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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gz.farmer(七号努力学日语) 整理人: gaosuiying(2003-04-12 22:26:10), 站内信件 |
| 很长，有兴趣就看看。也可以点击连接去看。因为有些图表不能正确显示。我一个高中同学就是这个家族的。
——以梅县丙村镇温氏宗族为例 本节旨在探讨近50年来，广东省梅县丙村镇一个传统客家温姓宗族生计的变迁。内容包括导言、温氏宗族与传统生计、生活困扰与欣欣向荣、生计变迁与原动力、行业分化与剩余劳力、思考。通过略述该族建村简史及村邻关系，以解放后的重大事件，如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文化革命及改革开放等为背景，着重探讨在政、经新政策冲击之下，社会与文化遽变对温氏宗族的影响。新中国的建立，推翻了压在农民头上的三座大山，那么经过50多年的建设发展，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传统的生计模式究竟改变了多少？究竟有多少农民能脱离农业转向其他行业？一位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专家在分析近代史时，发现当西欧的农民经济在资本主义发展之下转变时，中国的农村经济却出现了内衍(involuted)的现象，[1]务农者恒为农，无从向工商业转变身份(Huang 1985:293)。又如F.Schurman (1958:404)所言，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虽打掉了士绅阶级，但却并未能改变农村及农民的生计。那么，的情况又如何？作者结合近年来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沿广东省的山区农村作田野考察，论者深深感觉，强调平均意识的集体主义，对一个原本就是匮乏经济和重视有限之得概念 (Image of Limited good)古老民族而言(费孝通1947；Foster 1965)，只会更加深其固步自封和沦落消沉，失去主动积极的创造动机。[2] 甲：温氏宗族与传统生计 丙村镇位于广东省梅县东部，居梅江中游。境内主要河流有锦江与石窟河。镇人民政府位于丙村墟，距梅州市区24公里。地势为周围高，中间低，形成一个小盆地。东南连三乡镇，西南与西阳镇及白宫镇交界，东北与雁洋镇和松南镇为邻，西北与城东镇与白渡镇接壤。全镇有22个管理区(居民委员会)，265个村民委员会，总户数9,561户，总人口44,679人（1993）。地下宝藏丰富，尤其是煤、铅锌、硫铁矿、石灰石等最具开采价值。 丙村全镇有温姓族人3,234人，族裔主要分布于群丰、田头、新墟、红光、三社等管理区(行政村)，方圆约8平方公里。本文所研究的温姓宗族位于丙村镇辖下的群丰管理区罗塘面上“仁厚温公祠”自然村。温氏仁厚祠是一座古色古香的宗祠与住宅合一的客家“围龙屋”建筑，计有“四进三堂八横四围”，庞大无比，但非一次完成，而是分数次建成[3]。始创於12世斯润，时间约在公元1558年，至今已传到第28世，前后跨越16代约438年。族人主要集中居住在围龙屋内。住有包括户口虽在城镇即“非农人口”但仍住在村子里的一部分温姓族人95户，共413人（1993）。 一、墟市与工商活动 从地理位置看，温姓这一巨型围龙屋仁厚温公祠之东为程岗岌，是谢姓村。南、西南面叫罗塘下，是邓姓村，再过去是伍姓村、杨姓村。西仍是温姓的私家屋，再过去是牛角垅，有叶姓村与余姓村。北是黄坑，是陈姓村。 与仁厚祠最近的墟场有三个，一是丙村墟；二是新墟；三是井塘墟( 旧称石子桥头或鸭子铺前)。其中后两个规模很小，可视为前者的卫星墟市。 丙村墟： 位于锦江河南岸，现为丙村镇政府所在地。丙村旧时分为锦州、雁洋、金盘三堡。丙村墟旧时是三堡人的主要墟场，有500多间店铺，其贸易圈也主要是这三堡，其次本县的西阳、白宫、白渡、松口等乡镇及大埔县、福建永定县等地的商旅人来此赴墟。 