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gd-ldh(李杜韩)
整理人: winterbow(2002-08-30 20:20:09),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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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an兄好！
普希金的诗是特别适合大学阶段的光景，是年轻人的诗，还有象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都是曾经为八十年代一代大学生心灵的塑造提供了氧份的。当然，还有许多，象《红楼梦》。
在基础知识阶层和大众视点中，阅读的潮流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象我父亲的一代，最深印象的是《暴风骤雨》、《林海雪原》、《上海的早晨》、《青春之歌》，后来也是《万山红遍》（文革时期的小说）《保卫延安》、《李自成》，外国小说充其量是《船长与大尉》、《青年近卫军》这类。他们的成长期是五十年代。而象我爷爷，就只读《四书五经》，儿时是《幼学故琼林》《三字经》之类的，我最初是得爷爷启蒙，因为老人家有的是时间，弄儿之乐自有包含教授启蒙的责任，我最初的启蒙读物是《毛主席诗词》，4岁的孩子当年发表的三十多首已经会背诵了（理解是另一个问题，但对诗词的喜爱全赖学前的栽培，不过老人家笃信不打不成材，我小时很贪玩，爷爷一定要我学两小时，往往是一个上午，诗词、书法、珠算，不学就打，打得很凶）。到我青少年的时候，“四人帮”粉碎了，《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成为我高中的课外书，它们对我的影响远高于当年的教材。我曾经与父亲争论过《李自成》的成就，那时我们高中课本就有其中一段节选，我觉得姚老先生把李自成写成了现代农民革命家一般，造作得很，而到我读大学时，我看翻译过来的现代派诗歌（啊，那批译者本身就是现代文学史上难得的好诗人，如袁可嘉、郑敏、杜运燮、查良铮、赵萝生、艾青，译文非常美），但是父亲认为那些诗不知所云。而对我说是个讽刺的是，我们同班的同学也没有多少个喜欢这些的，他们喜欢当时新发的小说，如谌容的、茹志鹃的、张承志的、冯骥的、邓友梅的、邓刚的，他们喜欢的外国作品是《红与黑》和上面提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战争与和平》，这些我也喜欢，但觉得现代派的作品比这些更具心灵的震憾力，令我触目惊心，令我陶醉。啊，那些读书的时光永远那么美好，永远值得念！
对不起，一开始就跑题了，说开来就无法收。呵呵~~~~
不过我对不同的阅读都充满敬意，包括我不喜欢读的作品，别人喜欢我也赞好，我是在赞阅读是好的。阅读是高雅的、细腻的艺术，美好的阅读象恋爱一样迷人，永远是人生中最美妙的回忆。whian兄提的我是以“哲学”来读艺术，这怎么说呢？也许中海德格尔的“毒”太深了。我觉得对于伟大作品，是不能以艺术品的普遍处理程序来处理的。海氏那篇《艺作品的本源》，我建议朋友们有可能的不妨一读，我是用“叹服”赞之。我很欣赏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因为他已经领悟到创作中的类似宗教那样的神圣情怀和境界。生命意义的展示，艺术比哲学往往更加到位，因为它的再现形式可以用语言或思维语言中的“多义”“模糊”“对比”“抒情”等等来达到一下子抓着人心的效果。“逻各斯”的“道说”，就是直接的说，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逻辑理性分析的说。艺术中必然有哲学，哲学达到化境时也是艺术，所以我说二十世纪西方某一种新的创作技巧都是一种“主义”的成果，这“主义”就是当年的哲学思潮。现代西方文化，也是直接与现代哲学的著名流派直接相关的，讲西方现代文论，必然要哲学，而且比重很大。
我们对西方现代哲学、艺术的成就的真正深入的研究，能称得上是达到高水平而形成规模的，是八十年代开始的，到近年，已经有相当的创获。年前，曾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李赋教授任总主编的《欧洲文学史》三卷四册，从古希腊到十八世纪为一卷，共一册；十九世纪一卷，一册；二十世纪，以二次大战为分界，为两册，篇幅是前两卷的总和。这是最新的一套也是最权威的一套中文欧洲文学史。这套书的思路，明显打破了过去我们熟悉的以政治为主体的史学分界线，而是以文学本身的模式转变为理路所确立的。显然，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是最值得阅读的，是人类人文创作的所有维度的共性的一次结集和爆发。这里没有必要说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人类文化艺术的型态，相比之下，这已经变成艺术细部的问题了。我们只要客观地深入地阅读和领会一下，就不得不承认，作为艺术能够做的事情，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已经来了一次总结。暂时来说已经形成了艺术上的“喜玛拉雅山脉”，现在我们还是沿着这个山脉攀登。另一套能够与之同样有说服力的现代艺术模式或者高于它们的，还未发现。或者说还未形成。 这里，艺术技巧的成就，各民族各文明的传统不同，的确是不可比的。例如我们不能比一比到底是中国的古诗用韵好，还是西方的诗歌的用韵好。因为两种语言的发音不同，没有可比性。但是，如果说，艺术要再现世界，思考世界，思考人，则完全有可比的基础。因为我们都是人，是人就有人的共性的东西，近似的需要和心灵模态。这是最本质的理由。要不然，翻译文学作品毫无意义。还有，就现代汉语的语言形态，我们与西方也是用的是一套大体系的思想语言。这里，又一次牵涉翻译问题。我们现在用的一套日常语言和文学语言，都不再是古代的了，无宁说它们是中外的杂交产物，而更倾向于“被翻译过来的现代语言”。所以，我们的所思所感，模式已经改变。接近马克思、接近萨特，比接近孔子要明显。我们不是做考古工作，古人写作时候是如何构思的、意图如何，我们无法完全复原，也没有必要。因此，研究《红楼梦》的学者有一个流行观点是可笑的：努力恢复曹著原貌，这可能吗？不要说时代的隔阂导致对版本中文字把握的差异，即使同时代不同的人都不可能替代已经变了不知多少遍原作恢复原貌，除非有原件保留，甚至原作者本人，在原稿不再保留的情况下，都不可能在文字的细节上完全地能把原来的一字一名一句恢复。所以我说，我们的红学有不少非历史的理念，先入为主的看法，做一些不太可能的事的。李一氓先生说以庚辰本为底本校订的《红楼梦》可称“定本”，这句话如果直接地理解就不科学了。《红楼梦》除非有一天发现了作者的原稿，否则脂本称不上定本，程本也称不上。这种细部枝节的执着，我看是无甚作为。
我对作品始终最关注的是作品的灵魂性因素：作品的艺术价值。这个艺术价值又不是艺术技巧这个层面的，是与《老子》《周易》中提的“道”相连接的价值。朋友们可以称这是一种哲学阅读，但是哲学在此不能看作一门学问，而是人类智慧的一种传达途径，这途径不仅哲学有，艺术作品也有，而且有艺术才有哲学，哲学本身在本源上不是学科性的哲学研究，而是海德格尔说的“思”。“思”与“诗”是相邻的。
这里也不是中国人传统上说的“文以载道”，“文以载道”是政治化的思想，我并不赞成（这方面我想近期有时间，会写一点想法刊出来让朋友们指正）。我更不赞成“思想性第一，艺术性第二”这样的说法。这话也是昏话，根本把艺术当成了某种“宣传品”了，艺术伦落到“宣传品”的境地，已经什么也说明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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