余要做的，就是在这个统一中国的前提之下，彻底消除导致伤害的外因——国家的落后现状，诸如改革开放皆为此法。
但一百五十年来中国人睁眼看世界，除了看到工业文明的奇迹武功之外，更看到了宪政国体的进步合理，并把二者一并当作拯救中国的良方。这种认识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有了发端，戊戌的改良也好，民国的共和也好，都是用这种西化的方式在救国，坚持此念的爱国者认为，只有按照西方实现富强的方式，才能真正抵达和西方一样的富强，即实现制度上的民主，保障国家走向富强，谓之为爱国者的制度民主之梦；同时，鉴于台湾问题仍旧存在，在保持现有国家统一的前提下，收复台湾，为国家富强实现一个可供行使的主体，使中国重新恢复大一统状态，即谓之为爱国者的国家统一之梦。
相对制度民主一脉，持国家统一理念者无疑有着压倒性的优势，异见者寥寥无几，几乎所有人的潜意识里都有一个不需论证的答案，中国必须是完整的，而且还要高度统一的。甚至连极力主张制度民主的宪政派都不敢否认这样的统一结论，他们主张制度民主，亦是建立在国家大统一前提上的制度民主，是在统一中国的范围内，用西方的宪政民主方式管理中国。
统一中国的认识根源更多是来自历史。曾有一说是，中国起源于黄河流域，而黄河多灾难治，现实要求是，沿黄流域必须保持高度统一的国家状态，才能保障黄河的有效治理，此即为统一中国的历史根源，此后不断地分分合合，虽一直有分崩离析，但合归一处终是大势，甚至是一种存在于民族心里的冥冥之力，国家统一几乎成为建筑其他理念的认识平台，中国需要强大，但必须是统一中国的强大，任何良方都可以拿来治国，但任何良方都不能破坏这个统一的前提，否则就是大谬。而且，也正因为中国人心中有这样强大到压倒一切的统一向心力，所以才能历经种种磨难，现在仍旧复归于统一之态，这完全是有种内心动力的结果，跟欧洲一体化的交流合作成因完全不同。
中国幅员辽阔民族各异，不同地方的人生活习惯、地域倾向、心理状况甚至体貌特征都截然不同，要在这种差异迥然的地方建立高度统一的国家，只有民族心理的统一向心力是远远不够的，肯定还需要有形式上甚至是制度上的保障，有时候甚至要借助于武力的保障。事实上，秦国统一六国就是直接借助极其残酷武力手段，时有坑卒40万或50万的记载，就是对这统一过程的残酷性的真实写照。秦始皇在形式上统一中国之后，施以一系列统一之策，包括统一货币、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以及后来的焚书坑儒等等都是其维护统一之策，但维护统一，最重要的还是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面向中央集权的管理制度，这种高度集权的制度机器才是统一的最有效保障力量。秦施暴政，虽传至二世即灭亡，但秦所留下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制度机器却被后来者完好地延续下来，并在此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完善。
事实上，中央集权统治并不是秦的发明，在秦之前这种思想就有发端。《汉书·食货志》曾记载“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李悝创造了一种计划经济的原始风格，这种经济的风格特色即是由统治者以鸟瞰的方式决定社会治理模式，而不由社会自主摸索完成。再往上溯至并不抵达高度统一状态的周朝，中央集权的治理模式已然存在，周公作《周礼》解说有政府需要经常巡视集市，以纠察物价是否公平，商品是否符合标准等，这种职能解说让人再熟悉不过，简直就像是现在的物价局和质量监督局。
除了在制度上实现中央集权统治外，保障统一还需要在文化思想上进行保障。春秋时百家争鸣，各种学派林立，思想自由，但到了汉武帝时这种局面嘎然而止，董仲舒谏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按照黄仁宇的说法，董之所以尊儒，并非以尊儒为目的，其真正目的是为了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规思想，董的做法彻底否定了学术的独立性，坦言学术须为政权服务，所以需要以一家学说统一所有人的头脑，这样才有利于国家的统一。从此，儒一家思想成为压倒性主流思想，这种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后来学子皆从教于儒，进行统一的思想改造，白纸上统一画画，图案必大同而小异，于是千余年，腐儒之气弥漫中国，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儒家之圣孔子却完全跟这种腐儒之气不相干，童稚之感在其《论语》中几乎随处可见。独尊儒术一出现，人就在思想上彻底归附于统一集权的制度。
在统一集权的制度之上，就是以皇帝为中心的专制集团，皇帝是这个国家的家长，主宰这个国家的一切，其他一切皆是皇帝的臣民，要无条件地向皇帝这个中心负责，皇帝代表的是天意，这个天意其实是个很虚幻的东西，也可以解释为民意，任何违背皇帝的思想和行为，就是违背天意或民意，皇帝可以以替天（民）行道的名义除之。这套理念的力量甚至大过了皇帝本身的力量，所以在中国，虽然朝代更迭，皇帝轮换，但这套高度集权的理念从来不曾改变；同时在中国，受着这种高度集权理念影响的人们，在心中总是无条件地把国家的高度统一当成理所当然的一种理念，统一理念强大到压倒一切，甚至到了没有人置疑的程度。这显然不是巧合，二者正是这样相辅相成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大千差万别的国家里，要保持高度的统一，必须呼唤一种高度集权的统治，同样也只有高度集权的统治，才能维护国家的高度统一。
