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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人: yvonneh(2000-11-19 21:47:56),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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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青在1956年前后
程光炜
就在1956年艾青家庭发生变故的前后，一场有步骤的改造知识分子思想的运
动开始了。
这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
告》。报告认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是反党反
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这种思想代表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报告要求对胡
风的文艺思想进行公开的批判。前一年的7月，艾青风闻胡风向中央递交了《关于
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凭他对胡风性格的了解，也
凭他对《人民日报》动向的注意，一颗心不禁为老友悬着。在那个变幻无定的年
头，《人民日报》是政治的晴雨表，一旦由它做出结论，就再无挽回的可能。更
令他惊愕的是，5月13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
料》，把胡风定性为“反革命集团”之首；仅仅就在五天后，又经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委会批准，将胡风逮捕，同时撤销他担任的一切社会职务；6月，《人民日
报》接着发表第二批、第三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并有舒芜反戈一击的
文章及胡风致他的若干私人信件……
然而，事情绝不会到胡风这里为止。
1955年八九月份，中国作协揭出了“丁、陈反党集团”，这成为牵连到艾青
的一根导火线。因为延安文抗那段“历史”，周扬把艾青视为丁玲那边的人。批
丁玲、陈企霞是因《文艺报》“压制李希凡、蓝翎等小人物”引起的，同年4月，
陈企霞写信给党中央负责同志，要求改变对《文艺报》的武断结论，结果受到进
一步的批判。入夏后，中国作协奉命连续举行了十六次扩大会议，最后一致认定
丁、陈二人“反党”，具体表现是：“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政
策和指示；二、违反党的原则，进行感情拉拢，以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三、
玩弄两面派的手法，挑拨离间，破坏党的团结；四、提倡个人崇拜，散播资产阶
级个人主义思想。”批丁、陈由周扬亲自指挥，结论中所谓“进行感情拉拢，以
扩大反党小集团和势力”的说法，显然有文外之意，影射到丁玲与艾青的关系。
据知情人说，解放以后，艾青与丁玲的关系实际上已比较疏远。另有人回忆，艾
青对丁玲获斯大林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颇有微辞，私下还有
嘲笑，曾模仿丁的声调朗诵其中的某些章节，然后大笑不止。然而，艾青对这种
完全不容对方辩驳的批判方式是不满的，这让他想到延安整风时的某些流弊。当
然，对周扬等人“借今讽昔”的作风更为光火，于是，不免有些为丁、陈“打抱
不平”的表现。有一段时间，艾青与李又然、朱丹往来较多，常在一起喝酒，这
几位都是学美术出身，不免有点艺术家放浪不羁的气质，酒一喝多，话题自然扯
到文艺界，因此有了“作协有两帮人，一帮总是被整的，一帮总是整人的”的说
