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我的五次失误
"六四"到现在十年过去了。以今天来看十年前，我，作为一名北京市民，
一名有著一定知名度和一定社会联系的专栏作家，有不少应当反省之处。
起码，我能回忆起在运动中我有这样的五次失误：
第一次，是四月二十九日。在统战部的一次茶会之后，我同一名激进
的学者一道，开始起草一封"给中共中央的贺信"，祝贺当局在"四月二十七
日第一次明智地没有以武力对付抗议的民众。"但是这封信没有写完，也没
有发出。现在回想起来，这种以有限度的抗争向强权争取本来属于公民的
基本权利的做法，能够向愿意以妥协来维持改革局面的官员送去正向的信
息。但是我们却失去了这个机会。事实上，当时政府中的温和派，一次次
打破历史惯例、极为艰难地尝试著采取另外一种态度、一种更符合现代社
会治理方式的态度处理局面时，几乎没有从抗议者的一方得到任何正面的
回应。所以，当时是强硬派一直站在一边看笑话，看温和派白忙而一无所
获。
第二次失误，是五月十三日下午二时，我到师范大学去，看见刚刚出
发的绝食抗议队伍。如果我足够勇敢、足够自信、并具有足够的责任感，
本应走到学生中间，提醒他们，那时的局面绝不是没有了其他可供选择的
方式。我更应该提醒他们，共产党在历史上从来不珍视人民的生命。在四
九年之后的和平时期，遭到镇压、清肃、监禁、流放，以及在强迫推行的
政策之下饿死、斗死、暴死的人，不下三千万。在八十年代初，北京人民
大学学生游行的时候，一位八九年仍然在世并且具有极大政治权力的元老
就曾经说过：学生子不听话，一个机枪连就解决了。后来的事实也证明，
八九年中强硬派为了争夺党内权势，并不在乎死人。
第三次，是五月十四日，在争取到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胡启立
明确表态，不乾预当时著名的自由派言论在党所控制的报纸上发表之后，
作为编辑与记者，我把当时名声最响亮的十一名学者作家请到我当时工作
的《光明日报》编辑部，安排发表一组他们的言论。后来，在广场上的绝
食抗议的领袖要求我们到同学们那里做劝说工作时，我没有坚持留下来监
督这一组珍贵文章的发排，而是跟著大家拥向广场"救急"去了。我本来应
该认识到，如果他们的言论能在第二天见报，会是一九四二年以来，对党
控制言论的一次最有意义的突破。
第四点我应该反省的是，早在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那天，我就已经
从可靠渠道得到消息，共产党打算将所谓"四个坚持"从《宪法》中拿出来
放入自己的《党章》。改革派的这种打算，将是中国在随后相当长一段时
间里改善人权与法制的基础。但是，由于担心向我透露消息的官员受到惩
办，我一直不敢将这个消息公诸于众。
第五，在五月十九日深夜，当我在北大读书的女儿跑出去拦军车的时
候，我立即追出去把她截了回来。我当时对她说的是："你以为如果军车停
下来是你拦的结果吗？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军队？它是武装的政治集团！它
停下来，是因为驾驶它的司机得到了停的命令。"如果我当时能把我的这些
基本常识告诉更多的百姓，或许会减少一些长安街上的伤亡。
如果有人看出我曾经有过的更大的过失与失误，欢迎提出。(1999-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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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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