新墟： 位于石窟河西岸（当地叫小河唇），距仁厚祠约3里之遥。新墟的创设与社区复杂的社会背景有关。 温谢两姓均为社区大族，据1993年统计，丙村镇谢姓有4,008人，主要分布于程岗及新墟两个管理区。程岗与仁厚祠仅相距1公里之遥。在传统社会里，社区族群之间常常为了各自的共同利益，与他族他姓产生摩擦。丙村温、谢两姓在当地虽是大姓，并且还世代通婚，一起劳作，同赴一个墟镇，但也难免有“窝里斗”、打大跤（即械斗）的不幸事件发生。温姓报导人自认和四周各姓的关系都不太好，尤其是和谢姓冲突最多，因此积怨很深。(房学嘉 1994:209～211) 谢姓虽是大姓，但族人赴丙村墟因要经过井塘村，渡船码头就在温家门口。由于历史上的积怨赴墟的谢姓人往往与温姓人发生冲突。赴墟的谢姓人再多，与庞大的温氏宗族相比却是少数，自然对温姓无可奈何。随着矛盾的不断升级，温姓人关掉谢姓人赴丙村墟的通道。谢姓人一气之下，于1919年干脆在自己村里的小河唇另建一个小墟场，为别于丙村墟而称新墟。赴新墟的人主要是附近的谢姓、李姓、徐姓及陈姓。新墟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仅有4至5年时间。实践证明，丙村墟没有地方大族谢姓的参与就萧条得多。后来，商人与地方绅士之间坐下来筹商，社区关系得于和缓，温姓始为谢姓重新开通井塘墟码头通道，促进社区贸易的繁荣。 井塘墟： 位于井塘村，锦江河北岸，与丙村墟隔江相望，距温氏仁厚祠仅3里之遥。温家凭藉其商品意识较强的远见，很早就占据这一有利地形，在渡船码头一带兴建武帝庙及多间商店、烟馆、赌馆等，并操纵码头、渡船。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因锦江[4]桥未建，两岸交通不便，位于锦江河北岸的金盘堡村民要赴丙村墟全靠井塘村的码头摆渡，或在此进行小额商品交易，所以也是一个小墟场。但由于井塘墟店铺少，平日生意较之锦江河南岸之丙村墟要淡得多，只有到了墟日，路上才有很多小摊小贩摆卖。从地理位置与两墟之密切关系看，井塘墟与丙村墟实际是同一个墟场。旧时墟期统一为农历逢四、九，现改为三、六、九。在传统社会里，宗族建立宗祠与宗法，有利于增强族人的内聚力。而建立墟市，则有利于社区族群间的交流与合作。据报导人说，井塘墟是温姓开办的，而丙村墟又有温半街之称，仅温氏仁厚祠就有20多户人家在墟上开20多间大商号，此外还有田头村温姓、榄子树下村温姓等也有很多人在丙村墟开店营商。故温家族人自豪地对作者说：“在旧社会，丙村街是温姓人的”。此言虽有夸大提升温氏宗族之嫌，但温氏宗族在社区经贸活动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不争的事实。 传统温氏宗族是一个以工商为主的宗族。其中在商业方面诚如族人所言：“族人在丙村墟开店铺做生意几乎占了半个丙村墟场，男人大部分在街上做生意，个别未开店者也在街上给族人开的店里做帮手，故平时闲住在家的男人很少，要买要卖，挑担等都由女人负责。”温家族人自豪地说，他们这里（指仁厚祠）是商住区，连平时食的米、盐、油、咸淡小菜等几乎都要从街上买回来。”从一个侧面说明，温氏族人经商之众的真实写照。 温氏族人在街上开的店铺，以卖药材的最多。其中大的药材店就有“同善堂”、“明康”、“万安堂”等。温氏族人开药店行医有传统历史，在地方上小有名气。历史上温家出了好几位有名的中医师，他们都是祖传的几代人行医，如温锦文父子、温绍玲父子、温绍泉父子以及阿钱(音)、阿新等，现全村至少有六个中医师，他们中有些人也兼西医师。 温家的传统生计模式是：经济上比较贫困的族人主要在村、镇出卖劳动力，或为矿业资本家挑炭度日。殷实之家多从事工商。按族人的说法，工商才是温氏族人传统生计的优势。 在商业方面，族人自认为屋场风水好，历史上出外做生意的人很多，“见凡出门者都有所发，所以个个都相当富有，”大家的生活水平也比较高。温氏家族因从商者众，经济收益高，所以娶几个老婆( 族人称讨小婆，原配夫人为大婆)的很普遍。因做生意开商店需要人手，请外人不如请自家(即自己)人帮助经理，故促使他们在外讨小老婆做帮手。