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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人: winterbow(2003-03-16 17:45:00),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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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的文本阅读
冯其庸
写完了这部《论〈红楼梦〉的思想》，又想起了一些问题。近些年来有不少同志提出来要重视《红楼梦》的文本阅读，这当然是对的。但有的同志提这个问题时，言外之意是认为《红楼梦》的考证太多了，似乎考证是多余的。如果是这样的意思的话，那末，还须作一些分析。
回顾一下《红楼梦》研究的历史，应该承认，从脂砚斋开始（以1754年甲戌本为始），一直到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改定稿）》，这长长的167年，都是属于读文本的阶段，那时还没有《红楼梦》的考证。《红楼梦》的考证，是1921年从胡适开始的，为什么要这种考证，因为发现了《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家世资料，胡适用它来反对当时很流行的索隐派。从此开始，才有了曹雪芹家世的考证。1927年，胡适买到甲戌本，1928年，胡适发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这是《红楼梦》抄本考证的开始，到1933年，胡适又发表《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钞本》这篇文章，这是《红楼梦》抄本考证的继续，从此，《红楼梦》研究，增加了家世考证和脂本考证的内容。
从清代嘉庆初年开始，就出现了许多《红楼梦》的评点本，以后就层出不穷，直到民国初年，评点《红楼梦》一直没有中断。评点《红楼梦》当然是对《红楼梦》的认真阅读，是文本的赏析和研究，所以这样看来，在整个“红学”史上，文本阅读的时间远远超过了家世考证和抄本考证的时间。
家世考证和脂本考证为什么会经久不息呢？因为这两件事都关系到文本的阅读和研究，不弄清这些问题，就难以弄清楚《红楼梦》本身的问题。再加上有些人弄虚作假，有些人无证据的乱说，于是这两方面的争论文章就层出不穷，但是就其主流来说，无论是家世考证还是脂本的考证，都是以有证有据的严肃考证为主流的。明白了以上情况，就可以知道，“红学”的考证是因为在文本阅读过程中发现了作者问题和抄本问题，不弄清这些问题，文本阅读就产生了障碍，所以才自然而然地生出这两方面的考证来的。
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无论是家世考证或是脂本的考证，都已经有了基本的共识，虽然歧议还有，如说什么脂本是伪本啊，曹雪芹有九个祖籍啊，这类的意见还时时冒出来，但毕竟相信的人不多了。此外，可能还有一些新鲜的问题提出来，这也是正常的不足为怪的，如果真有新的历史资料出来，只有对研究工作有利，值得欢迎。
所以，目前重提重视文本的阅读问题，是很适时的，是值得提倡的。我追述家世考证和脂本考证的问题，是为了说明这两种考证是自然地应运而生的，并不是主观的、人为的、节外生枝地制造出来的。这两种考证，只有有利于文本的阅读而并无妨碍于文本的阅读。
还有一点，即使是有一段时间考证很热门的时候，不少同志也没有忘记文本的问题。例如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集合不少专家的力量整理出来一部新校注的《红楼梦》，这不是在文本上的一项重要贡献吗？又如蔡义江、刘世德、黄霖三位专家各自校订了可读性很强的《红楼梦》读本，这不也是文本方面的一大贡献吗？再如北京师范大学由启功先生领头校注的程甲本《红楼梦》，不又是文本方面的一大贡献吗？此外，由冯其庸、李希凡主编，由吕启祥总其事，由国内大批红学专家通力合作的《〈红楼梦〉大辞典》，不更是《红楼梦》阅读的及时的工具书吗？所以现在来认真阅读《红楼梦》文本，确实条件是好多了。
我花了两年时间，写了这部《论〈红楼梦〉的思想》，开始我一直沉浸在文本里，我觉得这是十分必要的。尽管此前我已读过不知多少遍，“文革”中还用毛笔偷偷抄录过一遍，但仍觉得常读常新，重读《红楼梦》十分必要。后来，由于某种启示，我又认真读了不少有关的宋、元、明、清思想史，清代的政治、历史，清代社会的笔记小说等等，我把《红楼梦》放到清代社会中去看，放到历史的长流中去看，我感到这样一来，似乎对《红楼梦》的理解又深入了一步。所以，我认为文本阅读，也不能是单一的死读《红楼梦》文本。
“红学”研究，曾经经历过一段猜谜的阶段，这个阶段，总算过去了，这不能不感谢考证之功。但是现在这种猜谜似乎仍未绝响，只是变了花样而已！
但是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红学”研究应该彻底走出猜谜的误区了，尽管做这种猜谜游戏的只是极少数人，但人的智慧是要靠科学来发掘和培育的，为了不贻误后人，“红学”应该完全走上科学认知的道路。为了“红学”的发展，“红学”研究不仅要重视文本，还要重视它的社会内涵，不把它局限于曹、李家族史的范围内，更要重视它的思想性、文学性、艺术性和典型性，这样才能使这部古典名著，全面地发挥出它无穷的耀眼的历史光芒！
原载<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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