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wnxieh68(艾波涛)
整理人: ulrikeyan(2004-08-01 20:07:00),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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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古代哲学与希腊古代哲学基本点之比较及浅议
有趣的是最初希腊的主要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所在的年代或历史时代，与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家及其哲学思想所在的年代或历史时代，基本上是相近的，若是仔细地考量一下的话，老子所处的年代能稍早于苏格拉底及其弟子柏拉图所处的年代一些，但那么一点差距，在历史长河里也算不得什么有多久远。我们姑且就认为他们是在同一个年代或历史时代里吧。历史的车轮总是那么一致地碾过地球的每一个重要的地方，为不同地域的人们的人生活动提供出几近相同的思想和哲学理念。古希腊和古华夏的人文历史及其先哲们的哲学思想理念的某种相似或同步，进一步地说明了这一点。
苏格拉底在希腊及欧洲历史上的地位，与中国的老子也有几分相象。
他本人没有留下什么著述，其思想以及言行，大多是由其弟子柏拉图通过一些对话体著作和色诺芬的《苏格拉底言行回忆录》中的述说展现出来的，在这方面苏格拉底与孔子有些相象。他在世时经常在公共场合谈论各种问题，特别是伦理问题。弟子中有不少贵族青年，正因为如此其言行不容于奴隶主贵族及其政体，被奴隶主贵族里的民主派以传播异端邪说，毒害青年的罪名逮捕，后在狱中被处死，乌乎哀哉！！一代伟人就这么被强权给其生命画上了句号。
苏格拉底是在欧洲哲学史上，最早提出了唯心主义的目的论，认为一切都是神的安排，体现了神的智慧和目的。他提出了“自知自己无知”的命题，认为只有放弃对自然的认识才是最聪明的人。最有知的是神，知识最终要从神而来，真正的知是服从神。他重视伦理学，更有“美德及知识”的命题，认为善出于知，恶出于无知。但什么是善，他的说法却常常不一致，没有明确的定义。宣称自己是知识的助产士，精神的接生婆，倡导精神接生术。从苏格拉底的言行以及其后所面临的结局来看，他是采取了一种积极入世的人生姿态，他及他的弟子们的哲学思想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的曙光，但却为当时代所不允，苏格拉底作为先驱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的殉道与基督教里的耶酥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殉道一样是应受到后世特别是他们所开启的新时代里的人们的尊崇。
在这些方面里中国古代的老子， 虽然他的思想和哲学理念，也开启了中国在他那个当时代以及他以后时间里的新时代。但由于他采取的是哲学思想和哲学理念的形而上以及人生政治哲学上的积极入世，而在人生活动中的出世——即不主张由真正得道的去入世为政或治政，因此也使得他能完完整整地走完其自然的人生历程。值得一提的是老子虽然也采取的是形而上的思维方式，去研究或看待宇宙万物的滋生，但却没有把所有的问题都停留在这种“形而上”上，在面对一些现实的问题时，同时还采取了形而下的思维方式。他没有把“道”神秘地归结为全知全能的“神”这么样的一个难以自圆的圈子里，而是赋予了“道”通过“道用”滋生宇宙万物的“自然”属性。这是老子与苏格拉底及柏拉图的不同之处，也正是由于这一不同之处，他们在为后来开启的新时代的理念或社会体例也很是不尽相同，在地球上整体性地进入封建时代后，东西方显现了不同的风格和走向。
由于上述的不同之处，在对待人生和政治的哲学理念上，就有了彼此异化了的认知或大相径庭的行为模式，苏格拉底则采取了积极的具有社会活动家的态势，积极主动地传播其哲学思想，以其一个思想家的哲学头脑和活动家的热情直接地投入到新思想的传播和新旧思想的较量之中，既是思考者又是勇敢的斗士，也为他以后的殉道埋下种子，他付出的代价是为其思想或理想的献身，是值得称道并为后人所敬仰。
其弟子柏拉图在其所著的《理想国》中也承继了这种积极入世的态势，还提出要让哲人们担负起为政或治政的重担。柏拉图的这一著作也有译为《共和国》或《国家篇》不同的名称，书中阐述了柏拉图的理念论和政治、道德、教育等学说思想。主张理想的国家应由哲学家担任统治者，理性应在国家里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而且还认为当时的斯巴达的贵族奴隶主政权比较接近其理想国的构想。这又从另一方面，给我们揭示出了希腊哲学及哲学家们的思考，是在寻找现时代的合理性或为现时代的政治体例的完善及其如何加强当时的奴隶制国家的统治提供方案。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曾经指出过：“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分工被说成是国家的构成原则，就从这一点上看，他的理想国是埃及的种姓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不过柏拉图的《理想国》及其思想却为后来的欧洲奠定了国家学说的基础。
