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gzhgalex(岭海和风)
整理人: ashleyliu(2002-06-07 17:53:31),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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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青
岭南地处祖国南端，古时因山川阻隔，内陆交通不便，文化开发较迟，久为“蛮荒”之域。秦汉
以後，才逐渐接受较为发达的中原文化(华夏文化)的浸润，形成有当地特色的岭南思想文化风貌。
唐宋以来，随着儒家思想及礼义教化尤其是宋明理学的勃兴，流风所至，这里也人文蔚起，涌现出一
批又一批杰出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和政治家，形成了群星灿烂，百花争艳的局面。然而南宋以
後，历元、明、清三朝，直至清末明初， 占支配地位的乃是程朱理学。朱子思想在造一带影响至为深
远，朱学的传人、後学及信奉者代代相继，历久不衰。不论其後来的门户、派别及政治走向有何差
异，但起初都受过朱学的启迪、薰陶，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今将岭南部分朱学传人及有代表性的思
想家简述如下：
(丘浚)
丘浚，字仲深，号琼台，别号深庵，谧文庄，明琼山府下田村(今海南琼山县府城乡)人。生於明成祖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卒於明孝宗弘治八年(1495年)，享年76岁。
丘浚年幼年丧父，靠母亲李氏守志教养。据史载：他自幼就很聪明，笃志攻读儒家经典，因“家贫无书”，常不远数十百里， 向亲友借阅和抄录，乐此不疲。其一生以通经致用，济世安民为鹄的。後终成一位廉洁贤能，学识渊博的名臣硕儒。历任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四朝，累官翰林院编修、经筵讲官、礼部尚书、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左柱国、太傅等要职，位极人臣；而又攻读著述不绝，明<本朝分省人物考)中称他“著述甚富，世称博学，为我朝之冠”。明《名臣录》称丘浚“国朝大臣，律己之严，理学之博，著述之富，无出其右者”，(四库全书》提要中说：“浚记诵淹博，冠绝一时，文章尔雅，有明一代，不得不置作者之列。”明代学者、刑部尚书何乔新还将他与唐代著名宰相张九龄、名臣余靖、崔与之并称为岭南古代四贤。其个人著述有《大学衍义补》、《朱子学的》、《家礼仪节》、<琼台诗话>、《琼台会稿》、《平定交南录>、《史略)、(五伦全备记》等，奉诏参与纂修官书有《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明英宗实录》、《宋元纲目>等。
从他的著述中，可以看出丘浚是岭南最早一位朱子理学的笃信者及实践者，但在推行中对朱学又有所发挥和补充。这突出表现在他所著的《大学衍义补》中。丘浚这部巨著是在深研朱学干城真德秀《大学衍义》的基础上写成的，舆真德秀的《大学衍义》相比，这部著作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论述的范围有所拓宽：真德秀《大学衍义》着重讲“正心”、“修身”、“齐家”， 即阐述儒家“内圣”的一面；而《大学衍义补》则补充阐述了“治国”、“平天下”，属於儒家“外王”的一面。二是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需要，丘浚的《大学衍义补》本着“正视现实，济溺匡时，经世济用的意旨，分列了十二个纲目：一正朝廷、二正百官、三固邦本、四制国用、五明礼乐、六秩祭祀、七敦教化、八备规制、九慎刑宪、十戒武备、十一驭远方，十二成功化。而重点却在於整肃吏治，安民富邦。因而较之真德秀(大学衍义)具有更强的真对性，现实性，更有补於当时的治道。故清人纪的在《四库全书提要)中高度评价说：“浚博崇旁搜、补所未备，兼资体用，实足羽翼而行。”当代著名学者钱穆认为，此书“皆卓然得学统之正、伟然揽学林之要，全国学者传诵其书，至於清末，历四五百载，弗辍弗衰。盖文庄(即丘浚)不仅为琼岛一人物，乃中国史上之第一流人物也。”
陈献章
陈献章，字公甫，号石斋，生於明宣宗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卒於孝宗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终年73岁， 由於他的生地是广东新会圭峰山下的都会村，後迁江门的白沙村，故世人多称之为陈白沙，他的著作後被汇编为(白沙子全集》，其所开创的学派别称为江门学派。