报导人说：“旧时，温家的男子起码有八成讨小(指小婆)。如果商务发达，开的商店多，则讨三、四个老婆的也很平常”。作者对此未作深入的考究，但从报导人自豪的语气中，已感受到当年族人经济繁荣的状况。报导人W.S.L先生说： 旧时我们温家的经济全韩江都有赛。温家人在汕头、潮州、松口、梅城、上海、漳州、龙岩等地都开有商号，生意都做得大。温家的人仅在丙村墟镇就开有几十间店铺，做生意的人，家庭经济不差，所以大家的生活也过得好。表现在吃得好、穿得好，用得好，住得好，样样都好。仅我家就在丙村开有三四间店。我父亲温旅旖(音)是老中医，开“同善堂”药材店，此外还开有“利丰庄汇兑”、布匹店、煤炭公司(经营批发)，销售到潮汕一带等。 据报导人温越文先生说： 我父亲是一位很有名的老中医，解放前在福建漳州开“瑞师灵参药局”，生意很大。抗战时，漳州被日本飞机炸弹炸后，父亲回丙村开“明康参药局。”温家世代行医，现仍传有几位子孙在当医生，如W.J.W.、W.X.W.等。 温氏族人在丙村街比较有影响的商号有温伯鹏家族开的酒店，温越文家族开的药行、药局，温绍玲家族开的药局“同善堂”，温剑明家族开的木料店等。温家在街上开的店铺还有米行，杂货、京果、布疋店等。 在实业方面，温氏族人充分利用社区煤炭资源丰富的特点，或以家户或以他人合股投资开办煤厂。开煤厂当地叫打炭山。其中比较有影响的煤炭商号分别为W.T.J，W.B.F，W.Y.Q家户开办的煤矿公司、煤炭厂等。作者往访时，族人报告后者就有50多位工人，且50%是族中男女壮劳力。此外还有每天将煤炭从炭山往丙村墟码头担的脚工不胜枚举。族中经济上比较贫困的男女劳力，则主要在村镇出卖劳动力，或为矿业资本家挑炭度日。 旧时，族中也有人开设赌局，其中井塘墟当年就是远近有名的赌博街，完全由温氏族人所操纵。 二、耕地与农事活动 在传统农村，昂贵地租往往令佃农无法负担。这是制约农民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之一。解决的办法就必须施行某种程度的土地改革。 族人传统的粮食作物有水稻、蕃薯、树蕃薯、包粟(即玉米)、粟哩( 又叫拳头粟)、狗尾粟(即小米)、务哩(即芋头)等。 在1949年以前，温家族人的可耕地1/3属地主和公尝田、会产田[5]、校产田，2/3为农民自耕土地。实际上，丙村地区山多田少，人均耕地非常有限，而罗塘面上温氏仁厚祠之族人也无例外。据温氏宗族有关文献资料统计，仁厚祠家庭拥有土地达30亩或超出30亩的仅有2家，其他分祠族人达此标准者有6家。列表如下： 仁厚祠：W.C.S.(22世)， W.Y.S.(22世)(以上两人均同胞兄弟) 庆馀堂：W.X.J.(23世)， W.S.J.(23世)(以上两人均同胞兄弟) 承志楼: W.X.C.(23世)， 劳动庄：W.X.Y.(22世) W.T.F.(22世) W.G.L.(22世) (以上三人均堂兄弟) 表1 仁厚祠族人1950年阶级社会一览表 ※ 略 ※据1977年资料。资料来源：作者亲自收集。 旧时温氏家族内有几户人家相对来说拥有较多的耕地。所谓“较多”，也不过三几十亩而已。比如W.X.Y.算是在宗族里拥有最多土地者，但也仅在70亩左右。报导人说，这位地主将土地主要租给本宗族族人耕种。因为是本家族的，所以他对族人的要求比较宽容，租谷不敢收得太高。一般来说土地好的，上交三成，即地主得三成，佃户得七成。每年上交三成以后，并无另给他送鱼、肉、菜等等的条件。但是佃户本人，担心明年土地不再给自己耕，而在年终时给他送点礼是有的。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将土地出租，不订立合同，而是每年变，年初出租，年终收回去。佃户要维持继续耕种的优先权，就得送礼，这些礼金虽无硬性规定但将这些无形的礼品加起来，就不是三成的租谷了。 1949年以前，族人多种单季稻，以籼稻为主。30年代以后，开始有人试种双季稻，当时的水稻品种早哩(即早造)主要有密早、久黄禾等；番哩(即晚稻)主要有白番哩、黄粘、学老禾等。全年平均亩产(两造计)约175至200公斤。