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gd-ldh(李杜韩)
整理人: ulrikeyan(2004-08-03 02:31:04),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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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帖中有一处要作重要更正：
“但是可以肯定，儒家绝对不是非宗教的学说，即使他们的思想家不相信有“偶像神”，但是，历史上的儒家在政治与民间层面上的表现，则是“有神论宗教”之一种，我认为没有疑问。”
应更正为：
“但是可以肯定，儒家绝对不是非宗教性的学说，即使他们的思想家不相信有‘偶像神’，但是，历史上的儒家在政治与民间层面上的表现，则是带有‘准有神论宗教’烙印的思想体系，我认为没有疑问。”
这是一个笔误。向朋友们友们致歉。
二、孔子语言观中的“言”与“意”的两立
我曾在“红楼逸梦”中谈到儒家的语言观，说到儒家所写的东西有强烈的传世意欲。儒家追求的所谓“三不朽”，其中就有“立言”，“不朽”与“立言”一旦有着明显的“传世”“经世”的思想指导，那功利性就是不可避的突出了。但是，孔子本人的语言观是不是就这样呢？在那篇文字中我没有谈，这里我补充这方面的认识，大体上我也是同意陈启云先生的观点。孔子强调“慎言”，强调“行”多于强调“立言”，这是大有深意的。
为什么是“慎言”，作为一位伟大的智者，如果他只认为言语可以清楚一切的意识、现象和体验，那他不会说这样的话，如果他认为“行”比“言”更本质更重要，那他大可以清楚地说出来，象一些宗教徒那样，表明修行是冥契于心，心明行果，言语只是一个中介。但是，《论语》中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些“隐晦”“含混”的说法，特别是牵涉形而上的最后实体时，孔子的话显得特别“曲折”，试举几段大家熟悉的：
“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八佾》）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曰：‘敢问死’ 曰：‘未知生，焉知死？’”（《雍也》）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子罕》）
“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
“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祗。’子曰：‘丘之祷也，久矣。’”（《述而》）
“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
以上几段全部牵涉语言问题，就是把那个宗教的“神”作如何看的问题，孔子都不肯直说，绝对直说。有人据此肯定地说：儒家是倾向唯物的，儒家没有宗教信仰，孔子骨子里是个无神论者等等。我以为，事情没有这个表面。我们看一段《公治长》中子贡的话，会证实我的一些想法：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之；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把孔子言论中的“性”与“天道”相提并论，是偶然的吗？而且夫子的文章中难道一点都没有性与天道？显然不会，但为什么是“不可得闻”？难道说真正“性”与“天道”是不能“言”，或者“言是有限”的？再看孔子那段著名的与子贡的对话：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按道理，人之言与天之无言，是两回事，人欲无言与天之无言，何干？然夫子有此一说，把自己意欲无言的心境与“天”联系起来谈，是什么用意？难道它仅仅表明，这个“天”是“唯物主义”的？这种曲折与后世的唯物主义者迥异。
但是，孔子一系列的言论，与他的“慎言”主张是一致的，于是“慎言”的范畴也就大致清楚了：它主要地是指对于“神、鬼、生、死、天道、仁爱”等问题。
于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孔子认为通过人的语言、思想、仪式（禘是古天子祭祀的最高宗教仪式）来接近那个至高存在，是难的。我们不可以“人意”“人言”来测度他。“言”在此显露了它的局限性，“至高的天道”离“言”太远了，人凭着已有的能力和手段，搞不清，所以要“慎言”。语言存在着内在的危机和缺陷，人对世上所有的东西，并不都能充满信心地去谈，有东西是不可谈的，不可说的，它的真理性不在我们“以为的”“熟悉的”的范畴之内，包括祭祀，都不是得到真相的有效手段。这样说，比那些认为孔子否定鬼神的存在，否定有高出人类世界的存在的观点，要实在得多，客观得多。
孔子直接谈到语言的，有两个观点最为后世所重，一说：“辞达意而已”，还有一个观点在《易 系辞》中载云：“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这里就是语言的要求与语言自身的“局限性”的正面说明了。语言之尽意，如果在浅表层，那的确是清楚的，是可以“尽意”的，如一个经验，一个政治思想、法治思想；但是如果“思想”进入艰涩的“非经验”领域，那么语言的步履就不是处处实在和毫无疑问了。所以，陈启云就认为：“‘言不尽意’只有在此‘意’、此‘思想’进入相当复杂、相当高深的程度，才有其普遍性和必然性的意义，所谓‘此理此义非语言所能尽’”。这对孔子语言观的解读是成立的。而且，我们还可以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儒家与道家的世界观宇宙观，并无大的区别。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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