法，后者是暗指周扬等人，在作协圈子里，这是人所尽知的。另有一次，中国作
协支部开会批判丁玲，周立波发言时口气盛气凌人，而且无限上纲，令在座的人
悚然。艾青忍不住说，你周立波不要永远像一个共青团员的样子，一贯正确，比
谁都革命。把周立波呛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周立波乃周扬侄儿，这话自然传到
了周扬耳中，无疑开罪了他。据当时任作协机关总支书记的黎辛回忆，作协的整
风是按三个阶段进行的，第一个阶段是整丁玲、陈企霞，第二个阶段整冯雪峰，
第三个阶段则是整艾青、白朗、李又然等人。艾青显然没有觉察到这种山雨欲来
的政治气候，他性情高傲，也没有太把作协这些人放在眼里。也许，这正是艾青
的迂腐之处！
4月28日，想借助党外人士帮助党内整风的毛泽东，以其诗人的浪漫在中共中
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
学术压倒一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
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他还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可以开
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是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所谓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
论，现在也需要这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
的，让他们去说，不干涉他们。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说，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5月2日，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久艾青
听说历史学家周谷城发表的一篇文章受到许多人的围攻，周立即著文辩驳。刚开
始周还有些顾虑，后来毛泽东在上海请他做客，并一起讨论了该文，又让周谷城
大感欣悦。一向敏感的郭沫若特地为一百种花卉做诗，结集《百花集》出版。这
些消息无疑让艾青受到了鼓舞。自胡风被批判后，他心里一直憋着气，对文艺界
的某些领导飞扬跋扈的态度尤其不满。不久，他连续做散文四篇，发泄这种不满
。在《画鸟的猎人》一文里，他借猎人与假猎人之间的对话，尖刻地讥讽了文艺
界某些以“整人”为业的人，打飞行中的鸟不成，就打纸上的鸟，还嫌不过瘾，
干脆把纸挂在树上，随便打一枪，然后在中枪处画一只鸟。在他看来，整人变成
了一个行当，一种职业，“人必须有一技之长，在许多职业里面，我选中的是打
猎。”所指再明显不过。接着，又做《偶像的话》。与前文相比，后者笔锋愈加
犀利。人们塑造了“偶像”，但又畏惧之，倒是偶像自己说出了一番令人警醒的
话来：“众生啊，你们做的是多么可笑的事！你们以自己的模型创造了我，把我
加以扩大，想从我身上发生一种威力，借以镇压你们不安定的精神，而我却害怕
你们。我敢相信：你们之所以要创造我，完全是因为你们缺乏自信——请看吧，
我比之你们能多些什么呢？而我却没有你们自己所具备的。你们假如要大胆些，
把我捣碎了，从我的胸廓里流不出一滴血的。当然，我也知道，你们之创造我是
你们尝试着要我成为一个同谋者，让我和你们一起，能欺骗更软弱的那些人。”
《养花人的梦》是应和“双百”方针所做，文字风格上多少有些鲁迅散文诗《野
草》影响的痕迹，只是有点晦涩，却没有太多的沉痛罢了。末尾倒不乏尖刺，诸
如：“花本身是有意志的，而开放正是她们的权力。”又如，“我自己也越来越
觉得世界太狭窄了。没有比较，就会使许多概念都模糊起来”等等。另一篇《蝉
的歌》，语多涉及人格的异化，“蝉”整天唱着“同一的曲子”，居然毫无察觉
。写到这里，艾青不由为自己一段时间缺乏风格的写作大发感慨了，但他又不禁
