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信人: ou_inzaghi(白鹿径) 整理人: yaozhongwang(2002-06-14 15:02:55), 站内信件 |
| 在一朵梦境里诗意地栖居
9月很快就到来了。我并没有回乡教育组报到，我决定留在县城。我打了个电话回 教育组，骗组长说我快要结婚了，老婆离县城近，我只好在县城附近找间学校当代课老 师了，我请组长谅解我违约。组长在电话那头沉吟了一下说，你最好和你爸商量一下， 是你爸要我留你在乡里的。我说不用了，这事我们爷儿俩已经讲好了的。 后来我才知道，我爸拜托教育组长想办法留我在乡里任教，主要是担心我生性不羁 ，一到外面的世界闯荡，是会越走越远的。他舍不得我离他太远。后来见我执意要留在 县城，便对我说：“你大了，爸也帮不了你，自己走好自己的路，有空闲时回家看看你 妈。”就这样，我打起背包走出了良状村，走出了昙容乡。 我在20公里外的县城举目无亲。我找到县城旁边的樟木乡教育组，问他们要不要代 课老师。当时是9月7日，学校已经开学。教育组里有6个人，他们都说代课教师已经安 排满了，都已经到位了，还有几个安插不下呢。我说了我的名字，说明自己刚从教师进 修学校毕业的。有一个姓叶的副组长马上抬起头来说，哎呀是你呀，你不回昙容乡了吗 ？他于是开始向在座的人介绍我在教师进修学校的“光荣历史”，从我刚入学时给“尖 嘴猴”起“花名”到毕业时卖掉所有的书籍，他都倒背如流，好像他亲身经历的一般。 我心里暗想：毙了毙了，臭名远扬，当不上代课老师了。想不到那姓叶的副组长在其他 的人笑完以后，微笑着对我说：“新村小学还缺一个语文老师，是因为公办老师不愿 去、代课老师学校又不愿要的，还是毕业班的，我知道你有两下子，如果不嫌远你明天 就去上课。”这分明是在我想睡觉时给我送枕头来了，于是爽快地答应了。 新村小学和县城隔着一条义昌江，从木板桥过了江，沿岸而上，踩单车要半个多小 时。虽然路是机耕路，每逢雨天泥泞难走，但它还属于垌面学校。学校也在义昌江边， 很小，只有9个班级，一二三年级各2班，四五六年级各1班，连老师算进去也不到300 人。校长始曾，50多岁，本村人，就住在学校边，因为他长得很高，1.82米的个头在村 中很少见，所以村民、老师和学生都叫他“高佬曾”。我是新来的，自然不好意思叫他 的外号，不想他眯眼笑着说：“梁老师，你还是我高佬曾吧，叫曾校长我不习惯，有时 会忘记回应的呀。”“高佬曾”对我很好，当场就叫了几个六年级的学生去打扫我的房 间，叫工友买来门锁和窗帘。他还安排我坐在他对面的座位办公。就这样，我在一间巴 掌般大的小学里安身立命了。第一个晚上下起了雨，我听着瓦顶上浙浙沥沥的秋雨和义 昌江不怎么喧哗的涛声，觉得心头千头万绪的，但不知先想些什么才好。 有过4年代课老师的经历，又去进修了两年，对于毕业班的教学虽然陌生但也能应 付得过来。班级的纪律、学生的学习成绩都在掌握之中。引以自豪的一点是，我安排班 上纪律最差的一名男同学为纪律监督员，让他负责管好班级纪律。这一招非常奏效，原 本班上的纪律就是他带头起哄才搞反了天的，同学们都叫他“小霸王”，让我给“招安 ”后，班上的纪律就出奇地好了起来，无论有没有老师来上课，全班学生都会正儿八经 地端坐在座位上自习、做作业。晚自修结束后，我常会把纪律监督员叫到办公室，了解 课堂纪律，他常会这样大声说：“没事没事，静得连一枚针掉落地上也听得见。” 因为住在学校，星期天我也懒得回家去。一方面因为感到都20岁了还一事无成，只 当个代课老师，有点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意思。