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ji-dian(基甸)
整理人: ulrikeyan(2004-08-18 20:46:30),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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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耶和华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兼答《再读上帝》一文
齐红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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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再读上帝》
http://www.godoor.net/whjdt/zdsd.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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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温馨的“书屋”2002年第9期开卷便看到万方先生对笔者《<重读上帝>一文读后》一文（发表于《书屋》2002年4期）的批评。我一向不愿参与什么争鸣论战之类，因为大凡争鸣文章，往往圈内人争得不可开交，圈外人却不知所云。但看到万方先生一文的学术态度、行文逻辑和辩论前提非常具有代表性，况且又是对笔者有失公允的批评；所以，本文在广泛征求朋友们建议的基础上，尽量撇开细枝末节不谈，只针对万方先生一文非常有普遍性的问题大略道来。但愿素倡平等宽容对话的《书屋》
能允许另外一种声音之存在。
白纸黑字
先从学术规范与学术态度谈起：
1、《再读上帝》一文文末注释有“注释[23]”，但是遍查正文不知道注[23]在哪里。
2、我从来没有认为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为“虔诚基督徒”，不知《再读上帝》一文为何这样认定后又批判我？[注1]
3、《再读上帝》一文引用我发表在《书屋》2002年第4期之文时错引。比如：原文为“……亚当、夏娃借着吃果子拥有了分别善恶的能力，就有了来当上帝的意图。”[注2] 《再读上帝》引用成“亚当、夏娃借着吃果子拥有分别善恶的能力当来自上帝的意图”。[注3] 这一误差已严重误会我的原意。
4、《再读上帝》一文注释[1]的引文在使用上有误：天主教圣经注释原文为“本章（齐按：《以西结书》第七章）为诗体似乎是4－6章所记的预兆和预言的实现，暗示巴比伦人已围攻耶京（耶27：6－10）：……”；[注4] 这明明说的是第七章，而且用“似乎”一词。《再读上帝》一文却引用来为自己所谓“耶路撒冷惨案”的《以西结书》第九章来辩护，而且不知有意还是无意省略“本章为诗体似乎是”几字，一变而成——“这就是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准印之《圣经》所载：‘（《以西结书》4～6章）所记的预兆和预言的实现，暗示巴比伦人已围攻耶京。’”[注5]
5、《再读上帝》一文注释[1]的引文不全面：天主教圣经注释原文为“先知在8－11章的神视（齐按：即新教所说之异象）中，看见人民在圣殿内崇拜各种邪神，和受惩罚的光景。天主借此神视告知以民，他消灭罪恶滔天的人，并不是善恶不分，因为对那无罪的人，他必加以特别保护（9章）。天主用以执行惩罚的使者是巴比伦人。‘六年’即耶荷尼雅为王第六年，亦即公元前592年。”[注6] 但是《再读上帝》一文只引用了“（9章所记）天主用以执行惩罚的使者是巴比伦人”这一句，[注7] 并把日期改成了公元前586年或前587年耶路撒冷陷落时间。若全面引用的话会发现天主教《圣经》对此的注释和我前文所持观点一致。
6、《再读上帝》一文更为严重的以偏代全的引文是对《圣经》中《民数记》的引用，只引用了第四章部分经文，便说这就是我前文所说“全国性的人口普查”，而且言之凿凿说是“三次”而非“两次”。[注8]
其实，《圣经·民数记》一共36章，共有两次“全国性的人口普查”，第一次记载在1－4章，第二次记载在第26章。两次数点时间相差约为38年。利未人因为是分别出来的祭司支派，在以色列人没有产业，所以虽然在第四章中被数点，但是不计入总数。[注9] 也就是说万方先生把人家并没有计入总数的人数当成全部人数；并说人数太少，不算人口普查。人数真太少么？现把前后两次数点的人数原文抄引于下——