陈献章24岁赴京会试落第，27岁时闻江西吴与弼授徒讲学，遂前往拜师从学。吴与弼，字子传，号康斋，是名初一位颇有名气的学者，与薛＃齐名，毕生笃守朱学，是一个道地的朱学信徒，平时专攻《四书》、《五经》和洛闽语录， 自称常梦见孔圣人和朱子。陈献章从师刻苦研读，笃信朱子关於封建纲常、道德修养以及理欲、义利方面的观点，对朱子十分崇拜，曾赋诗云： “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阳。说敬不离口，示我人德方。”(《和杨龟山此日不再得韵》)但他对程朱“格物致知”和“泛观博览”等一套求知和修行方法并不满意，视之为“繁琐”，於是转而倾向陆学和佛教禅宗奉行“从静坐中寻求自得”、“以自然为宗”的方法，主张“学贵於自得也。自得之然後博之以典籍，则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同时也反对当时一般士人存在的人云亦云，食古不化，以程朱的是非为是非，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习气，主张“学贵知疑”、“独立思考”，提倡较为自由开放的学风。行之结果，逐渐形成一个有自己特点的学派，史称江门学派，在明代思想史上起到了承先启後的作用。黄宗羲《明儒学案·白沙学案》称：“有明之学，至白沙始人精微”。《明史儒林传》则说：“明初诸儒， 皆朱子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获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先儒之正传，无敢改错”。而“学术之分，则陈献章、王守仁始”。从转变当时一度死气沉沉的学术风气的意义上来说，这个功迹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湛若水
陈白沙创立江门学派，成为岭南学坛宗主，其门人弟子甚多，如林光(字缉熙，号南川，广东东
莞人)，张翔(字廷实，号东所，广东南海人)都颇能承传白沙的学术思想，但最为知名的门下高足
首推湛若水。
湛若水，名雨，字民泽，广东增城甘泉都人，故学者称之为甘泉先生，生於明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卒於嘉靖39年(公元1560年)，享年95岁。他於弘治18年(公元1505年中进士，翌年在京师结识王守仁(王阳明)，後仕途平坦，升任到南京礼部尚书，转吏部、兵部尚书。
湛若水承传白沙的治学精神和学风，强调“学贵知疑”、 “以自然为宗”，通过“贵疑”， “重思”来寻求“自得”。他对老师白沙非常尊重，并毕生怀念，但对老师的思想观点并不全盘接受，盲从附和，而是坚持分析批判的态度，对老师的一些观点加以修正和补充。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他对白沙“内求於心”、“静坐以养其端”的治学方法不以为然，提出批评说：“古之论者，未有以静为言者。以静为言者，禅也。故孔门之教，皆欲事上求仁，动时着力，何者?静不可以致力，才致力即已非静矣。”(《答金督学》、《甘泉文集》卷七)他认为单纯讲静是不能致力的，而且容易走入虚无寂灭之中，只有动与静相结合而统一於敬，才是合内外之道。(二)他对白沙只讲内心涵养而与读书博识相对立的观点也持批判态度，他说“诸生读书时，须调炼此心。正其心，平其气，如以镜照物而镜不动，常炯炯地，是谓以我观书，方能心与书合一……若以读书主敬为两事，彼此相妨，必求置书册而静坐以为学，便是支离，终难凑泊”。(《大科训规》《甘泉文集》卷二)“舍书册弃人事而习静，即是禅学。穷年卒岁，决无有熟之理。如欲铁之精，不就炉锤，安可望精。”(同上)(三)若水也反对白沙、阳明过分强调“内心涵养”的作用以及将知与行、内舆外对立起来的片面性观点。他认为：“夫学不过知行，知行不可离，又不可混”如能“随时随处体认天理而涵养之……则知行并进矣。(<答顾箬溪余宪>，<甘泉文集>卷七)他主张随处体认天理，但体认不限於内心修养，他认为“学问、思辩、笃行皆是涵养扩充工夫(《天关通语录><甘泉文集》卷23)，“若徒守其心而无学问思辩笃行之功，则恐无所警发”。(《答阳明王都宪格物>《甘泉文集》卷七)。他在讲到治学“支离”的毛病时还说：“非徒逐外而忘内谓之支离；是内而非外者，亦谓之支离，过犹不及耳。必体用一原，显微无间，一以贯之，乃可免此。”(《答阳明》《甘泉文集》卷7)
从以上一些观点来看，湛若水师事白沙， 比肩阳明，在学术思想上却能坚持自己的见解，既反对墨守成论，作书呆子，又反对空谈，主张“学以致用”， “内外本末心事合一”，带有“宗主白沙，调和朱陆”的特点，在岭南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陈建
