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fly-bluesky(素面朝天)
整理人: ofnn(2003-02-27 15:08:45), 站内信件
|
中国经济结构的深层次矛盾是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不协调，第一、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不协调。而后者还远没有被充分注意，问题又是如此地严重。
李建德：下面我再谈谈与张道刚先生观点分歧的部分。他在最后一部分中说到，江西这一年多来很大的进步，表现在经济增长等各个方面的指标都比较好，他认为这是江西实施了工业化核心战略才取得的成果。我认为这个看法有些片面。
首先工业化核心战略远不是现在提出的，从全国来看，早在毛泽东时代就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主导不就是核心吗？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先生有一部专著，专门研究中国为什么会实行计划经济？就是因为想赶超西方强国，所以要加快发展，首先要在工业领域，尤其是在重工业领域进行赶超。原始积累从哪儿来呀？于是，搞计划经济，用财政融资甚至用价格杠杆融资，把全国老百姓的钱集中到政府手中，再通过计划安排，一个一个项目进行投资。工业化的重要性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时代早就认识到的问题，不是什么新认识。
其次，中国经济的关键问题是城市化严重不足。曾经有人跟我说，中国城市化的落后是因为工业化的落后，是这样吗？我们首先要搞清一个概念，城市化的产业基础到底是什么？有一次《人民日报》社组织了一个活动，南京大学一个很年轻的博士生导师、教授谈到城市的产业基础是工业，然后说了一大堆理由。我觉得这个说法目前虽然仍然比较流行，却是误导人的，于是我只能打断了他，我说在工业化还没有的时候，中国就有五十万人口的大城市了，城市的产业基础怎么会是工业？城市，城市，以市为城，“市”就是第三产业嘛！世界的许多学者在研究“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关系”，这是现代化的两大任务，两者之间一定要有一个协调的关系。如果以为现代化只有工业化的任务，这是典型的计划经济的思想。那么这两者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亚洲的情况。根据学者对亚洲城市化率的比较，发现有这样的数量关系，就是把城市化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分子，分母是工业化率（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把两个数字相除，应该介于1．14—1．4的范围内。我们以最低的数据来计算，1999年中国的工业化率是50％，将此工业化率乘以1．14应该是57％的城市化率。如果按照城市的产业基础是工业的说法，那么我们的工业基础也已经足够支持到57％的城市化率了，可惜我们只有32％的城市化率，还少了20多个百分点。为什么我们的城市化率低呢？恰恰是政府的限制作用。中国长期实行了全世界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实行过的城乡严格隔绝的政策，不仅用户口来隔绝，更严厉的是用粮食统购统销加上口粮限制，粮食全掌握在政府手里，农民到了城里一粒粮食都没有，农民根本不可能进城。如此严厉的手段导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停滞了。从1961年3000万职工回乡开始，城市化率不仅停滞了，还有所倒退，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几百万高中毕业生竟然要到乡下接受大多是文盲的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际上，这次上山下乡运动是把城市已经出现的失业负担让全社会中最弱势的群体——农民去承担，是用政治手腕来解决经济危机，而表面上要大家学工、学农，表现为一种革命运动。从数据上看，中国的城市化率一直到1993年才恢复到1961年以前的水平，我们的城市发展整整停滞了32年，城市化严重不足。改革开放以后，虽然也不断地提出一些城市的理念，但官方文件中还只是提“城镇化”。城市化就是城市化，镇也是市，只不过大城市和小城市的区别，中国人却创造了一个“城镇化”。因此，这是两种意义下的限制城市化：一是农村人口不能进城，分享不到工业化的成果；二是进了城市的人只能让你到小城镇，不能分享到百万人口以上大城市的高层次城市生活。所以中国的城市化有两个不够：一是城市化本身的不够；二是城市化的集中度不够。
从某种意义上讲，工业化解决的是增长问题，城市化解决的是发展问题。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实际上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是有增长而无发展，这段时间如上所说长达32年，是一个非常惨痛的历史教训。中国经济结构第一个问题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不协调，而且是全世界少有的、极其严重的不协调。我们看一看世界各国的经济指标，据联合国世界发展署2001年度报告中显示的1999年的数据，全世界只有18个国家城市化率落后于工业化率；而城市化率落后于工业化率大于10个百分点的只有6个国家，我国的差距18个百分点，是其中之一。另外的5个国家分别是莱索托（差11个百分点），越南（差13个百分点），尼日利亚（差19个百分点）和也门（差25个百分点）。这一比较就知道，我们的结构问题有多严重。
