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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ou_inzaghi(白鹿径) 整理人: yaozhongwang(2002-06-14 15:02:55), 站内信件 |
| 我在家乡的小学当了4年代课老师，月工资从47元升到180元。
20岁那年我走出了母校，把“凳头鸡屎”的岁月打包封存，到县城读师范去了。按当时 的规定，代课老师是要当满5年才能报考教师进修学校的，我还差一年，还没有资格。 我一心想进修出来，得了文凭容易转正当公办老师，只好买了一包2元钱的“椰树”牌 香烟，硬着头皮找到乡教育组长，请他帮忙。教育组长是个“老油条”，好像什么世面 都见过。他眯着眼睛看人，对我说给你出一张证明也行，但毕业后你必须回到乡里来当 老师。他从抽屉里拿出便笺和笔，叫我写了保证书，在名字下面按了指模。才把我已当 满5年代课老师的报考证明开给我。走出教育组的大门时，我心里想，还回来当老师？ 下辈子吧！ 然而，雷祖顶的一草一木，学校里的一砖一瓦，一人一事，至今仍清晰地烙印在我 的脑海中。 贫穷的歌唱 1992年9月5日，我揣着550元学费走进岑溪县教师进修学校，找到财会 室报了名，找到培训部领了书本，找到38班教室占了第四组最后一个座位。末了，找到 小便处看了看自己的那个小东西，抖了抖，还在。于是我便走出了校门。这个过程从上 午9点半到10点半，我几乎没有说过10句话，甚至对来来往往的人视而不见。我的孤独 ，旁人看来也许是冷傲，但我心里明白，那是一种接近绝望的冷漠，一种看不见渺茫前 途的希望曙光的冷淡。 县城对于我来说，像我将进去进修的学校同样陌生。20岁，我才入城四次。第一次 是10岁的时候，跟着四叔搭手扶拖拉机入城的，半路上拖拉机坏了，抛锚在一个叫善村 的地方。修理了半天才好，“哒哒哒哒”地开过县城南门桥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我 连县城的街道还没走过50米，在一个小摊档吃了一碗2毛钱的米粉，又被四叔拽上了回 程的拖拉机。第二次是16岁那年独自跑到广东去打工，搭一辆挤满人的过往卧铺车路过 县城，车子在县城汽车站旁边的加油站加油，我下来小了一个便，也算是第二次光临县 城了，后来从广东打工回来根本不经过县城了。第三次是5月份时入城参加教师进修学 校的招生考试，试场设在县城附属小学。第四次便是到教师进修学校报名入学了。那时 候县城还很小，只有横不平竖不直的几条小街道，最热闹的一段工农路，也没有什么行 人。说是县城，其实还是小圩镇的性质，分圩期的，每逢三、六、九为圩期，圩期就是 赶集日，所以只有在圩期县城才热闹些。特别是逢“三”圩期，被叫做“转角圩”的， 人们在乡村中憋得比逢“六”逢“九”圩多了二三天，都会入城凑一凑热闹。那天不是 圩期，中午的太阳又大，我双手插在裤兜里，左瞄瞄右望望地在冷冷清清的街道上转来 转去，脑子里一片空白。 20岁的青春因幼稚而不羁。在教师进修学校上课的第一天，我就根据班主任的体貌 特征，给他起了个“花名”叫“尖嘴猴”。自己因此而被记大过一次，成为新学期的 “知名人士”，在校园内臭名昭著。但我仍我行我素，上课经常迟到经常早退，经常不 参加课间操，经常不做作业。甚至全校师生集中开会，有几次我都躲进图书室看书、给 报纸“开天窗”。第二天学校照例会在广播里对不参加校会的学生点名批评，我照样脸 也不红一下，照样哼着只有自己听得懂的歌在学校里逛来逛去，就像在圩镇上赶集一 般。上课时我也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经常连书本也不打开，笔记更是懒得记了的， 最多在书本上划几条线，马马虎虎地潦草几下。我的这种学习态度，使任课老师都把我 当成眼中刺肉中钉，常常出一些难题提问我，成心找我的难堪。对于课堂提问其实我是 朐有成竹的，尽管我的目光正在偷看着某个女同学优美的曲线，耳朵还是认真地听着老 师讲课的，所以对于老师突如其来的袭击提问，我也无一不能对答如流。这就使任课的 老师更加不服气了，他们明明看见我思想开着小差的，但每次提问都没能使我下不了 台。特别是上《文选与写作》的“尖嘴猴”，可以说是想尽了法子“修理”我，可惜每 次都让我胜利大逃亡了。 那时候我开始写作，写些诗歌、散文之类的东西，雪花飘飞似地投向国内外的报刊 ，大部分作品都是在课堂上完成。由于作品的缘故，那一年我和著名诗人痖弦有了书信 往来，他不单在他主持的台湾《联合报》的“联合副刊”上发表我的诗作，还给我寄来 了一份东南亚一带华文诗刊的编辑部地址，鼓励我多创作。像我这样的代课老师，脱产 进修是没有资格带工资的，家里又穷，加上我认为自己早已成年了早该自食其力了，根 本就不好意思要家里的一分钱。我只有靠稿费度日，虽然是广种薄收，每月的汇款单也 有一百几十元钱，我除了到饭堂买饭和买些日用品，还可以拿出一二十元买几本书。