陈建，别号清澜，广东东莞人。生於弘治十年(公元1497年)卒於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享年7l岁。其主要著作有《学部通辨》、《治安要议》、《皇明启运录》等。
陈建主张实学，注重解决当前国家大事中的实际问题。在学术观点上，他是朱而非陆。他通过“已发与未发”、“空虚与务实”的对比分析，将陆学归结为禅宗思想，抨击“近世陆学一派，惑於佛氏本来面目之说，谓合於《中庸》未发之中。於是只论未发，不论已发，只说涵养，不讲省察，陷於一偏，流於空寂，全非圣贤之旨”。(《学部通辨·终篇》卷中)并批评“佛学近似惑人”，陆象山则是“假其似以乱吾儒之真，授儒言以掩佛学之实”，是“改头换面、阳儒阴释”。还说“近世一种造如早晚之说，乃谓朱子初年所见未定，误疑象山，而晚年始悔悟，而与象山合”。但他对朱学则最为尊奉，对朱熹的理气论、理欲观、义利观以及人德之道，为学之方等基本观点均十分推崇，故向被看作岭南明代的朱学後劲，陆陇其在《答徐健庵先生书》中称“陈清澜立传，最足为考亭干城。”
黄佐
黄佐，字才伯，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生於明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卒於嘉靖45年（公元1566年），享年77岁。
黄佐承传家学，其祖父黄瑜，父黄畿，治儒学均颇知名。他知识广博，著述宏富，平生撰述至二百六十余卷，《明史·本传》称其学‘‘以程朱为宗，惟理气之说独持一论”。其思想脉络大体是崇尚朱学而与阳明不合，但对朱子“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理”的论断却持有异义。他说“岂有理在天地之先，而乘气以行，如人乘马者哉! 由此辨之，气之有条不可紊者谓之理，理之全体不可离者谓之道”。
至於对陆王心学，黄佐则多次给以辨难和批驳，斥之为浮淡、空疏，是“阳儒阳释”、“但借良知以文饰之耳。”((与徐养学书》《明儒学案卷51)故其後黄宗羲在《明儒学案·诸儒学案》中为他特立泰泉学案，称他是个博通经史的思想家，肯定他在岭南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海瑞
海瑞(1514—1587)，字汝贤，一字应麟， 自号刚峰，世称刚峰先生。他祖籍福建，其祖海俅於南宋时从福建迁到广州。海俅的重孙海逊之明初任广州卫指挥，隶籍番禺。海逊之的儿子海答儿於洪武16年(1383)从军到海南，定居於琼山。几经繁衍，至海瑞的祖父海宽， 曾考取举人，当过福建松溪县知县。海瑞父海翰是个禀生，四位叔伯中一位是进士，三位是举人，一家都服膺儒学。
海瑞四岁丧父，靠母亲谢氏抚养教育。谢氏出身书香门第，据海瑞的同乡，湖广巡抚梁云龙所撰(海忠介公行状》载：谢母“矢志励节， 日夜与公偕寝处， 口授《孝经》、《学》、《庸》诸书，长就外傅，为访择严明师托之”。
海瑞於嘉清25年(1549年)举於乡，嘉清32年被选授福建延平府南平县教谕。上任後，他以朱熹白鹿洞书院学规为基础，制定了包括教育方针、课业制度、生活管理等方面的《教约》16条，从严治教。他提出“圣门之学在知行，德行属行，讲学属知，慎自修饬者，决无不讲之学；真实读书者，肯弃身於小人之归乎?是故知行非有两道也”。他还提出：“体用原无二道”之说，主张读书立说要舆“世务”结合。对诸生“以礼为教，其讲道德以及经义治事，-一一实事求是，不为俗学所染。”(《海瑞集》)，清代“岭南三家”之一的屈大均赞扬他说：“吾粤善教者有六公”，而推海瑞第一。
海瑞虽然自幼深受程朱理学的薰陶，但在为学、做人方面又主张采纳陆王心学那种不假外求的认识方法，强调立志学做圣贤，须以心原的作用为出发点，然后向外展开，使实学与心学相协调，先立己而後治人。他一生忠实实践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终於把自己铸造成为正气浩然，刚直不阿，勤政爱民，廉洁可风的有名政治家和清官，赢得广大百姓的景仰。累宫淳安县令，右众御史，吏部右侍郎、右都御史等，终年73岁。
朱次琦
朱次琦(1807—1881年)字稚圭，南海九江镇人，学者称之为九江先生。