另一方面我要写作，正好趁着星期天清静 好好地想，好好地写一些东西。我也不知道写东西到底会不会有出息，但是除了抒发心 中的孤独与忧伤，热望和狂想，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好做的了。学校里还住着两个老师， 是一对夫妇，带着一个才4岁的小女孩。他们对我很好，叫我不用自己破费买电饭锅什 么的了，到他们家吃去，反正米是从家里运来的，不用钱，只是添多一双筷子而已。这 样，我的食宿问题都解决了，我唯一的“家务”是给自己洗洗衣服。无聊的时候，我就 和那对夫妇聊天、吹一下牛皮，逗他们的小女孩玩。夜深人静，正是我文思泉涌的时 候。我在一盏40瓦的电灯下纵横驰骋，用色彩缤纷的文字编织着一朵美丽的梦，因清贫 而清瘦的我以及因清贫而清高的我，就在自己的梦想里诗意地栖居。 阵阵秋风渐渐凉。江边的天气凉得比其它地方好似要快些。经过了许多模拟考试， 这时候我的劳动成果出来了，学生的检测成绩在全乡25个毕业班中，平均分总排在第 五、第六名的位置，由以前的十八九名算是进步了许多。“高佬曾”很高兴，整天眉开 眼笑的，对我班上的学生考上县里的重点初中、为校争光充满憧憬。教育组那位叶副组 长也曾专程到校探望我，问我有什么困难需要教育组帮忙解决的。后来他拍板，把我的 工资由230元提到250元，增加的20元由学校从勤工俭学收入中支出。这使我在萧瑟的秋 风中感到有一种别样的温暖。 因为我是全校教师公认的才子，在新建校门时，“高佬曾”还把撰写校门对联的荣 耀奖给了我。恃才放旷的我也没有怎么推辞，用不太像样的行楷写了一副嵌名联：“新 雨桃花千朵润，村风道德万年馨。”大概是因为“山中无老虎，马骝当大王”的缘故吧 ，对联一刻上大门，倒也赢来不少叹赞。 那是一段悠闲的时光。我轻松愉快地上课，与36名学生共同享受着乡村校园里灿烂 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我随心所欲地写作，不求名也不求利。与在教师进修学校读书时 的写作相比，是更纯粹的写作了，因为我不拿自己的作品去投稿挣稿费。我写作，是因 为我需要用写作这种方式进行精神上的自慰。 因为自尊，因为自重，因为自珍，我的青春自自然然，自由自在。 纸页上的冲锋 陷阵韶华易逝。时间过得就像义昌江的流水一样飞快，我在新村小学当代课教师的日子 ，转眼间就过了3个多月。12月28日，一位在县委宣传部工作的老乡找到我，问我愿不 愿到宣传部去，他告诉我，县委办了份《岑溪报》，由宣传部代办，12月26日才创刊的 ，报社人手少，还要招人，如果有意思可以向宣传部长推荐推荐。后来，他在我的房间 左翻右翻，拿了一大叠刊登有我的诗文的报纸，走了，叫我等候他的消息。 那位老乡原来在乡文化站当站长，我在乡小学当代 课老师时跟他熟络，彼此都欣赏对方有些才气。在我到教师进修学校读书那年，县委宣 传部把他调上来了，专门负责搞橱窗板报。我已有2年多没有跟他联系，想不到他还记 着我。 粤语有句话叫“鸿运逼人来”。运气来的时候是怎么挡也挡不住的。第二天下 午还未到放晚学时间，我的那位老乡就乐颤颤地跑来报喜了。说报社看了你的作品已经 决定要你了，宣传部长已经跟乡党委书记打了招呼，乡党委书记也跟教育组打了招呼， 元旦你就可以去上班了。这时候“高佬曾”也从教育组回来了，说了一番舍不得让我走 的话，让我很感动，差一点就继续留在新村小学了。那一晚我辗转反侧，决定为了自己 的前途放弃那帮可爱的小家伙，放弃那种艰苦而悠闲美丽的生活。