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submerge(四太子·钝！)
整理人: joyce_85(2003-05-09 10:15:37),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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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莉这个人是湖北某大学中文系的教授还是主任，借得东风上青云，写的东西当真要说很好，那我是不敢苟同的，你当然可以说我狂，你当然可以翻出池莉文集，拍着某某段落或章节驳斥我，但是现在我和你讲的，不是某个片断，不是单独的章节，而是整体！
我是说整体！
贾平凹或者北京的那个刘啥毅然，甚至王朔，甚至王忆安，这些应当代表90年代中国文坛的顶级水平。当然，路遥很好，只可惜他的文笔全浪费在了过去的某一个时代里，不能就此获得根本的突破，因此，他可以作为新中国的“新”旧式文学的终结。另一个终结者，是贾平凹。前者以平民姿态终结了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影响，而后者则以官方姿态终结了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影响力。
那是一个令人窒息的时代，文坛亦不能就此获得应有的逃离与豁免。但是，倘若闭上眼睛，那么便是对历史的最大背叛和抹杀了。于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和贾平凹的《废都》被时代选中了。作为知识分子心灵和精神上的煎熬的句号，是为那个时代献上的最后的花环！
所不同的是，《平凡的世界》讲得明白，《废都》讲得隐晦。前者偏重于写实而后者偏重于浪漫主义色彩。前者是民，后者是官。前者是经过，后者是余音。前者的色调灰白而凝重，后者色调在冷峻中却闪烁着新生的希望。庄梦蝶？还是庄之蝶或者其他什么蝶了，（嘿嘿）。这种名字的出现，即是历史的偶然，但从某些文学理论的角度出发，何尝不是另一种必然——文学是对现实的再现和升华！
路遥在八零年代用《平凡的世界》向世人展现的是普通知识分子的痛苦，更多想表达的，却是对恶梦的恐惧和重演的担忧吧。而之后，贾平凹就用《废都》回答了路遥的担心。知识分子没有再受到很过分的迫害，生活都有所提高，担心的问题，从过去最起码的生存，转到了房子、工资等方面——虽然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但是毕竟已经开始有了可以讨价还价的地步！当然，从大陆逃出去的那些人，比如高行健之类，则不在此列为论。按照他们的观点来看，中国知识分子的创作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乃至生命自由都毫无保留的受到威胁，得不到应有的保护。
我不想对这些人做过多的批评，因为我知道，在某些环境中，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的确受到了很不公平的对待。但是，他们因此而产生的对祖国的仇恨却实在令人费解，某个被外电称为民主斗士的华人妻子，和这个狗屁斗士一起都是在中国最高等学府培养出来的最高等知识分子，可是当这对夫妇逃到美国之后，那个妇女当即在电视上用英语非常“愤慨”的宣布——从此放弃中国国籍，这辈子永远不再使用华语。
当然，这不过是一个例子，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证明在许多时候，中国的一些所谓知识分子，他们的言论并不能作为民众思想的反映，他们身上流淌的贱民思想经过国家极大洗刷之后仍旧没有丝毫的减退，最后不过成了更有知识的贱民，更有钱的贱民。不管他们用那一种语言和文字，穿衣服还是不穿衣服，他们的功利和懦弱，他们的自私和贪婪，他们势利的眼神和软骨头，早已经成为他们自己那些理论的最大否定。
相反之下，高行健虽然当时受某些高层的打压，却矢志进取，在欧洲努力推行华语写作，成绩斐然，连极保守的诺贝尔委员们也不得不竖起拇指说声佩服。这才是知识分子应有的骨气和气节呢！
路遥和贾平凹之后，中国的写作产生了明显的分水岭。新生的平民化写作手法产生了王朔，而新官方写作产生二月河。个人立场来说，我不喜欢二月河远甚于不喜欢王朔！不过后来似乎又产生了这两条写作路线的结合体，代表当属王忆安。但是写来写去，这些作品终究还是缺乏一种大气。王忆安的作品或许有些看头，偏偏我最近一段时间来缺乏耐性，终究没有研究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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