在这一点上老子又是表现出了东方哲学家或哲学思考与西方的思考的不同之处。在前述关于老子的政治哲学思想时已有叙述，这里就不多谈论了。须要指出的是，老子的政治哲学思想与柏拉图的最大不同点在于，“道”或“得道”的人不须要去介入为政或治政，只要为政者能守“道”，再加上他所阐述的抱“一”即可。这里的“一”是与道不能在一个平台上划一的道用之载体，因而给为政者在治政时留出空间和余地，这就使得为政者可以在没得道的情形下也可以治政，从而避免了象苏格拉底那样的悲剧。而中国的历史现实也表明了中国文化里的政治集合中心不是老子的框架体系内的主要架构，虽然她有着政治哲学的理念，但并没有承当这样的一个政治集合中心，而是由深受老子哲学思想影响的儒家思想来担当，而儒家的思想正是老子所论述的那个“一”字的内涵。
有人说：“正因为西方之重知识，才有哲学在经过长期的宗教笼罩之后，内在地要求要脱颖而出，反过来质疑批判神学，因为哲学本身的特点就是“判断”“证明”，象法官和陪审团那样，看的是证据，不看这证据是谁提出来的，那怕它是圣人之言，不能经过“知识之为知识”的标准的检验，就是荒谬的，错误的，不能服人的。这标准是人人都掌握的，大家的理解都一致的，不管西方哲学最后是否能达到这个标准，它总是这种追求的。也正因如此，才产生了“唯心”“唯理”“唯物”“实在论”“本体论”“科学论”之类的说法。这是对知识本身的成立条件的审视获得的知识。唯物、唯心这些名词，原来也是西方式的。在诸子中，根本看不到这样成熟的知识秉性。”
这种说法真是毫无顾忌地抹杀了西方哲学最初的本源论述的实质，正是由于苏格拉底从一开始就表明了一切都是神的安排，真正有知识的只有神，才使得在西方宗教和哲学有了密切的联姻或较长时期的蜜月时间，在西方是没有哲学置疑宗教或神学的传统的，因为最初哲学和神学对本源的解释是一致的；到了中世纪，欧洲的经院哲学更是变成了宗教或神学婢女；后来的置疑宗教和神学的事体，完全是由于科学和科学技术的发达而自然而然产生了出来疑义，以及由于从17/18世纪，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在英、法等国的蓬勃发展，还由于19世纪，德国的辩证法唯心主义和形而上的唯物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才有了或者说才真正开始了置疑或批判的的事体。
那种西方“哲学本身的特点就是“判断”“证明”，象法官和陪审团那样，看的是证据，不看这证据是谁提出来的，那怕它是圣人之言，不能经过“知识之为知识”的标准的检验，就是荒谬的，错误的，不能服人的。”的说法更是饶有趣味，这些美丽的说辞倒是挺吸引人的，但太经不得人们去耐人寻味了。更何况这是在西方哲学在真正开始置疑批判神学或宗教的时候，才有可能出现的事体了。即使是如此也没有那么就容易地纯粹判明或纠偏，否则西方早就没有了象哥白尼或伽利略那样的事体了。
至与说：“也正因如此，才产生了“唯心”“唯理”“唯物”“实在论”“本体论”“科学论”之类的说法。这是对知识本身的成立条件的审视获得的知识。唯物、唯心这些名词，原来也是西方式的。在诸子中，根本看不到这样成熟的知识秉性。”就更是无从谈起了，其前提已被证明是不实的（请看前面的剖析），得出如此的结论又怎么能可信呢。似乎罗列上那么一大堆原本就是西方的名词，就能说明中国文化里，在近代用这些名词来表述的思想或概念，都可以抹掉了似的。这是在做学问吗？若是再说其否认中国文化里的这些思想或观念的话，肯定还是会背着牛头不认帐的，因此还是不说的好。
古希腊文化和古华夏的文化是有着很大的差异的，现代的中西文化也是如此。但是这并不妨碍中西文化的交流，当然这是需要一个交流的平台的，而我们使用西方文化里的一些名词，说白了就是为了交流或为了交流起来便捷些。如果不存在交流的话，那又何必要去找这样的麻烦呢。我们以前的文化体例自成一体，搞得是什么经、史、子、集之类的分闭系统。我们的文化向来是以宣耀自身的光芒为荣耀的，但当今一体化的潮流已不在是这种状况，需要多方面的兼容并蓄才有出路，才有活力。大中华已放下了架子，不再苛求别人的什么了，可我们的有些人却端起了架子，还以为在正本正名呢。正因为文化一体化的进程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逆转，所以我们才义无反顾地要吸取西方文化的精华，以便来滋养中华的沃土，以便使得我们能与世界同步地进入新世纪、进入新时代。如果是为了做学问而做学问的话，那当然可以去钻牛角尖，象我们古代的经学派那样去一个字一个字的抠，再美其名曰正本求源。但我们不能再那样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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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神须谢意
礼佛尝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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