以色列的长子，流便子孙的后代，照着家室、宗族、人名的数目，从二十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男丁，共有四万六千五百名。……拿弗他利子孙的后代，照着家室、宗族、人名的数目，从二十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五万三千四百名。这些就是被数点的，是摩西、亚伦和以色列中十二个首领所数点的，这十二个人各作各宗族的代表。这样，凡以色列人中被数的，照着宗族，从二十岁以外，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六十万零三千五百五十名。
瘟疫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和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说：“你们要将以色列全会众，按他们的宗族，凡以色列中从二十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计算总数。”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在摩押平原与耶利哥相对的约旦河边向以色列人说：“将你们中间从二十岁以外的计算总数。”是照耶和华吩咐出埃及地的摩西和以色列人的话。
以色列的长子是流便。流便的众子：属哈诺的有哈诺族；属法路的有法路族；属希斯伦的有希斯伦族；属迦米的有迦米族。这就是流便的各族，其中被数的，共有四万三千七百三十名。……按着家族，拿弗他利的众子：属雅薛的，有雅薛族；属沽尼的，有沽尼族；属耶色的，有耶色族；属示冷的，有示冷族。按着家族，这就是拿弗他利的各族，他们中间被数的，共有四万五千四百名。
以色列人中被数的，共有六十万零一千七百三十名。[注10]
也就是说，前后两次单单二十岁开外的男丁每次就有六十万之众，加上妇女儿童总人口超过二百万。因为是统计能够打仗的人数，所以就没有统计妇女在内，并非歧视妇女。
7、《再读上帝》一文有严重错误的引文是对《弥尔顿诗选》“前言”的引用。读遍《弥尔顿诗选》之“前言”，并没有发现朱维之先生说撒旦（齐按：即《圣经》中的“撒但”）“在《失乐园》中是个革命领袖”，也绝对没有见他引述别林斯基的话说弥尔顿“在不知不觉中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革命精神。特别是在骄傲而阴沉的撒旦的形象中，写出了敢于和权威抗争的崇高精神境界”，也没有见说“撒旦失去天上乐园的主线，说明宇宙间本身就有正反相对、矛盾的两种势力存在。……这条主线也是诗人自己革命热情和人民愿望的写照”；更没有见到说弥尔顿“把撒旦写得有声有色，并在道德上胜过他的上帝”！[注11]
恰恰相反，朱维之先生在1996年4月16日所写《弥尔顿诗选》“前言”中特意这样强调：
在写《失乐园》时，正是他（齐按：指弥尔顿）落在苦难深渊时，把他对事业失败时的雄心表露出来，和撒旦在天上大战失败后在地狱中的豪心壮志极其相似，因此为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一些评论家们所误读，竟认为撒旦是《失乐园》中的革命者，并说弥尔顿是“撒旦党”。
这是十九世纪评论界一大误会，影响到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论者，单纯惟阶级论者的草率误读。细心的读者会辨别弥尔顿和撒旦这两个不同的战争失败者的不同。撒单是个虚骄自傲的野心者，他嫉妒神子的地位，生心取而代之，自以为他拥有天上兵力的三分之一，自以为敢于出兵作战，便可以和上帝分庭抗礼，不量一战而全败，被打入地狱深渊。他以后每况愈下，他的形象愈变愈卑下，终于变成了一条爬虫——蛇。……《失乐园》的作者决不是撒旦党人，他在第五卷里特别创造了一个特别的人物，在撒旦党内挺身而出，反对非正义战争，在战争开火的前夕，和叛党决裂了。这人就是撒拉弗天使，名叫亚必迭，一个敢于站出来指责声势浩大的撒旦党人。亚必迭的形象正是弥尔顿自己的写照。[注12]
小结：上述第1、2、3条大概是疏忽，稍稍违反学术规范，也许算是吹毛求疵，大可存而不论；第4、5、6、7条却是事关学术态度的问题了。比如第六条，《再读上帝》一文中明明写着利未是雅各的儿子，人口统计的只是利未支派的三个家族宗室而已，缘何又据此对我批驳？第7条更是无中生有，引用书上根本就不存在的文字来展开攻击，有点匪夷所思。细细想来，《再读上帝》一文之所以会有这样严重的失误，大概和态度有关：作者似乎太急于辩明自己的正确，不惜稍稍曲引材料来为自己的观点服务，也许不知不觉中就曲解甚至误解了所用资料。这正是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所区分的爱因斯坦的科学态度和弗洛伊德、阿德勒的教条态度之不同：前者随时准备为了事实牺牲自己的观点，总是考虑在何种情况下自己的观点为错；后者总选用有利于自己的事实或不惜
