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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人: sisi8597(2003-03-12 05:28:34),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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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种种,我们只需看到《热美蹉》谱例和听它的音响即可证明从女声部的一申申羊咩声中并未看（听）到明显的“时值均分和强弱有序”现象；男声刚劲的“节奏”，实际上井没有我们通常习以为常的那种“节奏”所包含的概念因为它既未具备强音按相同时值问隔的周期性运返，也没有号子式的、专为某种劳动的动律特征。它只是一种特定约定俗成的“呼喊”的某种反复这种呼喊只有在洞穴和深山老林中寸会“等”到“回音”的出现。他们每唱一次或长或短的“窝——热”都有着或长或短的一个或几个休止，这休止也不规则。我认为似有一点是事实：那就是在等待回声。在休止中，那羊咩声并未间断而上述二者也就成为唱跳形式了。在深山老林里打过猎放过牧的读Fl听到时断时续的犬吠声和猎人们追捕的呼喊，山谷中共呜。回荡、混响，其去景音码应该还有山溪的潺潺和松涛声之类。如果你去狞猎的场所刚好处于放牧羊群的附近，那当然还有羊咩声混杂其间。这样，加上《热美蹉》几乎无声的蹉步和腾跳时的落地声、颠步。臀后翘及羊斗式等等表现，确实再现了先民们狩猎和放牧时的场景。
在石器时代，人们有着共同的目的一生存。要生存就要采集和狩猎，尔后才学会放牧和耕种。表现上述原始生活的场景，并将其中两者——狩猎和放牧同时揉进一个“艺术”或“图腾形式”之中，除了存在于当今发现的一些少量的岩画中之外，恐怕是很少的了。
六、无乐器的民歌及其民族
今日之世界，“你要找到一个没有乐器的民族是不可能的”。（上海音乐学院罗传开教授曾对笔者谈论及此）。德国音乐学家弗里茨·波泽（Fritz Bose）在《非欧诸民族之音乐》中曾说过：“最古老的文化是没有乐器的。”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我要强调一点，《热美蹉》至今从未有过乐器伴奏的历史。唱跳《热美蹉》的大东居民也从未思考过用某种乐器伴奏它。自古如此。事实上，大东。鸣音和大具的纳西居民从未有创造和应用过任何乐器于《热美蹉》的历史；他们也没有任何可资证明是他们自己的乐器的物证。有人说纳西族独有的乐器是“拨拨”（bob∂)即芦管其实，这件乐器在《元史·礼乐志》中已有描述：“以竹为管，窃七。”即胡前。它的传人当是忽必烈过丽江去平大理国时（1253年），或在此之后。不管怎么说，“纳西族独有之乐器”芦管应为“胡中所传之吹前也”（王沛纶《音乐辞典》）。“纳西族还有一件至今独有之乐器，‘苏古笃’。”《元史》中也有记载：“像琵琶，直颈，无品……”这件乐器在日本乐器学家岸边成雄的著作中认为是伊斯兰乐器，它是柳特（即诗琴）的一种。在唐代已见于回鹘语的佛典中。它还被俗称为胡必斯。浑不似。和必斯等等（实际上浑不似是有品的“阮咸”，“胡拨”才是纳西族称为“苏古笃”的这件伊斯兰乐器）。它之东流则是：“8世纪，由伊斯兰教徒把它运到北印度的克什米尔，将羊皮改为蛇皮，13世纪又经西藏由四川省进入元代的中国，扩张到南中国。”这是日本另一学者田边尚雄在考证三弦的起源变革和流传中的看法。他认为三弦原是太古埃及的弦乐器类“尼非尔”变化而来的（即柳特类）。