仰慕西方政体的爱国者时常对西方的宪政民主体系青睐有加，时时想将之照搬于中国，简单地以为中国实施宪政可至健康可至富强。宪政者，直接反对的就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专制集权，代之以分权制，使权利互相制衡。但是对一个民族来说，最难改变的无疑就是心理的惯性，两千多年来，中国只受一种专制思想的教育，这种思想的影响之大，甚至已经深入骨髓，进而变成了人的一种自觉接受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惯性冲力远远大过反对帝制的革命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仍简单照搬西方的宪政理论，不是天真就是愚蠢，以民国宪政为例，建立了议会，实现了多党，有了总统制也有了内阁制，但在宪政的衣服下人们自然而然地进行的却都都是专制集权的行为，宪政革命怎么看怎么觉得滑稽，而分权所产生的惟一结果就是彼此间的争吵和暗杀，可这些除了是鸡毛蒜皮剩下的都是封建专制。
很多人能认识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但却认识不到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对国家统一有多大的保障力，中国历经那么多次朝代更迭和外敌入侵，但每次祸乱之后，分裂的部分仍能归心似箭地渴望和达到统一，如果没有那种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以及这种制度的种种派生思想，以及这种制度理念和思想的深入人心，是根本不可能产生那样强大的国家统一动力的。这是中国最现实的问题，每一个关心中国的爱国者都不能绕过它。所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曾经的中央高度专制集权制对人的心里影响，完全不是一种外来思想外来体制轻易就能撼动的，尤其这种外来的救国思想还建立在国家统一的认识前提下，而国家统一的最强有力的保障就是那种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这岂不成了一个悖论：要彻底铲除树木生长的根，却还保留着树上结出的果？
反观国外的宪政国家，如美国如英国，都不是像中国这样有着面向中央的高度附心力，联邦制的美国各个州在整体统一的前提下，可以自制法律，有着相对独立性；英国则更像是几个小国组成的联盟，这些宪政国家都不需要也不具有像中国这样的高度统一，不要小看了这一点，这种局部的相对独立性是宪政生存的土壤，它首先要对地方负责，其后才向全国统一，跟中国的传统负责顺序恰好相反。换句话，在那些宪政国家里，地方的独立性不但不会对国家秩序造成混乱，某种意义上还能构成一种稳定，又它构成的分权对力不但不会演化为混乱，反而会成为一种稳定体系；但在中国却截然不同，中国的传统稳定只存在于国家统一这一个大前提下，分裂的独立性在这里几乎没有生存的土壤，而且这是任何力量都难以改变的一种民族心理，如果轻易破坏它，只会产生更大的动荡不安。有害而无益。任何改革派都不能回避这样一个统一的命题，以及这命题背后的成因，否则就是不从中国现实出发的空谈。从反方向推论，现阶段之所有几乎所有人都心向国家统一，其原因也正是传统的集权模式已经深入民众的骨髓，进而变成了一种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毕竟国家统一是全民族的共识，也是中国向前发展的一个大前提，当国家统一的概念成为一种民众生活方式的时候，它才是最最强大的，中国历史的发展足以证明这一点。
上述事实无疑也证明了中国民主改革的艰巨性，这不是随便选择某个政体的问题，相对于整个国民心理，所谓的政体不过是一根皮毛，但假如这皮毛不妥当，必然会对国家更深层次的统一造成影响。然而，中国要想发展要想富强，又不能一味囿于传统的桎梏，一味皈依于传统不可能做到与时俱进，所以改革又是大势所趋，但现实注定了这改革必须是渐进的和踏实的。历史的苦难告诉中国，她再也不能重新陷入曾经的战乱无序中，任何哪怕由善良美好愿望催生出的混乱对整个中国来说都会成为一场灾难，一句话，中国再也禁不起折腾了，任何改革都必须经过严密的科学论证，并是必须建立在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物质和精神进行深刻分析基础上的改革。
如今很多中国人都怀念大唐盛势，甚至把它夸张成了梦中的香格里拉，那时的中国确实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但这样的强盛只对历史成立，它对今天的中国没有任何参考意义。中国的出路在于无条件保持统一的前提下，逐步增加地方和民众的自主权利，以及改造相关的落后传统理念，甚至逐步淡化国家的概念，提高民本意识，但前提必须是渐进的，甚至目前情况下还要依靠统一国家的调度去缓慢实现。同时从现实出发，国家还需要像国防体系一样，积极建立各种社会的保障体系，比如公共卫生体系和教育体系等，使得各种社会各个领域尽量能够实现自我管理自我调节，这是新时期发展的要求。等等，这些问题博大繁琐，不在此一一累述。
一切爱国思想和行为的目的无非都是让中国与世界同步发展，这本身就包涵了两个因素，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同步发展，但二者必须是统一的，不可割裂对待，不能局限于一而忽略二，比如不能为了统一中国而不顾同步发展主题，也不能为了同步发展，跃进式发展而破坏目前的统一。无论如何，对于现在的中国，稳定都是必须的，稳定又是民心所求，国运所向，而国家统一是稳定的最有力保障，所以任何改革都不能触动国家统一这个被公认的前提。
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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