借蝉之口为自己辩护：“不，人们说我能在同一的曲子里发表不同的情绪。”然
而，痛苦毕竟是痛苦的，它甚至于无从说起，艾青的“牢骚”除了可以得一时之
快，大约是改变不了任何现状的。
事情发展之快，却大大出乎艾青的意料。1955年春、夏之间，因离婚而在东
总部胡同二十二号楼上“蜗居”的艾青，认识了后来的妻子、当时是作协人事科
干部的高瑛。他不久获知，高瑛系1933年8月出生，祖籍山东龙口，九岁时，随父
母闯关东迁居佳木斯，十五岁考入松江鲁艺文工团，任舞蹈演员。1955年5月，随
丈夫谭谊调入中国作协，谭被安排在组联办公室任科长，高瑛则去了人事科。据
高瑛说，她认识艾青是很偶然的。批判胡风后，有很多文件要及时递送，作协就
抽了几个人负责为艾青及其他作协支部的人送文件，她是“被抽”的几个人之一
。当时，已是初夏，天气挺热，有时忙，她索性就与其他人住在作协，于是，和
艾青从此就熟悉了。高瑛还说，我和艾青产生感情，与我无爱的婚姻有关。凭良
心说，谭谊是个老实人，也不失为一个好干部，组织观念强，为人比较朴实，但
很难说是一个好丈夫。我和他虽然已有两个孩子，作为妻子，却很少感受到他的
体贴，更不要说爱情 了。对此，我是很痛苦的。……但事情很快就“败露”了，
先是高瑛把实情告诉了谭谊，当时作协负责人刘白羽知道后，让谭到北京市中级
法院告艾青、高瑛重婚罪；接着高瑛被隔离审查，作协秘书长张僖代表组织找艾
青谈话，表示事情比较严重，让他做好受处分的心理准备。据任作协机关总支书
记的黎辛回忆，当时的事态是比较严重的，作协负责同志在商量处分意见时，不
少人力主开除艾青的党籍。因我是机关总支书记，需要我拿意见，我主张给他留
党察看的处分，当时双方有争论，没办法，只好报请上级最后决定。就在等上面
“决定”的日子里，艾青非常紧张，看上去精神也垮了。一天傍晚，我正在吃饭
，艾青突然来找我，我感到愕然，但并不意外，让他坐下，他嗫嗫嚅嚅了半晌才
坐下来，一边不停地说，我在延安时的情况你了解，看人要看长远！眼睛里已满
是泪水。我劝了他半天，他才回去。当时在东总部胡同二十二号，他的处境是可
想而知的。张天翼还悄悄问过艾青的情况，口气里虽有关心之意，却不敢明说。
上级按作协机关总支的意见，给了艾青一个留党察看的处分。法院那边却不
那么“领情”，判了艾青、高瑛重婚罪，刑期一年，每人半年，监外执行。这边
刘白羽还不放手，勒令艾青从二楼搬到院里的平房去住。过了一段，艾青用五千
元买下北京火车站对面丰收胡同二十一号一处有正房、南房、东西厢房的四合院
，与婚后的高瑛搬了过去。为此，艾青不无苦涩地揶揄说：“刘白羽想把我扫地
出门，未想还成全了我，送给我一个自家的院子。”
然而，留在心上的一道阴影，艾青是再也抹不去了。1956年，在“大鸣、大
放、大辩论”的口号下，一些地方的学生和教授帮助中共整风，说话比较过激。
在高楼深院的中国科学院，也传出诸多尖锐意见：罗常培指责“重理轻文，社科
规划无人管”，袁翰青抱怨“分工太细”，傅承义认为“上下不通气，党内外有
墙，领导接触少”，傅鹰索性说“学委是橡皮图章”，吴正之讲“新党员有特权
思想”，童弟周感到“共产党不近人情……”几位副院长，如陶孟和发表意见说
，旧知识分子未尽其用，“以中国干部之缺乏，有才者不用，而无才者充数，以
致酿成许多混乱”云云；竺可桢也提出，“向科学进军必须实事求是，不能从主
观愿望出发，”特别对五十年代初“全盘苏化”，一概否定美式通才教育，院系
调整如拆散浙大理学院、骤停英文教学而改学俄文，以及共产党会多等提出了批
评。据说，对教授、学生们的“牢骚”，毛泽东起初是大度的。范瑞君的文章《
我的蜜月·我的丈夫》在《解放日报》发表之后，收到二百余封指责信，罪名是
有“小资风味”，毛泽东闻讯幽默地对人说，不能让每篇文章都讲上甘岭嘛。
上述种种对作协创作委员会诗歌组想“帮助”艾青的人，无疑是一种鼓励。
在一次讨论艾青创作的会议上，臧××发言说：“对艾青的诗我有一些意见。我
对他的诗一向是估价很高的，但是他解放以后写的许多诗，我觉得主题的积极性
和时代精神相去较远。我知道艾青写诗很慎重，不轻易拿出来发表，但也应该拿
出高度的政治热情迅速反映时代的变化。”《藏枪记》、《黑鳗》和《双尖山》
之所以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原因“还是思想感情的问题”，“他对新事物的感