岸边成雄则对“东流路线”持不同意见，主要是“从北印度经由西藏到南中国的经过不明确”。他的《音乐的西流——从萨拉森到欧洲》是在：1952年成书后，由日本音乐之友社出版的。那时的地理学家们，尚未对早于传统丝绸路两个多世纪的“蜀身毒道，进行踏勘和得出结论之故，此道经我国四川成都由西昌到大理洱海一带（当时为丽江之辖区），然后西折保山。腾冲出缅甸，最后入“身毒”（印度）。这样，波斯柳特乐器从波斯到阿富汗又至北印度，经缅甸传人云南；或直接从北印度传人西藏，又由西藏传人四川，迄今尚无法排除这种可能性。因此，“苏古笃”一不是纳西乐器，二不是蒙古族乐器。有人还提出口弦是纳西族乐器。其实，它是傣族（称“比埋”）。彝族、苗族、还有世界各民族早已有之的耦合簧舌振动发声乐器类（尚未结论）。这样看来，纳西族本身没有任何可以代表其民族性的乐器了。实际情况是：纳西族最有代表性的古老民歌《热美蹉》。《喂梦达》和《谷气》等等，都不兴以任何乐器伴奏。在这儿，有人提出《谷气》可以用竖笛（纳语称为“冷紫比粟”，意为竖着吹的笛）。一看这名字，也就知道它是：“盖古之所谓笛，为竖笛，今之所谓萧也。”（朱载《律吕精义》）系传人之物。这样，《热美蹉》成了连树叶也不可能伴奏的。坚决排斥一切乐器的民歌了。这方面可称为“民族的独占”，或“种族的纯洁”，或“民族之顽固性”了。人类音乐之发展，其顺序应是声乐先于器乐。那么，《热美蹉》似乎要坚决地保持纳西族先民所创之物，不容丝毫之改动了。
那未，到了后来用于《白沙细乐》的乐器，和《东巴经》中所记载的众多乐器，还有从中原传人的《洞经》音乐中所使用的乐器，算不算是纳西族乐器呢？这个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引进它族（外来）乐器尔后使用于民族音乐中；二是要弄清楚究竟“本民族”这个词的真正含义是指“羌的后代”呢，还是“原住民”。如果是前者，即融和体，即纳西先民融合了羌，或羌融合了纳西先民；如果指的是后者，那原来就是有的部族，或原住民的音乐，或古人类群体——“丽江智人”的音乐。那么，直至今日，从未制造过本民族的乐器。
总之，纳西原住民之“心理源”之所以和《热美蹉》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或纳西人的“民族性”之所以能通过《热美蹉》（音乐）坚决地表现出来，“元乐器”这一情况可否算得上证据之一呢？或“原始民歌”所谓具备之标准，或“变数项目”之一呢？
七、《热美蹉》作者们的背景材料分析
“热美蹉”的发祥地在云南省丽江县大东区热水塘村一带。所有流传在丽江各区的“热”类民歌都是它的变异体。本文对母曲的原始状态已作了初步描述和探讨，并推断它源自氏族社会前期或更早，即旧石器时代晚期。那么，有必要分析音乐作者们是不是当今纳西族的祖先？如果肯定，则他们是否存在有经受构造运动和冰期等等灾变的严峻考验的可能性？或是否被羌“灭绝”？等等。
1．地理：1926年丽江名士杨鉴勤走过丽江大东。宝山一带的密林僻路，引起惊心动魄之感时写下了如下诗句：“蜀道艰难且漫言，东山险路断人魂，身劳雾障穿林密，兴尽重来隔水偎。足下云横忘白昼，枝头鸟宿似黄昏。回头来路迷天外，步步心惊觉胆沉。”丽江县位于约北纬26。34′至27。46′，东经99。23′至100°
32′之间（据中科院青藏高原综合考察队在丽江进行1：20万卫星像片遥感判读综合系列制图试点工作数据）。但“丽江地区之水热区（包括大东热水塘至永宁热水塘等地）则不在其边缘”。