切割事实来适应自己的观点。[注13] 我觉得《再读上帝》一文所体现出来的学术态度似乎近于后一种。比如，《再读上帝》一文先认定《圣经·旧约》的时代决不可能产生男女平等的观念，然后去推论夏娃是亚当的附庸，并引用英文来证明。[注14] 我这里虽然有比较权威的The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Study Bible,但知道《旧约》原文不是英文，而是希伯来文。我不精原文，但还懂点上下文：“配偶”在《旧约》一共用了四次，除了《创世记》（齐按：即《再读上帝》一文中的“创世纪”）2：18和2：20节之外，还有《箴言》2：17节，用“配偶”指的是“丈夫”；最后一处是《玛拉基书》2：14节，在男人的“配偶”之后马上加上一句“又是你盟约的妻”，可见在原文中“配偶”就是指地位平等的丈夫或妻子。
权威？逻辑？
我不知道学术探讨在多大程度上求诸权威而非诉诸逻辑，但知道求诸什么样的权威却是大可斟酌的。《再读上帝》一文看似旁征博引，但所引用的资料却大都不是权威资料。比如说万方先生常引用梁工主编的《圣经百科辞典》作为权威，其实这本辞典很不严谨，也很粗糙，一般研究《圣经》所用的百科辞典类比较权威的是由中国基督教协会印发的三大卷《圣经百科全书》或者赵中辉编著的《神学名词辞典》（台北基督教改革宗翻译社版）或者杨牧谷主编的《当代神学辞典》（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版）。教会史方面，Williton Walker的A History of Christian、祁伯尔所著《历史的轨迹》和梁家麟著的《基督教会史略》还算比较权威，而罗伯逊的《基督教的起源》、穆尔的《基督教简史》和徐怀启的《古代基督教史》则不管在史料还是史识方面，都实在不敢恭维。至于罗素和
萧伯纳对《圣经》的批判则因他们本身就是基督教反对派，并未对《圣经》有过客观公正研究。[注15]
“权威”话题之外，《再读上帝》一文不少地方在行文逻辑上大可商榷。比如：“……在古今中外现实生活中所见，凡是用‘最’‘最’什么的来表示的，无不是专制语境中的‘歌德’派谎言。”[注16] 请注意我所特意标出来的“凡是”和“无不是”。请问用“凡是……无不是”这种话语来表示的，算不算专制语境话语呢？这种说法不正是很多人的“逻辑”么？比如有人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真理。那么请问，这一句话是绝对真理么？《再读上帝》一文说我的文章“最讲逻辑”，不知这个“最”又从何说起？更严重的是，《再读上帝》一文在逻辑推理上跳跃很大，一跳之后就给我扣上一顶帽子；并大量使用并不严密的类比（比如用小孩喊“狗狗”来类比亚当为万物命名）来简化或或丑化对方论题。我的一位朋友看后说这很严重，很像“文革逻辑”。比如，《再
读上帝》一文质问我：“如果教会没有犯罪，那么他们（齐按：天主教会）为何要为自己并没有犯下的罪行忏悔？”[注17] 我从来没有说过教会没有犯罪。我的原话是：“教会的确有错误。但这错误却是违反了《圣经》爱人如己、政教分离的原则所致。不能把人类权欲、野心所犯的罪孽全算在上帝的头上。”[注18] 其实，教会绝对不可能忏悔说《圣经》错了和上帝错了。教会在人的立场上向上帝之忏悔不等于人代表上帝向世人忏悔。当然，《再读上帝》一文对我更大指责是把我所说的：“其实，当你承认有神，你也就承认了人的生命不见得就完全以今生来衡量了；当一承认有神，也就意味着他对人的生命有主权。起码，在逻辑上是这样的。”[注19] 对此，《再读上帝》一文马上就说这是“奴化语式和思维模式”，马上就等同于世俗社会中把人神化从而绝对听命于人间
之神的荼毒和迫害。[注20] 既然万方先生也承认神和人本质不同，那为何这么轻易把神偷换成“将俗人塑造成”的“神”呢？
小结：对专制的憎恨就意味着对一切神圣怀疑么？自冒为神的独裁者带给我们的心灵毒害就必然使我们陷入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并把相对主义绝对化的矛盾中么？但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能理解万方先生对专制和“将俗人塑造成”的“神”的憎恨。我能理解一个知识分子的正直情操，也能体谅万方先生一说到这里就义愤填膺，甚至对为尊者讳的思想也痛恨有加。[注21] 我也有这份情感。但是，我认为正是有了对超越之神的信仰，对神圣者的尊敬，才会把“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注22] 反过来说，这就意味着皇帝、领袖们无论多么伟大都不是神，都不会不犯错误，都不过是会犯错的、有限的“俗人”。所以，神圣者不等于人间的“尊者”和“圣者”，有所畏惧有所信仰不等于为尊者讳。成先聪先生就曾感叹说：“我感到中国传统文化在人－神关系
向度上并未找到真正的‘神圣’和‘高者’。其所找到的是‘天’、‘道’，是体现‘天’、‘道’的‘圣人’。但‘圣人’只是‘先者’（血缘之先）或‘强者’（权能之强），尚不是真正的‘高者’。‘神圣’与‘高者’的假冒，便是意义之源的遮蔽，便是价值之光向事实黑夜的沉没。其结果是，凡在由‘神圣’和‘高者’出面裁成的地方，总代之以自然的权威：政治中的暴力，道德中的血缘，法律中的人情，信仰中的利害，……‘神圣’与‘高者’的沉溺，是中国人历史性生存中较科学、民主的欠缺更为不利的事！我所忧心者，莫过于此！”[注23] 我觉得这话有真知灼见。为什么今天万方先生与我不约而同关注信仰？大概都与对民主、科学之探源和思索有关。