觉和心爱，没有他过去对旧社会的恨、对光明未来的追求那么强烈和敏锐”。严
×认为，《双尖山》的“思想感情是陈旧的”。吕×则以为是他“政治热情不饱
满”所造成的。刚刚冒尖的青年诗人邵××说话就不讲客气了，他说：“在艾青
近年的诗作中，仍然使人听到他过去诗作中的旧的腔调。”曾为艾青学生、后以
写政治抒情诗闻名的郭××，虽不像前面几个人那样“不留余地”，但还是指出
，“对人民常常只限于同情”，多半是艾青写作的一个局限。在五十年代，认为
你和旧时代“藕断丝连”、“思想感情陈旧”，无异于一种政治性的“判决”。
这次会议对艾青的打击，尤其是对他心灵的挫伤，是可以料知的。1956年整整一
年，艾青写作不辍，应该算是多产，但作品明显分成了两类：表现时代显然也力
不从心的诗作不时见于报端，如《马头琴》、《女司机》、《官厅水库》等，另
外是一些借景咏怀之作，折射出他不寻常的心情。一朵路旁的小蓝花，给了他异
常的触动：“小小的蓝花/比秋天的晴空还蓝/比蓝宝石还蓝/小小的蓝花/是山野
的微笑/寂寞而又深情。”在诸多诗学文章里，艾青坚持认为，诗歌的色调实际是
诗人生命的色调，一种无形的“流露”。不妨说，诗作里这令人无法忍受的蓝色
，透出的实在是作者内心深刻的寂寞，一种难有“知音”的伤悲。短诗《长城》
，直接透露出夹带着辛酸的沧桑感来：“原是古代的边墙/经受了千年风霜/听不
见塞北的笳笛/却记得往日的战场。”后来，他在一次座谈会上又针对自己解放后
想象力的减退，不无苦涩地表示：“那时候，早晨醒来，脑子上像点满露水，现
在有时像是一块柚子皮。”
不过，艾青绝对没有料到，等着他的将是一场更猛烈的暴风雨。
转眼到了1957年春。1月18日到27日，中共中央召开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党
委书记会议，议题主要是两个：一为农村问题和经济问题，一为思想动向问题。
一些地方虽已有“闹事”情况，但因为“思想动向”是作为其中一个问题提出的
，故未强调到非常突出的地步。毛泽东在会上讲，1956年是多事的一年。有些地
方学生闹事，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党内少数人动摇，但绝大多数干部是
正常的，农村和城市的政策是正确的，全国大乱子闹不起来。他说，对于大民主
，第一是不怕，第二是要加以分析。对于闹事，要分几种情况处理：闹得不对的
，要驳回去；有对有不对的，对的部分接受，不对的部分加以批评。毛泽东不排
除阶级斗争的分析，但对当时形势的估计，仍然认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然
而，“形势”并没有按他预料的方向发展，一些地方的人过激地提出“共产党下
台，让国民党回来”的口号，对毛泽东和党内大多数人都是一个很大的刺激。5月
15日，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里愤怒地写道：几个月来，人们都在批
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批判教条主义的各种人，有共产党人——马克
思主义者，有括弧里面的“共产党人”，即共产党右派——修正主义者，有社会
上的左派、中间派和右派。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
分子的70%左右，而左派大约占20%左右，右派大约占1%、3%、5%到10%，而情况不
同。文章最后指出：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
闹，自取灭亡。这等于正式发出了警告。6月8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
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更为明确地发出了反右的指令。7月
17日到21日，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着重讨论反右派斗争问题