2．构造：处于南亚大陆与欧亚大陆镶嵌地带之东翼，是我国东部环太平洋带与西部古地中海带之间的过渡地带。地质构造复杂，新构造运动活跃。“自然地理条件独具一格，生物区系绚丽多彩，是我国研究生物，乃至人类学和地学中许多重大理论性问题的关键性问题的关键性地区之一”。“大东热水塘村幸有由石灰岩包裹杂色砂页岩形成的巨厚层石灰岩（在晚更新世以来）免遭大规模滑动（记载中仅有1924年，即前一个甲子年因“连续下大雨12日，发生突发性小规模崩塌，最大块体8x5x2㎡ 。未伤人畜”）。
3；地热资源：大东热水塘目前泄水区面积0．7平方公里；水温30℃~ 52℃。形成于约300万年前（Q 时期）。据中科院对丽江四县水热活动区的初步调查，共有37个，其中热泉区4个，大东热水塘村即其中之一。平均年温较邻地偏高5℃~ 7℃。4．民族：全村300余人，纳西族。附近山头有极少数傣族世居者。文献曾载：“昔名三担，珍懈蛮所居也，其后，么些蛮首领叶古年夺而有之。”“三担”为丽江之古称，今仍存留于藏语对丽江的称谓。据说璞和獬是指傣民族，由此可否认为住在丽江六区的极少数傣族即噗或獬之后代？再是，丽江六区之鸣音（吾），当地称为“摆依吾”即“摆依人居住的村落”。说不定傣先民与纳西先民有着比羌人更加紧密的渊源关系。
5．考古：古人类遗址遍布丽江各地。较重要者有“丽江智人”，即旧石器时代晚期之现代人，距今约5万年。还有新石器、热水塘曾出土新石器、陶片和4万多年前的马鹿牙齿化石。新近又由地质工作者马祝裕在热水塘村考察中发现古人类用火遗址。其实，解放前连纳西3岁娃娃也可拾到的俗称“天斧”（墨背me-be)，原来就是此物。古人类群体在丽江活动之广，可见一斑。1927～1928年大凉山捕获了第一头熊猫，亦可算“活化石”之
6．存活的原始文化：与大东一江之隔的永宁纳西族中，解放前尚有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社会残习——阿夏婚姻形态及葬俗。即异居婚配的双方死亡后，只可葬人自己母家的“尔”（氏族）或“斯”（家族公墓）。原始文化的“存活”，只能与该地具有相应的地理。历史背景依据为前提。又，从剑川石宝山到四川盐源。盐边纳西人居住过的地方和中甸县白地，都有性器官或生殖图腾崇拜习俗存活的现象，即崇拜人工或自然形成的男女性器官。中甸白地纳西族居住的地方则有一“灵泉”，当地纳西语称为“白地布泊汲”，意谓“（从）一段肠子（里流出的）白色的水（精液）”。《热美蹉》既然是驱邪敬神之唱跳形式，那当然只能产生于原始宗教萌芽，即图腾主义盛行时期了。还有世所共知的东巴文化，其文字特点系“见（记）木画木，见（记）石画石”，此乃最原始的文字而“存活”至今者（目前丽江的老东巴们可以抑扬顿挫地朗读和书写出来）。本文“热美”一词在东巴经卷中多有记载。再是，永宁纳西人在盖新居中的“接火仪式”。目前可用火柴。打火机点火，而解放前则需从；日居火塘中取火，并迎至新居火塘中点火，此显系人类会用火，但尚未知取火术时的遗
风，等等。
7．民族史：本世纪以来，学们者提出“纳西族是中国西部羌族向南迁徙中的一支”后，未见有提出异议者。“南迁”说，自应无疑义。但“纳西族是羌的后代”等概念，则尚可讨论。因为《热美蹉》之一框架结构，在羌音乐中迄今未见任何略同或稍有异同者。笔者指的是今日的青。甘少数民族中的音乐形态，也指各地诸民族中之音乐形态。它只能是独具一格的音乐形式。它源自氏族社会前期。在这个时期，羌人远未“南迁”至金沙江一带。羌南迁应是约公元前世纪初左右，即战国初期。