朱次琦生当康、乾盛世末期，此时清朝国势已逐渐走向下坡。他在年青时代就很关心国事，当张格尔在南疆进行叛乱活动时，他写了一首感事诗：“敢从烽为戏，须明国有权。整疆光旧物，不疑勒燕然”。(载《广州名人传》第103页)，表露了他主权不能分割，整个新疆应该光复旧物， 即要维持国家完整与统一的爱国思想。鸦片战争期间，他对琦善等人的卖国投降行径极为不满，亦曾作诗斥责：“卖国通番贼，天津起祸胎，乱离民似草，远近炮如雷。江海含冤气，烽烟逐劫灰。楼船诸将帅，何日得生回。(《书{海关图志)後呈张南山先生》、《东塾集》卷二) 朱次琦享誉在咸丰、同治年间，此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想是以纲常名教为核心内容，以八股文为表现形式的程朱理学。朱次琦当时为粤中大儒，其学以程朱为主， 间采陆王。他提倡经世致用学风，发扬我国古代学术的优良传统，并对此进行总结和改造，从而寻求新的出路，反对脱离实际。他与学友陈澧的思想，堪称为中国古代儒学走向近代社会继往开来的中介。其後戊戌维新的领导人物康有为即出在他的门下。
陈 澧
陈澧(1810—1882)，字兰甫，广东番禺人， 因数十年读书处叫“东塾”，故世人称之为“东塾先生”。
陈澧由於长期生活在广州附近， 因而对英国殖民主义者向我国进行罪恶的鸦片贸易的卑鄙行径及其导致的祸害非常清楚，主张严禁。林则徐受命节制广东水师，查办鸦片时，他即著文极表赞扬与支持。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侵略者炮打广州，他写了《炮子谲》两首，深刻揭露侵略者既用枪炮来屠杀中国人民，又用鸦片来毒害人民的反革命两手，期望国人觉醒。
陈澧的学术思想，也以儒家的经学及程朱理学为皈归，但他主张破除汉学与宋学的争端，提倡以考据训诂为手段，以发明义理为目的，而归结於经世致用。他说：所谓有经学者， “惟求有益於身，有用於世，有功於古人，有裨於後人，此之谓经学也。”(《与黎震伯书》《东塾集》)由於他治学着眼於效益和实用，故对自然科学和技术也很重视，对如何抵御外来侵略，了解世界大势的现实问题尤为关心。他一生主要从事教学与著述，认为著书的目的在於培养人才：“读书明理之人多，其出而从政者，必有济於天下，此其效在数十年之後者”(《与胡伯蓟书》《束塾集》卷4)(《默记》钞本)。他还预言“後世必有整顿乾坤之人，必更有今日所未发明之学问。”(《杂论学术》钞本)，这些都充分说明他具有开近代先河的务本开新思想，是岭南一位与朱次琦相同的继往开来的关键人物。
康有为
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治，字广夏，号长素，又号更生，广东南海人。高祖辉，官至广西布政使；曾祖式鹏，官福建按察使；祖父赞修，道光举人，官连州教谕；父达初，江西补用知县《康南海自编年谱》称：“吾家凡为士人十三世矣。”其弟子梁启超为他作传也说：“其先代为粤名族世以理学传家”。康有为幼年即受儒家经典的严格教育，刻苦攻读《四书五经》，不苟言笑，立志学故圣人。十九岁时，拜粤中理学家朱次琦(九江先生)为师，服膺程朱理学，後又兼治陆王，并潜心佛典。其理学、政学基础皆得自九江。他对其师九江经世致用的学风十分推崇，曾为文赞曰：“先生壁立万仞，而其学平实敦大，皆出躬行之余，以末世俗污，特重气节，而主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南论”((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年条)。25岁在《苏村卧病写怀》诗中尚有句云：“世界开新逢进，贤师受道愧传薪”，“南望九江北京国，推心辜负总酸辛”。(陈永正编注《康有为诗文选》第14页)后来，康有为不负师训，脱胎於程朱理学， “合经学之奥言，探儒佛之微旨，参中西之新理，穷
天人之颐变”(《康南海自编年谱》第117—118页)糅合新旧，“儒佛中西”，终於“青出於兰而胜于
兰”，成为一名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杰出代表。
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他四、五岁时即开始读《四，易》及《诗经》，六岁读《五经》，九岁已下笔千言，次年有神童之誉。十．二岁应院试， 中秀才。十七岁应乡试， 中举人。十八岁拜康有为为师。梁启超以儒家经典和程朱理学为基础，审时度世，揉合近代各家学说，将中国儒家的传统学说思想与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结合起来，运用於社会实践，终於与其师康有为一起，发动了戊戌维新，人称“康梁”，在中国近代史上，与洪(秀全)、杨(秀清)、孙(中山)、黄(兴)齐名，成为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学者和戊戌维新宣传家。
(参阅李华兴《中国近代思想》，李锦全《岭南思想史》，明黄宗羲《明儒学案》辑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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