。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写的《1956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为这场斗争“定了性”，
声称：“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这样，形势发生了完全相反的变化。
在五十年代，作为中国政治最敏感部门之一的中国作协，几乎在青岛会议刚
刚落下帷幕之际，就在作协内部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派的斗争运动。8月6
日，作协在四次有作协分会负责人和省、市委宣传部长共二百余人参加的扩大会
的基础上，举行第十二次会议，把反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斗争目标转向冯雪
峰。第二天，显然是事先已准备好了的《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以赫然醒目的“
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进展 攻破丁玲陈企霞集团”为正副标题，公开点了冯雪
峰、艾青、江丰、罗烽、李又然和白朗的名，除冯雪峰一人外，实际把延安的文
抗一锅端了。艾青的主要罪名是“丁、陈和江丰反党集团之间的联络员”，他曾
在家里召开记者招待会，声称文艺界有“两个底”，一个是丁玲、陈企霞，另一
个是江丰，斗他们无非是党内宗派主义在作祟。对艾青来说，在党报上被公开“
点名”令他措手不及，更感到政治斗争的残酷和无情。然而，更叫他惊骇不已的
是，原先的一帮“朋友”，居然在大庭广众面前，公然揭他个人生活的“隐私”
。一次，在王府井文联大楼开艾青的批斗大会，臧××、冯×、徐×先后发言，
声色俱厉地痛斥他生活腐败，甚至大讲某些“细节”，令艾青无地自容。情形之
卑劣，超过了延安整风。艾青欲起身解释，立即有一些人大喊：“艾青，你老实
点！”两年前，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决定开除胡风的会籍，并撤销他在文艺界的
一切职务。正当主席宣布决定时，有一个文质彬彬的人走上台要求发言，艾青认
出他是美学家、翻译家吕荧。只见他从从容容地说：胡风是文艺思想问题，文艺
问题应该与政治问题区分开。他的话不断被台下的喊声打断，他仍然不停地讲，
毫无畏色，最后台下一片轰喊，他不得不走下台来。这幕情形给了艾青极深的印
象。胡风罹难，尚有不怕死的诤友挺身而出为其辩护，鄙人落难，众朋友却做了
“墙倒众人推”的角色。艾青不由不感到满腔的悲愤了。然而，事情并没有完，
批斗还在升级。一次开批斗会，有人对他算起历史旧帐，说他反党由来已久，从
延安起就是富有经验的老手，但又特别善于伪装。解放后，在丁、陈和江丰反党
集团之间窜来窜去，上窜下跳，他的这种身份，很容易让人想起战国时那个游说
列国的苏秦。另有一位名作家揭老底道：去年3月，在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上，
周扬同志在报告中批评了艾青，艾青不服，乘中间休息，周扬同志对他讲：“我
是对你提出希望。”没想他却反唇相讥道：“我知道你的份量。”态度极其恶劣
。还有一位作家愤慨地站起来说，艾青这个人太狂妄，他多次散布说，目前某些
人写不出作品，就弄理论，理论弄不成，就搞行政。结果是行政管理论，理论管
创作，一个婆婆压一个媳妇，创作还有什么希望？艾青请示主持会议的刘白羽，
问能否为自己说几句，他冷淡地挥挥手，拒绝了。
然而，最令艾青难受的还是那些连篇累牍、无中生有的批判文章，对方操着
各式武器，而被批判者只能赤手空拳，被人拳打脚踢，却毫无自卫的权利。艾青
越是怕看报，每天越是迫不及待地打开一份份报刊，急促地搜索上面的文章。在
《诗刊》1957年第九期上，该刊副主编徐×发表《艾青能不能为社会主义歌唱》
一文。在文章里，徐×疾言厉色地问：“我们要猛喝一声：艾青，你能不能为社
会主义歌唱？能不能随着社会主义高歌前进？这要看你能不能彻底批判你自己的