在方国瑜教授编撰和参订的《纳西族的渊源、迁徙和分布》一文中，曾引用《后汉书·西羌传》说：“……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析支，至于河首，绵地千里……南接蜀汉徼外蛮夷……以父名母姓为种号。”这里出现一个既普通而又重要的句子：羌的地盘在今日甘肃临夏县的西南部，地盘很大。它的最南端与四川西南部的宾激刚接壤。宾徽刚即今川西南盐源。攀枝花一带。这块地方不是羌的势力范围，而是髦部族的势力范围，即“蜀汉徼外（之）蛮夷”。所以，《后汉书·西羌传》说：“武王伐商，羌。髦率师会于牧野。”髦即旄、猫、磨、摩沙，一直到么些、么梭。纳西都是一个族，称谓的歧译罢了。现在，可知髦族即今日纳西族的先民无疑了，但后来的互相融合也是事实。这里讲的是源，而非流。这样，《热美蹉》的作者是“髦部族”了。他们的后代迁移到今日丽江六区大东一带，世世代代传承了这首极为“原始”的民歌。也许是由于某种（民族的）潜意识，他们极不愿更动它的形式和社会内涵。
有人说“髦部族不就是猎羌吗？”“不是”。因为关于这一名号见诸文献是在《史记·西南夷列传正义》中引《括地志》里面谈到的，况历史学家把势力大的部族的“姓”强加于势力小的部族头上，也是有的。《史记》作者的资料来源绝大部分是官方的档案，未必桩桩可信。
有人说，“语言有相同的特征，故可知其族属渊源关系”。拙以为不一定。后来的融合亦可影响语言的变化，但纳西语毕竟是纳西语，未能与白语。藏语相通，却与彝语有很多近似之处，但仍无法相通。故，“多元论”在此又一次被显露出来了，即各有各的先民。
八、小结
综上观之，则一首“存活”的原始民歌似当具备下列要素：
1．多声性。人类音乐活动中，混声先于齐声，其“和声”与今日之和声泅异，几乎不可能产生纯四、五度等悦耳的音程。
2．其“创作素材”应取自名副其实的大自然界，并与人类最原始的生产。生活与观念形态紧密联系。
3．直至今日的音乐活动中，它排斥一切乐器伴奏（包括拍手，声乐先于器乐）。
4．它应与同样是原始的舞蹈结合，而不是分开。
5．这种音乐的社会内涵首先与图腾崇拜有关，即应是一种带有宗教性质的活动，但不一定是仪式。即宗教意识的远因和种族意识的近因。
6．进行此类音乐活动的民族不是源远流长，就是开化很晚的一种民族。
7．这种“活的音乐化石”必须与当地也有“活的其它原始文化”相印证，极不可能单独存在。
8．同时，也应有古人类遗址出土，即“死了的原始文化”相印证。
9．它的产地在气候。地理地质等各方面应具备生物群落得以存活至今的条件。
所以《热美蹉》的存在，还说明了美学领域中的自然美即真实的美，不受污染的美，勿需造作的美。这种美，如三害之于世界，如今很少、很少了。
1983年5月初稿
1984年10月二稿
1985年5月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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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附言：
本文自1983年（初稿）撰写过程中，得到方国瑜，杨放、和万宝、孙致和、姚果青、赵银棠先生的悉心指导；1984年二次修改后，又承叶俊松、陈自民、田瑛、朱国诚、方于、刘兰、倪之栋、耿生廉、和钦浩、马祝裕、杨增烈诸先生提出一些宝贵的修改意见；在大东区各次采访中，得到以区长和汝东、著名纳西歌王和爱香、热水塘村和尚义及全村亲友们的大力协助；被誉为魂宝的东巴大师和云彩、和玉才、和云章、和开祥、和即贵则百问不厌，查找经卷出处；最后，特别得到天津音院赵砚臣的指导。在此谨致衷心感谢！
原作者：宣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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