中国经济结构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第三产业严重落后，世界第三产业的平均水平是61％，而中国是33％，是世界第三产业最落后的八个国家之一。比中国更低的依次是阿尔及利亚（33％）、塞拉利昂（32％）、布隆迪（30％）、老挝（25％）、刚果（25％）、安哥拉和阿尔巴尼亚。同样可悲的是卢旺达，比中国稍高一些，也只有34％。中国是一个大国，无论如何该接近世界平均水平，可我们在这方面却处于落后的最前沿。落后的原因之一是长期实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当然只重视农业和工业，天然地轻视甚至于抹杀第三产业。所谓计划就是由政府替代市场，政府对待第三产业只有两招，要么取消，要么政府垄断。这两招都不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垄断就是没有竞争，扼杀了生命力，取消则干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中国的第三产业长时间里十分落后。二是城市化的落后直接导致了第三产业的落后，第三产业是服务行业（servicetrades），需要人口高度集中。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表明，1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只能有一些生活服务业。25万人口以上城市才开始有为生产服务的行业，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才有咨询业、销售中心、研发中心等高层次的第三产业。低城市化本来就造成了第三产业的落后，第三产业不能聚集，又进一步限制城市向大城市发展，像江西只有一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而中国第三产业的落后程度比起城市化的落后程度还严重，我们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1962年已经达到的第三产业水平到1997年才恢复，第三产业在中国被压抑了35年，这是何等的悲哀！可以说，中国经济结构的深层次矛盾就是这两大不协调——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不协调，第一、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不协调。后者还远没有被充分注意，而问题又是如此地严重。
这两大不协调出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并不是偶然的。马克思认为第一、二产业才是产业，第三产业不是产业，因为它不生产物质产品。他认为的生产必须是物质的转型，所以农业和工业才是生产，而流通领域的价值是生产领域创造价值以后转移过去的，本身并不创造价值。我国直到改革开放以前，在核算体系中也只统计物质生产，第三产业根本不统计，正是意识形态和制度根源的反映。计划经济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延伸，但计划经济有一个积极的结果就是加快了工业化的进程。过去在“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同时，忽略第三产业，甚至可以不要市场，正是这两个根源导致了经济结构的长期失调。
当今中西部与东部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分工不发达，分工不发达的关键又是因为第三产业不发达，第三产业是引导分工的关键。
2002年是我省改变有增长而无发展或发展不足方面有了重大进展的一年。或者说，2002年在江西是由发展而推动的增长。
江西这一年多来的变化，不管各种媒体众说纷纭，赋予什么内容，但真正的内涵其实就是政府兼顾了城乡的协调发展，第一、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
其实并非只有生产才能生产“价值”。“流通”领域也增加财富，通过交易，双方都得到好处，双方的财富都增加了。比如：两个人手中各有对方需要的商品，交换之后两个人的境况都比原来好了，所以说市场是双赢的。分工就是财富增加的源泉。计划经济用计划的方法来安排分工，它为了减少计划量，必然让你小而全，而小而全是财富增加最慢的手段，而市场经济恰恰是分工最好。当今中西部与东部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分工不发达，分工不发达的关键又是因为第三产业不发达，第三产业是引导分工的关键。举个简单的例子：中部有的地方为什么工业上不去？因为缺少贷款，研发不足而没有好项目，这都是第三产业约束着它的发展。而第三产业为什么不发达呢？分工不够。分工不够又是因为城市化不够，因为人的密集度增加，分工就扩展了。这是经美籍华裔学者杨小凯用非常严格的数学模式证明了的，分工就可以增加财富。