那时候我开始感到， 其实人的自私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我为没有来得及以让多少个学生考上县重点初中的 方式，报答叶副组长的知遇之恩和“高佬曾”的厚爱而感到惭愧。 与往年一样，1995年的元旦也是公众假期，但我被通知于当天上午到报社报到。当 我在上午8时准时出现在位于县委4楼的岑溪报社门口时，门还没有开。我站在空空荡荡 的走廊上，看早晨的天空，看周围的楼房和院子里的假山和花草，心里想像着即将遇到 的一些新面孔。8时一刻左右，对面一幢宿舍楼4楼的阳台出现一个人，他还穿着花白的 睡衣。他大声问我是不是叫“LYG”，让我再等5分钟，说他马上过来开门。5分钟后 ，他一身西装革履地上到报社，精神抖擞。他开了门后才自我介绍，原来他就是宣传部 长兼报社社长。他的热情使我受宠若惊。9时左右，报社的几编辑也陆续到来，大家开 始加班。我是新手，当天主要是熟悉一下环境，翻看一下上一期的报纸。我的新生活从 新历新年的第一天开始了。 我借住在那位老乡的房子里，他的爱人还在乡下。从来没有写过新闻报道的我，开 始从头学起，先是跟着去采访，跟着用尺子、铅笔在画版纸上画版，都是依样画葫芦。 那时《岑溪报》是周刊，还是小报，没有什么来稿，从头版头条到第4版的倒头条，几 乎每一个文字都要我们来完成。除了社长和总编辑，还有一个打字员，就剩一二三四版 的4个编辑了，我们4个人既是记者、编辑，又是校对员。报纸是每周星期四出版的，每 周的星期三早上要开车到85公里外的梧州市去印刷。一般是早上6点钟出发，8点钟左右 到达印刷厂，安排好打字员录入，开始一校、二校、交叉校、第三校，这个过程需要十 三四个钟头。到晚上10点半左右，报纸的电版才能上机，印完报纸也要30分钟左右，这 样，我们回到岑溪县城时，经常是第二天的凌晨了。每周都差不多。我属于抽调过来的 ，是个日工，月工资220元，跟在新村小学当代课老师差不多。如果星期天和节假日加 班，报社会发每天20元的加班费。各人编辑的报纸按画版计算补助，每画一版80元。我 负责的第4版是综合版，新闻性不太强，都是些文教体卫方面的内容，还经常有半个版 面的广告。因为编辑稿件较为容易，版式要求也不是很高，我可以抽出更多的时间，去 钻研一些有关新闻报道方面的书籍，也可以抽出更多的时间外出采访。 我暗暗下了决心，把主要精力花在冲击头版头条的新闻报道上，那是容易“扬名立 万”的地方。我的努力没有白费，几个月后，《岑溪报》的头版头条几乎被我承包了， 打开每一期的报纸，头版头条的记者都是我的名字。一个有着78万人口的县份只有一张 报纸，一时间我名声振起来。小县城其实是个很官僚很世俗的小社会，一有些小名气就 会有许多人找你，他们接踵而至。在一个小地方搞新闻报道就有诸多好处，竞争不会太 激烈，那些局长、经理、乡镇书记、乡镇长都会通过各种途径找到我，因为我可以使他 们的政绩在党报的头版头条得到体现，让社会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对他们进行认可。在他 们看来，记者也许只是一条狗而已，只要扔出一块骨头，狗就会狂奔而来，在他们的脚 下摇头摆尾的。他们为了出自己的政绩，是很大方地拿公家的钱请客吃饭的。我当时就 是一条他们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狗，我用枯燥无味的文字为他们的脸上涂上一层金粉， 使他们原本灰暗的面目在上级领导和平民百姓面前变得光彩照人起来。而为了使自己的 报道摆上报纸最醒目的位置，年轻的我正以无比的热情投入到这样一项工作，乐此不 疲。