腐朽的资本主义思想，能不能彻底改造自己，重新回到党的立场上来！”他与徐
×四十年代初就已认识，关系应算不坏，见他如此下手，心里不免伤心。紧接着
，又读到沙×发于《诗刊》第十期的《艾青近作批判》。他记得，仅仅就在今年
《诗刊》第四期上，沙×曾撰文对自己的诗大加颂扬，未想他见风使舵竟如此之
快。更未曾料到，沙×的措辞会如此恶俗，如艾青的诗“句句变成了臭狗屎”等
，乘人之危，落井下石，足见人格之阴暗。读及此处，艾青眼睛紧闭，半晌才回
过神来。他接着翻阅9月8日的《文艺报》，一篇文章称李又然是“丁、陈反党集
团的爪牙”，又翻出“他在文学讲习所五年期间，只勉强上了十课；而肃反以后
这一年期间，一课也没有上过”的琐屑小事；再看有关自己的，无非仍是帮助丁
、陈和江丰、吴祖光等“向党进攻”之类。他不由感到厌烦，索性只浏览题目，
不再看内容，往下计有：《诗刊》第九期，田×的《艾青，回过头吧》，《人民
日报》9月6日，白×的《有这样的诗人》，《文艺月报》第十期，姚×的《“大
诗人”》，《文艺学习》第十期，臧××的《艾青的近作表现了什么》，《诗刊
》第十二期，晓×的《艾青的昨天和今天》，《文艺报》第二十三期，李×、阮
××的《诗人乎？蛀虫乎？——评艾青》等等，等等……文章作者多半是他的熟
人，有的还是朋友，以时代的非常情形计，不少人是出于“苟活”才勉强成文的
，说的话也言不由衷，倒也不是不能体谅。但有的人确属于“趁火打劫”，而且
有“欲加之罪”之心，不惜抛却读书人的儒雅、检点，满口恶言秽语，这就令他
大为震骇了。更叫艾青无法忍受的还有不停地写检查，而且似乎永远都通不过。
据高瑛回忆，当时已是初秋，北京早有凉意了，然而，经常见艾青大汗淋漓地坐
在桌旁，伏案写所谓“交待”。有时，着实无话可写，他又不愿违背良心说假话
，写检查骂自己，只有在桌前枯坐，久久无话，待见窗外夜深，才长叹一声，也
不洗漱，裹衣而睡，情状十分凄惨。这年秋，出访捷克回国途经北京的阳太阳，
到丰收胡同二十一号探访这位老右，对他形容的枯槁、无言的沉默惊讶万分。
程光炜，教授，现居北京。主要著作《艾青传》、《朦胧诗实验诗艺术论》
等。
编者致作者
来稿提供了一件政治与精神的历史个案，相信能引起读者沉痛的反思。考虑
到目前浮躁的阅读风气，未经你的同意在多处用××代替某些当事人的名字，是
为了将思考引向理性而避免个人情绪化的指责和起哄。施害于艾青先生的恶行，
哪些是出于造神运动之下的虔诚盲从？哪些是出于政治恐怖之下的无奈自保？哪
些是出于满足利欲名欲的心狠手辣？……历史和心理世界都是复杂的，但这并不
妨碍人们(特别是当事人)作出严正无私的探寻与清理。
最近清理历史悲剧的文章逐渐多起来了。《黄河》杂志上林贤治谈胡风案一
文以及本刊摩罗的文章，都触及了人们无法回避的隐痛。而由我们这一代人来遥
测上一代某些人(包括许多我们过去和将来都不失敬重的文学先辈)的错失，并不
意味着我们这些有幸身处“安全地带”的后人有何道德优越。与大作同期发表的
有徐晓《幸存者的不幸》一文，建议你不妨一读。该文剖示出即使是一个英勇抗
恶的时代新人，内心也无法避免精神上的自我拷问。看看九十年代社会上依然普
遍存在着的见义不为、明哲保身、媚权跟风，甚至以恶为乐之类的败相，相信你
也能同意：有关政治压迫、文化积弊以及人性普遍弱点的话题，将来也会成为后
人评价今天的视点。我们不希望历史的悲剧重演，前提是我们必须在自己身上看
到历史。
【此文原载于：《天涯》1998，2
宇慧文学视界编辑整理：http://plains.yeah.net (图文)；http://plains.163
.net (文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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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月光软件站 http://www.moon-soft.com．[FROM: 202.96.7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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