东部地区所谓的市场观念就是在市场上找合作者，每一个行业都进行广泛的分工。而中西部地区往往是希望中央投多少资，搞一个什么钾肥厂，这只能增加当地GDP值，对于整个的社会分工并不一定起到重要的作用。所以我特别赞成温州模式，因为它成了一个摧不垮的地方，那里是一个整体的分工网络，如果一个产品不好做了，要换大家一起换，他们是集体学习，集体转向，真是了不得。我在南昌电视台讲过文港经济模式，文港之所以发展得好，归根结底就是分工很细，家家户户都做毛笔，但张家只做这一点点东西，李家只做那一点点东西。江西目前除了文港，还有安义的铝合金业、鹰潭的眼镜业等。像鹰潭的眼镜业，各家各户都有分工，可以说是精而专，这样一来产品的质量肯定会不断地提高，他只做这一个东西，就会钻到里面去。过去的政府恰恰是进行条条分割、块块分割，大大影响了分工。今天的政府就是要为分工创造条件，扫清障碍，让人们集中更多的精力去创造财富。
张道刚先生认为江西的发展得益于实行了工业化战略，显然也是陷入了旧经济观念的陷阱。江西这一年多来的变化比较大，我认为正是因为比较好地处理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关系，比较好地处理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关系，所以经济增长很快。这一年多来的实践告诉我们，江西的发展之路就应该是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
我省2002年的各项经济指标，一改过去仅位于全国22位至25位的格局，大多数指标都攀升到国内的平均水平。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0％，利用“三外”资金增长一倍多，这两个影响未来发展的关键指标，都居全国第一。这种局面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江西所没有，可能也是解放以来所没有。如果，我们对这一成就是如何取得的能够有更准确的认识，那么，对今后如何发展江西经济就会产生出更为有效、更有针对性的举措。在我看来，这是各级政府以从未有过的力度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使城市化远远落后于工业化的矛盾有所缓解的结果。做出这一判断的根据是：
其一，从去年6－8月，南昌率先进行了城市的美化、亮化和绿化的工作，并通过现场会迅速向全省推进。一年多后的今天，全省各地绝大多数居民都认为自己的城市变美了，变亮了，变绿了。虽然这并不是城市化的主要标志，但也足以说明我省的城市建设有了整体的重大改善，而且开始调动了全省干部与百姓的人气。
其二，工业园区建设，是今年各级政府以城市化带动工业化最具体的举措。所谓工业园区就是在扩大城市规划范围的同时，在一个适当的新城区内，集中建设高标准的城市基础设施，以形成局部的优越投资环境，并在该局部区域内构建比较良好的软环境；在此基础上，通过招商引资，推动了产业的发展。统计表明，在全省118家工业园中，2002年新入园企业达2544家。正是这些企业推动了民间投资的快速增长。
其三，统计局报告，我省的城市化率2002年比上年提高了近2个百分点，达32％。这是一个了不得的成就。GDP是增长指标，而城市化率才是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发展指标。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的城市化率，从1960年达到19．75％后，到1980年恢复到19．39％停滞了整整20年，这是一个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时期。此后，每年的增长率也只比0．6％略高。由此判断，2002年是我省改变有增长而无发展或发展不足方面，有了重大进展的一年。或者说，2002年在江西是由发展而推动的增长。
最后，在投资增长中，全省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97．5％，起到了火车头的作用。而且，当年的住房销售面积增长也高达52．6％，满足了群众原来被压抑的住房消费。财政厅也报告，“营业税和契税增收额占同期地方财政收入增收总额的40．1％。”这两项税收都与城市的发展高度相关，可见，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还带动了税收的高速增长。
2002年的成就告诉我们，应当更自觉地使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的发展。协调发展就意味着政府抓城市化，企业家抓工业化，各自进行很好地分工协作。在工业化过程中，政府就是第三产业，就是要搞好服务，很好地为工业企业家、农民企业家、第三产业企业家服务，而绝不是政府自己去直接抓工业，政府直接抓工业必然要充当行政干预和越俎代庖的角色。我们今天的工业化成果就是因为城市的硬环境搞好了，软环境也改进了，“吃喝卡要”的少了，所以外商投资增加了，产业增加了，企业的环境松动了，因而贡献也大了。
在各产业间的协调发展上，南昌市做出了突出表率，引进了沃尔玛、麦当劳等世界知名企业。特别是吴新雄书记，他并没有直接抓具体的工业，重点始终放在招商引资上，抓软硬环境建设上面，实际上就是抓城市化，毫不犹豫地大规模引进包括第三产业在内的各产业。在江西今年引进的外资中，虽然大量的是属于房地产，但房地产业中除了建筑业属于第二产业，其它相当一部分是属于第三产业。
江西这一年多来的变化，不管各种媒体众说纷纭，赋予什么内容，但真正的内涵其实就是政府兼顾了城乡的协调发展，第一、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如果政府更明确、更有计划地去做这些事情，我们必将取得更加显著的成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