有 一次，为了庆祝自己的作品同时被几家报刊发表，那时为了稿费，我常一稿多投，赚了 些味着良心的小钱。我拿出80元请同宿舍的7个同学吃饭，在路边的一个小店赶着苍蝇 饮酒、吹牛，还第一次带了5斤2元一斤的白酒回宿舍痛饮，因为猜拳划码，被查夜的值 周老师发现了。但不知为什么，那天晚上他并没有批评我们，喝了一口酒，抓了一把花 生走了。那位老师使我很感动。 我那时候用一只蚂蚁形容自己。蚂蚁很小，甚至比一粒沙还小。蚂蚁爬在一条泥尘 滚滚的小径上，就像人走在人生的某一段路上。因为迷惘，我只能用放纵自己的灵魂的 形式，使每一天飞快地流逝，使时间不至于像蚂蚁搬家般过得缓慢和沉重。只有在考试 测验时我才是认真对待的。因为我心里明白，以自己在学校里的出格表现，如果考试成 绩不好或者根本就不及格，要想顺利毕业拿到毕业证是不可能的。好在所有的课程难度 都不是很高，大概比高中课程高一点点吧，所以每次考试我都能顺利过关。数理化方面 成绩平平，文科方面的成绩是拔尖的，特别是《文选与写作》，无论是一般的单元测验 ，或者是段考、期考以及毕业试，我的成绩都是全年级最好的，一次都没拉下过。有两 次期考还得了满分，连作文的40分也拿下了。因为每次期考都是隐名评卷的，评卷老师 也要交叉调换，出了成绩要按分数排名次，老师们的荣誉就体现在学生的成绩上。我的 《文选与写作》成绩全年级第一，每次都为所在班级和任课老师争来荣誉，而偏偏我们 的班主任和任课老师是同一个人，就是那个最讨厌我的“尖嘴猴”。不知每一次的考试 成绩出来时，那位经常被我戏弄得胡子翘到耳根的“尖嘴猴”会有何感受。 我在傍徨中的青春情愫，原是期望一次刻骨铭心的恋爱的。脱产进修的两年中，我 记不清到底帮助班上乃至高年级的男同学写了多少情诗，也记不清到底为班上的女同学 写了多少情书。我把自己的才气挥洒在别人的感情里，抒发别人真实的欢乐，也虚构别 人的忧伤与哀愁。像我们这类的进修学员是可以谈恋爱的，因为每个人都已经参加工作 好几年了的，不论是公办教师、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按规定都要有5年以上工龄才能 报考的。有许多民办和代课教师都已经结了婚，有一些还违反了政策超生了的。最大年 纪的一位姓廖，与我同桌，43岁，在一条山沟沟里当了18年的民办教师，家里有3个女 孩，据他说还准备偷生一个男孩。我们都为着一个中专文凭而来，只要安分守纪，顺利 拿到毕业证是没有问题的。运气好的还可以找到一个老公或老婆。这种大众型的思想， 使没有结婚的都不约而同地把学业和爱情摆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有了恋爱的气氛，课堂 内和课堂外都热闹起来了。 我就在别人的喜怒哀乐里喜怒哀乐着，自己等待的恋情并没有如期而至。我敏感的 神经，也意识到班上有几个女同学对自己有那么一层意思。但我都装作不解风情的样子 ，往往对对方的暗示视而不见，很多时候反应迟钝，木头一般。有一个曾经也让我动了 心，彼此也有了一些感觉。有不少次，我们在课堂上同时望向对方，目光相接的一刹又 同时躲开，彼此都觉得脸上微热。她是公办老师，长得苗条可人的，眉目含情，是很温 柔那一类女孩。她父亲是教育局的干部。后来班上有人传开了，说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一个代课老师追一个公办老师，肯定是看中对方父亲在教育局，怀有将来可以利用对 方的关系转正为公办老师的目的的。这使独立特行的我气不从一处来，我对世俗偏见本 来不屑一顾，按照一贯的性格是别人越反对的事我就越要干的，但那一回我忍下了。我 决心逃离爱情，发誓要混出个人样再寻找自己的另一半。于是，我把心中的恋情和满腔 的激愤倾泻到一页页稿纸上，使之变成文字和汇款单。我硬下心肠，不再理会她那哀怨 的眼神和温馨柔情的书信。我心里也没有底，不知前途会是怎样的前途，不知这种放弃 到底是对还是错。我就像一叶扁舟，在茫茫的大江上漂流着。我孤单无助，望不见可以 停靠的岸，只能用自己柔弱的坚强，迎接每一个风雨飘摇的日子。 每一天都很充实，每一天都很空虚。每一天都很清醒，每一 天都很迷惘。这就是我的青春。 1994年7月，我结束了在教师进修学校进修的日子，拿了毕业证，卖掉所有的书本 ，连宿舍里那床被铺也送给了一位在偏远山区任教、穷得响叮当的代课老师。我揣着一 本红色的毕业证书和一张12寸的彩色毕业合影照走出校门。口袋里还有17块钱。回首两 年的时光，我觉得自己最贫穷，也最富有。 第二年，也就是1995年，我把自己在教师进修学校进修时发表的诗歌结集成书，找 了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书名就叫《贫穷的歌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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