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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人: (2000-10-05 01:42:06),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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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新红学”的不足之处
胡氏考证，在当时那种理解认识十分混乱的年代出现，确实贡献很大，说是具有
科学性，不算夸张。但那毕竟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最初的事，回顾起来，当然
不无遗憾之点。
第一，先生晚年自述生平，对“建立新红学”很觉得意。但揆其实际，这只是一
种“马后课”。胡先生当时作考证，只是为了提倡“白话文学”，选出几部小说
名著，包括《镜花缘》《醒世姻缘传》，逐一为之“整理”，标榜“新式标点，
分段排版”，然后给每部小说都做一番考证，冠于卷首，让“亚东”印行。他用
力勘勤，多属开创工作，收获颇丰，但他正是“一视同仁”，“平均对待”，初
无任何特重《红楼》一书之意。这种考证，作者，年代，版本……，乃属于一般
性的考据对象的共同内容项目。所以他从来也没有要建立一个“红学”专科学术
的动机与观念。他做了一般性的考订工作，贡献不小，但这儿并没有什么新的思
想内涵与学术体系可言。因此，从严而论，我们称之为“红学”，原是有些张皇
其词了。
第二，文举的那种以考证驳倒“明遗民”的例子，只是一种单层的、直线的逻辑
推理而己，这对“有迹”的某些历史事物是可以应用适用而奏效的。但它一不万
能，二会导误。考察历史文化的事，只凭一点点那样的手段，那是太“危险”了
。历史文化不都“有迹”或“具象”，而且总是十分之复杂、曲折、隐讳、重叠
、交织，即“文献”有据，也往往真伪相混、是非颠倒。只凭一个单层的、直线
的推理，仅在一般事物考证上也是不行的，更不要说涉及“无迹”“非象”的那
些方面的历程与关系了。
胡先生除了提出“自叙传”（相对于写别人而言是不错的），对曹雪芹这部书的
真涵义真价值，可说一无所论，简单肤浅得令人惊讶——一个真正够得上“学”
的专科学术体系，是不会那么空虚浮泛的。也正因此故，他写了“考证”之后，
只由于又得见《庚辰本》而作了一个“补考”而外，再也没有继续为“红学”作
什么事情。郎就搜术文献文物以及有关的各种形态的史料来说，以他的希望地位
，以彼时的北京文化结构未经巨大动乱的有利条件下，他却放弃了努力征集的重
要工作，除了收得《甲戌本》与《四松堂集》，就再也不见他关切此事。
以上情况表明，他原无建“学”之意，当时关涉“白话小说”的任务一完成，就
满足而止步了。
第三，对曹雪芹的为人，对《红楼梦》的性质（特点、意旨、蕴涵……），他并
未表现出什么探讨兴趣。不妨说，单层次历史考证而外所必需的思力、识力和更
高层次的灵智方面的体会寻求，赏音参悟，一概欠缺。而用这种精神态度去对待
这一主题，就使得“新红学”非常贫薄，够不止一种高级别的文化品伫。索隐派
人士的不服气，正与此不无关系。
第四，由于上一点原因，胡先生就连对“版本”的认识也是个模棱两可、自矛攻
盾的“实践”者。
比如，他收到价值极高的、可以代表曹雪芹真正面貌的《甲戌本》，然而对这一
珍贵文本却不见他发生多大的“整理”流布与深入研究的兴趣与愿望，《考证》
写毕，即将此珍本束之高阁了。相反，他一直对那部程、高篡改歪曲原文最历害
的《程乙本》大加欣赏，为之作序宣扬、排印流布，直至他晚年，仍然未见稍改
早先的眼光与心情。
原因何在？我看仍然十分简单：即他对此二本的高下优劣，并不从真伪原篡的原
则性大标准去评判，却只从他奉为至高无上的“白话”的尺码去称量。他对自己
的那种“只要是白话就好，越白越高”的主张几乎已有“迷信”的心态。在他看
来，中华文学，只要乙比甲更加“白话化”，其他一切不论，肯定乙比甲“好”
！
他当时提倡写文要白话是可以的，但要用“白话化”来衡量中华历代的文学作品
，拿它作为唯一的不可争议的标准，这就违反了历史和科学。
胡先生说，为什么要推行《程乙本》？因为它“更白话化”了，“描写”也“更
细腻了”。程、高篡改雪芹的手笔风格境界，不但大量语句点金成铁，而且不通
雪芹的文心匠意，连意思都给改走了样。我在40年代与胡先生争论，这样的“白
话”与“描写细腻”要不得！不可再为之推波助澜，贻误后来。他不听取。——
他的《程乙本》一直流行到解决后1981年，而且是个垄断本。我不禁深深诧异，
这样一位“国学”大师，对文字笔墨的欣赏鉴别能力竟然如此钝而不明，若非亲
历，实难置信。可见胡氏之于《红楼梦》研究，实未建立一个堪称独立的新创的
“学”。可知世之所谓“新红学”，原是一种夸大了的名目和概念。
在“新红学”项下，必须提到“胡、俞”并列的俞平伯。俞先生是继胡《考》之
后立即出版了专著的人，即《红楼梦辨》的作者——“新红学”一名也就是顾颉
刚为之作序时提出的。这部书在当时很有贡献，影响也大，对“红学”的发展是
有其功绩的。此书基本是版本考订的性质。可惜的是，他在此书出后的数十年间
，却很少有提得起的成就了。今后看来，如可以责贤者以备，不妨指出以下几点
——其版本研究上识力受到限制，这有三点可举：
（甲）在《梦辨》中运用了有正戚序本《石头记》，却看不出那是接近雪芹原文
的一个宝贵的钞本。而且其中的脂批所透露的原著80回后情节，他也悟不出，而
以为那是高续以外的“另一种续书”。
（乙）如谓当时识力难周，那么当他见到胡适所收“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
记》时应该立时晓悟说到脂批只有一点价值，即证明了他在《梦辨》中推测秦可
卿应为自缢身亡，是推得不错的。此外也没有任何加以研究的迹象曾显示出来。
（丙）很多年后，在别人的影响下，他忽然有作了“80回校本”，而实际只是庚
辰、戚序两个主要本的校勘，更费解的是他取了二本之一作为底本之后，又大量
依二者之另一本改回——如此乃产生了一大厚册的“校勘记”（学人疑问：既如
此大改回，为何不迳取据改之本为底本？）
俞先生最末期的表现，也很奇特。例如：他自己批评说，早年的“自传说”观点
是错了；他最后的留言是：把《红楼梦》分成前80回与后40回是一种“犯罪”—
—这和他在《梦辨》中的论点也正式针锋相对！俞先生的不少论点也是这么反反
复复，他真切的意见很难捉摸，因此我们评论起来也感到困难。大约他对《红楼
梦》比较明晰的看法仍然是以下两点：
（一）此小说并非第一流作品，它的声价只是近年来少数人抬捧起来的；
（二）此小说的主旨乃是“情场忏悔”与“色空观念”的虚无思想。
综而观之，俞先生本来比胡先生的“红学”更有学术本质与发展的能量，但仅仅
开了一个端，以后的学术性著述没有跟上，这确实是红学史上令人惋惜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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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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