[6] 温氏族人说，自从解放后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生产的主动权就不是掌握在生产者手中，而是听由上级的指挥。诚如毛泽东之所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7]如1958 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的所谓高产新技术就简直是胡搞，盲目推行高度密植，番哩实行4×1(即行距4市寸，株距1市寸)的所谓“蚂蚁出洞”，和2×2×6或2×2×7的所谓“双龙出海”的插莳规格。因高度密植造成禾苗生长过密，不通风透气，阳光不足而遭致减产，不久即被农民摒弃。自1964至1976年，村里的农事活动种什么？何时种？如何管理等都要听县委书记指挥。县委书记说怎么种就怎么种，真正耕田者没有一点主动权，结果往往是瞎指挥，特别典型的要数推行三季稻。当时的指挥员想得很天真：既然一季可收450公斤稻谷，则一年多种一季，就多收450公斤稻谷！于是将一年两季改为三季。实践的结果是，种两季收干谷900公斤，而种三季也仅收干谷900公斤，反而增加一季的劳动代价，造成劳民伤财。 沉痛的历史教训告诉人民，生产里手是农事生产者，他们才是真正的行家，他们谈起生产来如数家珍。报导人说，传统的耕作方法是，在莳田前先施一次落脚肥。早哩莳田后18天以内，三“江”[8]肥都要施落田。 7天后为秧苗回青期，要进行第一次追肥，追肥时间掌握在下午四、五点钟左右。再7天进行第二次追肥。所用肥料，大部分是农家肥人、畜粪尿及沤草等。 早哩最迟在大暑前后，即6月底至7月初应收割完。如果早熟种，则及时犁田借助炎夏的高温浸泡大田，可达杀虫及催熟稻草充实基肥之效；如果是迟熟种，则一收割完，即行安排抢插晚造。 番哩对季节要求较严，7月8日开始插莳，至月底插完，不能超过8月2日。一般在霜降前基本收割完。以后农田进入冬闲，一般农户则利用冬闲田种咸菜、罗卜、雪豆、麦豆、马铃薯等蔬菜。 每年春节，族人在吃过年糕以后，即开始考虑来年的各类瓜豆的播种安排。俗谚云懵懵懂懂惊蛰好浸种。房前屋后，种瓜种豆。自改革开放以后，一些新技术、新品种的传入，一些农户受市场经济之影响，也开始种反季节蔬菜。 丙村地区夏季炎热，族人喜欢用苦瓜煲汤解暑。所以在春节期间族人即开始下苦瓜秧，待五月端午节时，即有苦瓜上市，头批苦瓜价格好，效益高，故菜农都想办法抢先抢新。 元宵前后，即安排种黄豆、乌豆，至五月节即有收获。 瓷菜是族人的当家蔬菜。一般在惊蛰前后开始落秧。旧时留种办法是将开花结子的老苗连根拔起挂在墙上或堆放在厨房的柴草棚上。而现在，市场上的种子公司适时组织货源，大大方便农民的生产。 由于土地有限，族人在提高地力上做文章，将田唇地尾利用起来种“务哩”。季节安排：“吃了甜米反[9]就开始搭田唇种务哩”，即元宵前后下种，七月可收获。 主要品种有白荷务、香务。 包粟、粟哩等也是惊蛰播种七月间即有收获。 旱作多种蕃薯、树蕃薯等，既作杂粮，又作养猪饲料。蕃薯多种于旱地或水田之田埂，蕃薯一般生长期在100天左右。 留种办法多样，有留下几“朋”(即垅)不收，上复以稻草防霜冻，待明年开春长出新芽加以培育即为种苗。也有将一串串的薯块，直接放到房间一角，待开春时，将薯块埋回田里育苗。而树蕃薯多种于山坡地。作者注意到，上举旱作如“务哩”、包粟、粟哩、蕃薯等的收获期正是荒月，对于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族人来说，正好可作粮食补充以度饥荒。 实行开放政策以来，族人的小农经济思想慢慢在改变，最突出的一点是，温家大围屋内已有弃农养鱼、养鸡及种植水果的专业户。其中种水果专业户就有3户，他们主要种植沙田柚。现在果农都有摩托车，发现果树有问题不能解决，请镇农科站技术员到场指导。每年冬季沙田柚下树后，镇农科站召开一次水果管理现场会，布置除虫、清园工作。尔后在立春召开一次沙田柚管理现场会，指导果农除虫、蔬花、蔬束、授粉等。果农有些什么问题，当场提出来，农科站技术人员给予当场解答，指导用药。 乙：生活困扰与欣欣向荣 自1949年至1977年，政府不允许私人经商办企业，温家的传统优势得不到发挥，土地又少，族人的生活很苦。