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去自由
●钟 复
《南方周末》社会走笔1999。10。8
龙应台主政台北市文化局的消息，已是尽人皆知。这自然引发了争论，像她这样以
批判著称的作家，到底该不该进入体制？有人不理解，认为她失了人文知识分子的贞操
，终将无法立起自己的牌坊了。
这里有必要对所说的体制先行定义。从广义上来说，我们生活的政治环境就是体制
，对它是无法摆脱的，就像无法摆脱空气。即使辞职在家，居委会也会三天两头让你去
办准生证，你说不生，老太太们就问你为什么不生，你说不为什么，老太太就同情地看
着你，认为你有苦难言；国家的大政方针就是这样通过老太太的执著具体而微地捕捉你
。那些不满龙应台最新选择的人指的是狭义的体制，即指权力部门。我同意从划归狭义
的体制出发，弄清人文知识分子与体制的关系大有好处。
有人认为，体制是人文知识分子的噩梦，是变节线路的终点站。我理解以这种角度
观察龙应台的人。它能用很多事例佐证，比如不少高风亮节的人，是不进入体制或进入
后被厌恶与放逐的；这么说来，龙应台将来的命运，就是被放逐，如果她没被放逐，则
说明已经同流合污了，安享她曾经批判过的东西，这种人，我们都知道，简直是垃圾，
我们又不缺垃圾，所以必须反对龙应台的选择。
这个推理过程对龙应台是不公平的，因为思想家与体制的关系，有一种全新境界—
——当然，它应由出色的思想家与出色的体制共同创造的。
我要讲的是福柯的故事。福柯一生就是所谓的麻烦制造者，从小说话尖酸刻薄，以
取笑他不喜欢的同学为乐，有人甚至看见他手持匕首追打同学。这些少年意气的事倒也
罢了。问题是福柯一辈子都在追打体制。最过分的是，１９７１年，福柯组织了名为“
监狱情报组”的运动，出了一系列鼓动的书，他在第一本《不可容忍》（当然是合法出
版物）中所作判决如下：不可容忍的有：法庭、警察、医院、精神病院、学校、军营、
出版物、电视、国家。何其猖狂，说实话，我都不敢看了，我可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换句话说，福柯的批判已经超出我们所谓善意的标准了，在我们这儿，幼儿园的孩子
都能对他的廉洁进行道德批判。福柯这老小子没到过中国，所以他一路狂了下去，到了
１９７２年，“监狱情报组”鼓噪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上街去了，体制派出了共和国保安
部队，冲在最前面的福柯涨得满脸通红，和阿兵哥推推搡搡、肌肉隆起———这说明思
想家也需要强壮的身体。
对这样的人，体制恨之入骨，让他吃点苦头，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闹腾得那么凶
。但事实上，福柯的日子过得不错，１９７０年１２月在法兰西学院讲了第一课，进入
了法国大学机械的圣地之圣地。也许你会说法兰西学院不是我们所说的体制，这说明你
对法国大学的独立性与傲慢有所了解。但是之前的１９６８年，戴高乐政府曾考虑任命
福柯为国民教育部高教司副司长，几乎已成定局，福柯的贺电都收到了不少；由于反对
者攻击他的同性恋，最终没有当成。这又有什么关系，正是福柯在街上玩命的时候，提
议他当法国广播电视局局长的声音却不少。这些没当成的官并不妨碍福柯在体制内的作
为，他是高等教育委员会的十八个成员之一；在年轻时漂泊动荡的生活中，他多数时间
是代表法国进行文化交流，驻罗马尼亚大使曾请求他担任自己的文化参赞。
福柯与体制的这种关系，法国的知识分子和体制却觉得正常，知识分子认为：反叛
与行使权力都是实现理想的方法，既然说别人行事不力，有机会为什么不亲自实践一把
？体制认为：接受批判与迎纳贤才都是自己的职责，批判是才能的重要体现嘛。这种关
系造成福柯一会儿在大街上，一会儿在体制内，来去自由。我第一次知道时瞠目结舌，
好半天才把嘴合起来，像个傻子。因为这击碎了我原来熟悉的二元论：批判还是顺从？
进入体制就得有顺从的品格，想说腻歪的话，趁早滚蛋。谢天谢地，我终于知道了二元
论以外的东西，没吃过猪肉，但总算看过了猪跑。所以我觉得龙应台的选择是件正常事
，能以批评家的身份进入体制，本身就是批评家的胜利；万一实现不了抱负，再回来写
文章，又有什么大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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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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