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whian(whian)
整理人: whian(2002-08-19 11:35:41),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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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认为关于红楼梦与世界其它巨著的高下比较的讨论可以就此打住，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讨论已经进入误区了。李杜韩兄说得对，我们确实存在阅读取向上的差别。李杜韩兄属于那种书读得比较多，视野比较开阔的那种，是站在哲学、历史和宗教的角度来看待小说的，而我们大多数版友基本上更着重于对生活的领悟。
另外我也想谈谈我个人有关文艺的一些看法，文艺不同于科学，我们可以说今天的科学比昨天的发达，但如果说二十世纪的文化艺术比十八世纪的高明则无疑是一句蠢话。不同的时代产生不同的文艺和不同的高峰，这些高峰是不具可比性的，如果你将凡高或塞尚的后印象派艺术拿去同达.芬奇或拉斐尔等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的艺术比较高下，我想不被艺术界笑掉大牙才怪。因为两者各代表着西方艺术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高峰，根本不存在孰高孰低的问题，这是常识。后印象派之后西方艺术曾一度出现了五花八门的艺术派别，也由此形成了西方现代艺术，但不管这些新的流派如何突破传统，也终不过是一种新的风格与偿试，根本不存在“超越”后印象派艺术的问题。比如现代派的艺术家吹嘘他们的作品包容了对现实世界的“多维的”剖析解释，但也只是标榜这是艺术一种新的形式上的突破，没有一个敢说他们这样的艺术比古典的高明。文学作为文艺范筹同样是这种情形，就中国而言自诗经以至离骚、汉赋乃至唐诗，乃至于宋词、元曲、明小品、清小说，每个时期都有新的高峰产生，高峰与高峰各不相同，地位却是一样的。纵向看是这样，横向亦然。谁都知道，因为种种复杂的因素，世界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都各具特色，用西方解剖学来看中医针炙是不可理喻的，但事实却证明这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中国文化的“混沌”对应西方的“精确”谁更高明？以前一度认为西方的才更科学，但现在“混沌”却成为最尖端的科研课题。
再说到我们讨论的问题，“人家的”反映出来的层面的广深与真实是否真的远远超过了“我们的”且不理论，问题是“反映出来的层面的广深与真实”是不是决定作品高下的关键？“小说的灵魂”是否一定要牵扯到高深莫测的程度才算不低能空泛？我看是有待商榷的。对艺术而言，高下的分野并不在于“立体的”或是“平面的”，比如一件艺术品的价值并不取决于它是平面的绘画还是立体的雕塑；也不在于主题的深度与广度，更不在于其多大程度揭示了哲学或宗教或历史问题，比如一部几百万言的小说的价值不见得就比一首只有十六字的小令来得高。那么红楼梦与西方“可以解读出人类精神世界中的全景图式”的《尤利西斯》有可比性吗？我认为没有。“解读出人类精神世界中的全景图式”也许是小说形式上的一个突破，就象现代派艺术标榜的对现实世界的“多维的”剖析一样，但不能说只有这样的小说才是高峰，这样的比较我认为跟拿毕加索的后期作品（毕加索早期艺术风格是古典的）去跟八大山人的山水画比较本质上是一回事的，也一样是不通的。
而对于李杜韩兄所强调的“反映出来的层面的广深与真实”、“人性”的思考和表达，我私下认为这跟李杜韩兄所说的“伟大的读者”是相关的。一部作品所能挖掘的问题的广度和深度不但取决于作品本身，也取决于读者，每个评论家对作品的研究都会从他本身的度出发作相应的深入挖掘引申，当有众多的高水准文艺评论家对同一部作品进行研究时，作品的广深度就相应得到引申扩张了。西方文学评论方面我具体读得少，但可以引用众所周知的西班牙艺术大师毕加索作为例证。可以说西方艺术评论家对毕加索作品的研究和相关专著一点都不比“红学”少，引申出来的作品内涵的广深程度更是让人咋舌，然而评论家的这些结论是否是毕加索的本意呢？据我所知不是，毕加索曾带点调侃对记者说：“我的最大贡献在于养活了大批的艺术评论家。”西方的文艺评论是如此职业化，而中国呢？有几个如此的评论家？我从不认为红学家是评论家，但即便如此，只要人们愿意，也随便都可以从红楼梦挖掘出极广深的层面来，君不见索隐家们不是可以从红楼梦引申出如此多的“广度”来？只要有相应水平的读者，再引申出“深度”和“人性的思考和表达”想亦不难，或者如李杜韩兄所说：红楼梦还缺乏伟大的读者。
我想不理解中国文化的西方人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真正理解红楼梦的，对于读红楼梦只对贾宝玉是否是同性恋感兴趣这样的读者，你能指望他把红楼梦读懂吗？同样，对于人性真情不感兴趣，只以宗教、哲学和历史的思维读红楼梦的读者，我认为也不可能真正感受红楼梦那饱蘸作者毕生血泪所演绎的“情”字的千般滋味，而我认为“情”却是很多人热爱红楼梦的一个原因。
我原先认为红楼是世界上最好的小说，现在看来这个“最”字显得多么滑稽和毫无意义，我觉得对任何一部句著下这样的评价都是滑稽和毫无意义的。那么红楼梦不能够与西方的高峰并举吗？我倒要问，既然红楼梦被公认为是东方古典小说的高峰，那么与西方的高峰并举难道还有什么问题吗？
谈到我们在现代当代文学上与西方差距，这是不争的现实，这让我想起我与父亲闲聊时的话，我说：“假如曹雪芹的红楼梦是在现在写的，那拿不到诺贝尔文学奖就只能说明这个奖不值得拿了。”父亲却说：“如果曹雪芹老是要学习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三个代表之类，你认为他还能写出红楼梦吗？”。所以我赞同李杜韩兄所说的“过去的是经典，不是现代。文学是时代与永恒的结合物，而首先它是时代的”，问题是中国现代当代的时代环境都是有些问题的，这是我辈的无奈，中国文艺的悲哀。
另外我不太敢苟同李杜韩兄最后一段议论，我认为二十世纪文学的辉煌跟“定位为集中全人类过去的智慧而运用之，它的时代是过去所有时代文明的一次结集和提炼”没有关系，当然如果你说的是科技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另外我也绝不认为它的成就总体上会比过去任何时人任何地域的都高，能否反映“人”的真实也并不是文学所要承担的史命，跟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二十世纪确实是曹雪芹时代无法相比的，因为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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