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promisedland()
整理人: ulrikeyan(2004-08-26 23:49:13),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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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宸
1930年末期，中国基督教徒约为数三到四百万人。许多著名教会领袖辈出，最具影响力的计有王明道、赵紫宸、吴雷川、刘廷芳、徐宝谦、吴耀宗等人。我们研读赵紫宸、吴雷川二人的作品，因为他们的言论对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深具影响力。
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基督教领袖面对两大问题。那些关怀基督教而又受科学理性影响的人，他们的根本问题是基督教如何符合科学与理性，超越迷信；至于爱怀救国之道的人，他们的问题是基督教能否符合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需要。
赵紫宸毕业于东吴大学，又获凡登堡大学硕士和神学士学位。1917年至1925年任东吴大学文理学院院长。他具备这些学术条件，所以他多年来是基督教教育界的佼佼者，他也是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精英之一。1948年，他被选为“世界教协会”6位主席之一，是国人在世界性基督教会内所任最高职位。
讨论他如何答辩反教人士的问题前，我们先研究他的神学思想。这些思想影响他对世俗事情的看法。20和30年代，赵的神学思想属于“现代主义”。他认为基督教是“一种意识、一种肯定的个人与社会存在、一种新生命，耶稣基督已实践出来”。耶稣是人，一位完人，他对神有深刻的认识；神僧耶稣显明，也借别的贤人显明，例如孔子、墨子、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耶稣只是教主之一位。耶稣既然是人，赵氏就不信童贞女生子、神迹、基督更活、天堂地狱等说。神是什么呢？神是爱。神差救主（耶稣）到世上来，借爱和人格救世。
赵既然持现代主义看法，他对基督教与科学理性之关系的答复自然是肯定性的，认为二者不生矛盾。他认为科学上的真理在宗教上也不会虚假。赵氏称耶稣为人，又不信圣经所记超自然现象的事实，由于他采取这些立场，反教分子也就无法攻击他了。
至于基督教如何符合中国政治和社会的需要，赵氏在20年代的答复是：基督教带来灵性更新，灵性更新是政治和社会变革成功的先决条件。他认为真的基督教精神可使民生优裕、国内政治团结，又能驱除外国的帝国主义分子。他对中国的问题与胡适持相同看法，换言之，外国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不可怕，中国本身的精神物质贫穷才可怕。他又赞成孙逸仙的看法，认为中国之衰败，是因百姓人格的堕落。中国自救之道即人格之更新。
30年代中国的命运很悲惨，长久以来的混乱、贫穷，加上腐败，1931年日本的入侵，国家更是岌岌可危。大众于是渴求彻底的革新。对于要求政治彻底的革新，赵持相反看法。1932年他说：“在过去的30年里，首先人们对立宪运动感到失望，于是就把希望放到革命上；而革命也成功了，但是民众百姓又对企图把中国转回到君主体制感到失望。在持续不断的竞争中，一帮军阀得逞于一时，而另一帮军阀又得意于另一时，然而都是流着无辜百姓的血。到北伐成功之后，似乎全国又告统一了，但是人民的希望又再一次被腐败的政府所压制着。”
1935年，赵氏主张灵性革新，采取逐步改革的行动。赵既然反对激烈改革，故在20年代至30年代，他支持国民党政府。中国既然不宜来激进的政治改革，基督徒该如何救国？1932年赵氏提供方法如下：一、使基督教进入家庭，家庭革新，中国即有新生的一代，二、实行数义，影响大众，使百姓爱国家，行公义；三、鼓励中国青年参与社会救国服务，例如开发边疆，重建乡村，改进教育等。
他的社会改革救国主张当然是源出于他的“现代主义”神学思想。他的言论看来很实用，但是对30年代非基督徒知识分子是无法满足的，他们认为赵的方法过于缓慢与间接，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都要求更直接有效的救国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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