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tdaphne(黛芬妮)
整理人: joyce_85(2003-04-25 04:55:36),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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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的女人>曾经作为手抄本在大陆流行,他死在台湾.
看手抄本时候,简直觉得太好看了,一直以为和张扬的<第2次握手>一样是新作者,到香港在书店偶然翻到<塔里的女人>,咦,原来是那个手抄本哦,原来他是老作家,还有<北极风情画>等,其实他写得更多的是严肃文字.那时他从大陆来了香港,可是几年前偶然看到他的死讯是在台湾,我想他这样的文人属于台湾的,和他以前的年代衔接.
"从潜在写作的角度看，《无名书》提供了一个非常启人深思的个案。无名氏在五十年代以后身在大陆，却过着半隐居生活，与国家体制没有发生关系，也没有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干扰，而且《无名书》在当时决无公开发表可能，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完全明白这是一部为未来读者写的书，所以对主流意识形态既无故意逢迎亦不特别反对，走的是自己的道路。我选择《无名书》作为一份特殊病例，就是想说明当知识分子失去了自由地发出声音的时候，他能否坚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追求一份超越现实利益的专业价值。这里所说的"自己的工作岗位"，也就是指人文知识分子的专业领域。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每个时期都有困扰着知识分子的现实环境，所以常常有人发出"偌大中国安不下一张书桌"的叹息。尤其是时代的"共名"强大到足以制约人文学科的时候，人们会不知不觉地游离专业的价值目标，或迎合或适应这"共名"，理由是希望能急功近利地获得"共名"社会的承认，这样的例子已经不需要再举了。反之，人们受到现实压迫，在疾痛惨怛之下发出抗议的声音，当然是正义的声音，但即使这样的声音，它能否取代知识分子的专业价值？回到文学史的范围来讨论这个问题，作家在失去发表言论自由的情况下，他能否严格遵循他的艺术良知来尽可能完美地完成他的创作？在文学史上并不缺乏作家在不自由的环境下创作的例子，有明志之书，有血泪之书，也有阿谀之书，但真正潜心苦吟之书，却不多见。五十年代无名氏的《无名书》，六十年代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七十年代丰子恺的《缘缘堂续笔》都可以说是难得的几种，这些创作都是在后人难以想象的环境里完成的，但从当时的文本来看，有的是自成逻辑的现代心灵探索，有的是哲理与抒情的吉光片羽，有的是清淡到近于闲适的个人生活回忆，显示出思想与审美的纯粹性，不仅表现了作家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拒绝，也表现了不为一己制困顿所束缚的专业责任，是把个人处境的悲苦与绝望经过精神上的净化以后转换成审美意识，体现出艺术家对专业岗位的价值与自信。如果没有宏阔高远的精神和理想支撑，要在潜隐的状态下完成《无名书》是不可能的。这一点，我想即使在今天，也可以给人们以启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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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很随意地望你一眼,然后问你:做什么的,他肯定是差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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