渐渐地，县委的主要领导下乡钻基层检查中心工作、慰问五保户什么的，都要点名 拉上我一起去，要我为他们写出报道见报、上头版头条。一年不到的时间，我成为广西 日报的十佳通讯员，成为《岑溪报》的顶梁柱，成为一些大小政客的政治工具。 我就在一个个本质或非本质的新闻事实之间左奔右跑，在报纸的版面上冲锋陷阵。 我马不停蹄，几乎牺牲了所有的休息日，还养成了不用午睡的习惯，中午也要挎着一台 照相机，骑上报社为我配备的摩托车满城乱转，像一条狗在村中寻找人的大便一样寻找 着社会新闻。由于工作的出色表现，我很快便被吸收为合同工，紧接着又转了干，还被 命兼任县委宣传部的新闻科长。不久县委集资建房，我也要了一套，终于在一座小城里 找到了一个可以避风避雨的地方，结束了自己在家乡流浪的生活。 我在报社干了两年，有怨有悔也一如既往，终于为自己前行 的路打下了基础。 沉沦的“三陪先生” 1996年7月，我从岑溪报社调入岑溪市委办公室，当上了 市委秘书。之所以不说“县委”而改称“市委”，是因为3月份时经国务院批准，岑溪 撤县设市了。 我原以为当个市委领导的秘书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不过是给领导写写 讲话稿、给提个包跟屁虫般跟在爷们后面罢了。可是不干不知道，一干才知道。原来在 整理材料、通知爷们开会、写会议报告等等杂七杂八的事之外，还有个“三陪”任务， 那才是要命的干活，功夫在秘书之外的。4个市委秘书有两个是女的，她们也是“三陪 女”，我和另一位是“三陪先生”。她 俩和他到底是怎样陪法的，我不得而知。我只 知道自己那段岁月是怎么个陪法。我的“三陪”是：陪吃、陪赌、陪活动。 首先是陪吃。我跟的爷是市委书记，全市的“一把手”。我的爷是从外县一个乡 一个村的民兵营长干起的，当过的“官”大概有：乡政府的秘书，公安局的秘书、办公 室主任、刑侦队副队长、政委，县委常委、副县长，县委常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 记。从他的发迹史来看，我跟的爷并不是一盏省油的灯。我跟在他背后，就只有唯唯喏 喏的份了。因为他是外地人，是交流干部，家属没有调来。我在县城也是孤家寡人，陪 吃就从早餐开始了。每天早上6点我都必须准时醒来，说“必须”是有些无奈的，我的 床头放着三个闹钟，即使有两个坏了，也起码有一个准时会响。6点15分，我总会准时 出现在红楼宾馆二楼餐厅的“金兰”包厢，按爷的喜好叫服务员准备好早餐，待爷一上 楼梯马上给端上来，自然是热天不准热，冷天不准冻的。早餐一般没有什么故事，如果 没有客人来就两个人。一边吃一边安排当天的工作，交待一些需要特别注意的事情，比 如中午有上级某某领导到啦，在哪家饭店吃午饭点些什么菜饮些什么酒啦午休安排在那 里之类的。如果是一般的客人用电话找到了爷而爷又不想见的，就由我出面接待，找个 理由说书记开会或有紧要事下乡了，为他们安排好食宿然后了事。所以早餐是比较轻松 的。中午和晚上就不同了，中午饭和晚饭其实是酒的战场。因为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没有酒是没有诚意也没有气氛的。上级领导下来检查，就更要准备好酒了。工作中干 不好的地方，就在酒桌上补。招呼是一定要到边的。小城也是一个小社会，人是分等次 的，从经过常委会讨论定下的接待标准中可以看出来。接待自治区一级领导的，伙食标 准为：区党委、区政府下来的1000元一桌起步，上不封顶；区直各部委局等机关下来的 ，每桌800到1000元。代管市一级的，市委、市政府下来的，每桌500到800元；其它市 直单位下来的，每桌400元。