方枘圆凿
平心而论，我前文是有尖酸刻薄之处，而万方先生行文处处还是比较克制，令我大为敬佩。说到底，我们在很多方面方枘圆凿是因为前提设定不同：
1、亚当、夏娃在堕落前有没有自由意志？
我认为他们有自由意志。这其实和我不接受进化论有关，[注24] 我不认为人经过了蒙昧到文明阶段的进化。固然亚当、夏娃在没有堕落前比较天真，但天真不等于蒙昧。他们起码有选择堕落的自由。这种自由正是《圣经》所说神造人时所赋予的神的形象。至于说亚当、夏娃有没有在伊甸园中发生性关系，我不知道。但从《圣经》推测，应该有：首先，《创世记》2：23节亚当初见夏娃的“情诗”为证：“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注25] 其次，当二人堕落之后，耶和华责问亚当，亚当把责任推给了夏娃，在3：12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这说明亚当是有意识知道自己与夏娃同居的，并不处在无意识的懵懂状态；第三，“同房”在《旧约》大约用了十三次，多是指发生
导致怀孕的性关系。所以，在《创世记》4：17节说到“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不能说在《圣经》提到该隐妻子之前他们就没有发生性关系。其实，即使没有发生性关系，也不能证明二人就是白痴。这一点弥尔顿在《失乐园》中的描述虽然文学性很强，但是对《圣经》的阐释却有清教神学根基。他认为亚当、夏娃在没有堕落之前，二人尽享夫妻之欢并不羞耻，但是堕落之后却向对方调情，把对方当成了发泄欲望和满足自我的工具，并在上帝面前相互指责，推卸自己责任，人与人之间相爱的关系便被异化了。[注26]
至于说他们听见说教就听信，以此来说明他们没有自由意志，这和我对自由的认识不同。亚当、夏娃听信魔鬼的同时，便做出了违反上帝的选择。所以，《创世记》3：6节特意写着：“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来吃了。”于是接受诱惑，对自由误用，便咎由自取。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样的话自由就成了任性和放纵；自由也不是谁的话也不听，那就成了为了叛逆而叛逆，必定陷入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人的自由是相对的，总是依据什么来做出选择的能力。[注27] 上帝并没有强迫人犯罪，也没有强迫人顺服。人能堕落就是人没有被强制的证明。当上帝的启示、内心的道德律成为选择的标准时，人其实是皈依在上帝的尺度下。但是，亚当、夏娃却在内心选择服膺魔鬼的谎言、人本的智慧，
其实就是自己给自己规定尺度。于是神圣权威就失落了，自由其实也失落了。所以，法国思想家德里达在尼采喊出“上帝死了”之后说“人也死了”。人类因为杀死了自己精神上的父亲，四海之内便不再是兄弟而成了仇人。人进入了奴役、疏离和异化状态。因为当神圣权威失落时，人不在信仰中得到自由，就在世俗权威中被压或在虚无放纵中沉沦。信仰，只有信仰中才有自由。没有信仰就没有真正的自由。而信仰之所以是信仰也就在于是自由而非他由。因为一旦强迫就没有了自由和信仰。[注28]
2、中世纪是不是基督教所催生的绵延了“十来个世纪”之长的“史无前例”的“太沉痛、太凄惨、太漫长”的“黑暗日子”？以至于“黑暗的中世纪”成了“史学用语中的专用语词”呢？[注29]
且看看一些“史学”研究：对于中世纪比较有研究，曾经写过《基督教哲学1500年》的赵敦华先生这样写到：“过去人们曾把中世纪等同于黑暗时代，但现在很多历史学家和思想家认为，只有中世纪初期才是黑暗时代，西方社会自11世纪开始步入文化复兴的时代。”[注30]
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Stavrianos）所著《全球通史》认为导致西方古典文明崩溃和进入黑暗的主要原因是日尔曼人、匈奴人、马扎尔人等蛮族的入侵。但正是这样的入侵才使得西方古典文明被永久湮灭，从而被一种崭新的文化所代替，使得“西方在近代跑到了世界的前列”。他所认为的黑暗时代是从公元五世纪到公元1000年左右。[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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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甸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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