族人认为，1949年以来日子过得比较好的有两个时期，一是1958年公社化前，一是1980年改革开放以来。 公社化前又主要是1950年至1958年，当时家家都有钱，东西也很便宜，大家吃得很好；社会治安相当好，夜不闭户，绝不会丢失任何东西；大人出门劳动，孩子在家睡觉，不用关门，回来时孩子没事，屋内的东西一件不少；公社化初期，生产大丰收，田里的水稻没有人去割，地里种的蕃薯没有人去收，粮食随处乱丢，放在厅堂，没有人要，造成大浪费。到1958年的后半段，青壮年都组织去炼钢铁，结果没有人去种地。粮食渐渐少，生活慢慢变苦。 据W.Y.W,W.S.L等几位80多岁的族中老大回忆， 温氏家族日子过得最苦当是1959至1961年。当时，政府搞人民公社化，农民集中到大食堂吃饭，到1959年下半年，族人每人每餐仅一两米粥，三餐无油水，食野菜、树皮、糠头(谷壳)等，很多人因营养不良，男人患水肿，女人患子宫下垂。当时到医院看病者大都是这些常见病。这段时间死了不少人。个别家庭有点南洋关系的，秘密写信求援。南洋亲人想尽办法寄回一些猪油。受惠者高兴得不得了。 其次是文化革命期间，族人的生活也相当艰苦（详见表2至3）。报导人W.X.J说： 1974年我经常去出卖劳动力，到北坑山推鸡公车运煤。要受生产队管制，初要将收益50％上交生产队，后来，改为6:3:1，即六成交生产队，三成交大队，一成归个人。而生产队的劳动工值仅2角多钱。辛苦一年，吃不饱，手上又拿不到一分钱。这时我虽到了结婚年龄但无法结婚，看到这个穷样子，也没有一位姑娘肯嫁给我。后经生产队照顾被荐到公社的小煤窑打炭山。因打炭山工作相当苦，每天除生产队记工分外，还可补助个人0.4元，每月补足45斤大米。按当时的生活条件比，有这样的待遇自感很满足了，所以工作虽然苦，但基本上吃得饱，且略有积余。 表2 仁厚祠七队1967至1980年社员资金分配表 ※ 略 表3 仁厚祠七队1969至1980社员粮食分配表 ※ 略 ※ 资料来源：作者亲自搜集。 改革开放以来温氏族人的生活普遍改善，这应归于邓小平的开明政策。 村子里是1975年点上电灯的。自1985年以来，不少家庭在家门口的天街上建手摇井，算是比较先进的简易自来水。据1995年统计数，电视机已进入家庭，全村70户人家，彩色与黑白加起来30多部。冰箱尚未普及，仅一些做生意的家庭才有。全村有13户人家拥有摩托车，其中 3架为日本本田牌，10架为嘉陵牌，都是自己靠勤劳致富购买。有少部分人利用摩托车跑运输做生意。 土改时的老农业社社长温氏Y.X.M感慨地说： 现在政府实行分田到户，包产到户，分得很合理，大家做去都很开心，生活都过得很好，几乎家家都做新屋。现在根本看不到穷苦人，大家手中有钱，市场上再贵的东西都敢去买来食。现在的人快活得很，做饭不用割草，不是烧炭就是烧煤气。 作者在考察中曾抽样调查族人的家庭经济收支情况，除1户特殊，在1994年全年负债774元之外，同期其他家户都有盈余，从474元人民币到11,580元不等， 平均有盈余计共5,181元（见表4）。作者未敢肯定这数字具有绝对的代表性， 但村中确有欣欣向荣之象，每户均丰衣足食，呈现一片生机。作者在考察中深深体会到，经过几十年的社会变革，自进入80年代以来，随着政府政策日益开明，族人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扬起生产与生活的风帆，正在慢慢地向小康的彼岸摆渡。完全可以说，几千年来困扰中国农民的衣食问题此地己不存在。 表4 丙村温氏仁厚祠1994年部分家庭度经济收支报告 略 资料来源：作者亲自搜集。 自80年代实行开放改革以来，政府允许个人经商办企业了，大家的经济搞得比较活跃，收益日增，族人的生活水平才又有所提高，这几年村里有少部分人出外经商，较有规模者6户。报导人W.S. L先生说，温姓人现在经商情况，从商人数及经济收益等都远不如解放前的1/3。换言之，族人发展经济的优势还有相当的潜力尚未挖掘。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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