接待新闻单位另当别论，新华社的记者，每桌500元起步， 1000元封顶；人民日报的每桌500元起步，800元封顶；自治区党报的，400元起步，600 元封顶；行业报的，不论桌计而论人数计，每人每餐25元。山高皇帝远，虽然党中央三 令五申严禁公款吃喝，但我跟的爷和他的爷们照样疯狂于餐桌上，吒咤风云于山珍海味 之中，我行我素。 好酒，好菜，还有带有地方特色的黄色笑话，我和我跟的爷几乎每天都在娱乐百 家。小城虽小，但因为在广西率先改革开放，加上盛产可与“印度红”“巴西红”比美 的“岑溪红”花岗岩板材，是有着“广西的小深圳”和“冒出来的开放区”美称的，大 街上酒店、娱乐城绝对比米铺多上几倍。来客络绎不绝，陪吃的差事，只用半年就把我 锻炼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酒鬼，有时候中午一个人喝了一瓶五粮液，晚上又喝上一瓶酒 鬼，宵夜的时候还要和客人碰上几瓶啤酒。连续作战使我不得不学会欺骗，常常在恶战 未打响之前偷偷地叫服务员拿来一大碗稀饭吃了，先打好酒底，喝到中途，借口洗手， 到卫生间开着水龙头，用手指直往喉咙里戳，让胃里所有的东西全部吐出来，用水漱了 口，又回到酒桌上挑起战火或者沉着应战。我跟的爷规定，在酒桌上是不能挂免战牌的 ，他说：“你喝死在酒桌上也是为全市人民服务，市委市政府会按因公殉职给你记功的 ，还要号召全市人民向你学习。”我听了虽然脸上挂笑，心里还是要狠狠骂他狗杂种和 王八的。有一次自治区计生检查组搞突然袭击，悄无声息地到一个镇里检查完了才通知 市里，检查结果肯定是计生工作不合格的，准备给全市扣上一顶大帽子。因为计生工作 是“一票否决”的，我跟的爷气急败坏，绞尽了脑汁想办法补救。后来通过自治区上面 的熟人，打听到检查组的组长喝酒很厉害，于是马上叫我通知两位女秘书，晚上一起用 酒“搞掂”那个组长。一上到酒桌我傻了眼了，原来那组长是个女的，40来岁，长得肥 头大耳。那女的果然好酒量，看着她大概喝了半斤多时，我们开始发动进攻，说尽好话 ，用酒轮番敬她。一轮下来，聪明的她看出了我们的用意，怎么说也不和两位女秘书干 了。说什么“好女要和男斗”，提出要和我单挑。我犹豫了一下，望向对面的那个爷， 见爷也红了脖子红了脸，向我低喝一声：“上！”我只好舍命陪君子了。那晚我和她用 大杯干，平分了三瓶五粮液，后来彼此都醉得一塌糊涂，我回家回到楼下，从地下吐到 五楼，从客厅吐到房间，书房也吐了一地，唯独找不到卫生间。第二天早上，我依旧颤 巍巍地到红楼吃早餐，发现拿筷子的手抖得厉害。检查组的人告诉我们，说检查过关了 ，可组长还在床上躺着呢，怕是中午也起不来了。 我几乎天天都是早上6点被闹钟吵醒，然后天天晚上要到12点以后才回到家里，在 床上和3个闹钟睡觉。有时候醉得连洗澡也洗不了，衣服十天八天没洗是常事。有一回 我妈入城，光是帮我拖地板洗衣服就干了一整天。翻开我的日记可以看到，从1996年7 月到1999年10月，我因为酒醉而到医院洗胃、打针、输液的，一共有43次，平均每年10 次多。 相对于陪酒而言，陪赌要轻松些，陪的次数也少些。因为赌博这种东西是投其所 好的。上头来的人有喜欢玩一下麻将玩一下扑克的，还有玩象棋的。我只对麻将有些研 究，所以只能陪会打麻将的领导“娱乐”。这种“娱乐”是相对保密的，一般在公安局 的招待所或武装部开的长城宾馆进行，绝对不能有什么差错的。说是陪，是因为我手中 的钱不是我的而是公家的，从市委财会那里领出来，具体数目由我跟的爷定，他会因人 而异，有时候是5000，有时候是3万，最多的一次是8万。虽然是明摆着要送钱给对方， 但我们在玩的时候还是要讲究艺术的，要巧妙，过程要有输有赢，结局要必须是对方 赢。我们输掉的钱，财会自然会想办法入账。像我们陪赌的，如果手头上还有几百或一 二千输不出去，也不用再交回财会那儿的，成了一个通宵下来的辛苦费。那几年中，我 出卖着我的青春，赚回了不少辛苦费。许多个陪赌的半夜里，我趁着喝茶的机会到阳台 上放松，发现世界一片黑暗。但是，黑暗继续黑暗着，我无能为力。 陪吃和陪赌我已经是拼了命了的，在下面还有个陪活动。活动的内容通常包括唱 歌、跳舞、洗头浴足和洗桑拿，末了还要去找些有地方特色的宵夜。小城的夜生活丰富 多彩，声色犬马的，都是些石材老板和手中有点权柄的大爷小爷们。我的第三陪一般在 第二陪过后不久拉开帷幕，晚上7点左右选一个夜总会，打电话去叫他们留着最好的包 厢，开好空调，准备好小吃和新鲜水果。酒饱饭足之后，由我带上客人直奔目的地而 去。我们常去的地方叫“皇冠”夜总会，音响和装修在小城都属一流，“三陪小姐”也 是最多最年轻和最漂亮的。在会场主席台上一本正经、道貌岸然的我们的爷们，一到了 夜总会的包厢都会原形毕露，做出一些与身份极不相符的事情来的。有一个从省城下来 指导工作的副厅级干部，一天晚上换了7个三陪女。“皇冠”的包厢都是特设的套间， 大包厢里包着4个小包厢，每个小包厢都有单独的音响设备，音乐与外边大舞池同步， 每个小包厢还设有洗手间。那个爷们搂着一个丰满的三陪女进了一个小包厢，不到5分 钟那女的跑了出来，我去责问她怎么回事，她说那个老板手重，痛得她受不了。我马上 到外面的走廊里，从排着长队的小姐中又挑了一个，进去不到10分钟也跑了出来，眼里 仿佛还有泪光。无奈，我这个“三陪先生”只得不断地给他换人，那天晚上从8点到12 点，一共叫了7个进去！我的天，每个50元的坐台费，差不多是我一个月的工资了。在 娱乐场所我们不论对方官大官小，一律称之为“老板”，我的大老板小老板们就如此这 般地为人民服务着。小城里的三陪女大都是从外边来的，贵州、湖南和四川的居多，有 三十多岁的，也有十七八岁或者十三四岁的，大多数在二十三四岁之间。有的还是大学 生，我认识的两个，一个攀上了一个副局长，后来成为县城一间中学的英语老师。一个 攀上了一个副市长，后来成为一名交警。好几次我酒后驾车闯红灯，让那个交警给拦下 来了，一看是我这个常去夜总会给小姐发坐台费的“老板”，就会问我有没有事能不能 开车，然后摆了摆手让我开走了。 我“三陪”过的最多客人的一晚有80人，那是些会议代表，包完了“皇冠”三分 之二的包厢，光是发给三陪女服务费就是4000元！我不会跳舞，我的客人一个个搂着小 姐到大舞池去“慢三”“慢四”时，我就留在大包厢里唱卡拉OK，看着那些爷们留在沙 发上的包包和手机。为了制造气氛，我也经常点上一个小姐，和她猜拳划码赌啤酒。彼 此摸摸捏捏也是常有的事。有一回我陪的一个爷对三陪女也十分过份，连我也看不下 去。趁着他们去舞池跳舞的时候，从他的包里拿了半盒名片，跑到走廊外发给一群三陪 女，说是我的名片，叫她们到南宁时打电话到办公室或家里找我。我真希望自己的恶作 剧能生发出一些故事来，让那个拈花惹草的家伙尝尝河东狮吼的厉害。 我就在迎来送往中，一点一点地消耗着自己的青春。我甚至不敢企望将来，因为 我不知道明天会和今天有些什么不同。如果将来等同于现在，那么，我的未来也是没有 意义的岁月。所以，在那几年里，无论醒着还是醉着，我都在迷糊着、沉沦着。 2001年9月 于南宁 ---- 
欢迎到 八桂飘乡版 坐坐 |
|
[关闭][返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