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shuiwanger(水王二)
整理人: red_angle(2002-03-02 05:30:53),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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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的蒙羞——谈“伤痕作品”
在知青们的“伤痕文学”已经差不多被遗忘了的今天，一批老知识分子的回忆作品开始露面，非常引人注目，我把它们称为“伤痕作品”。
如果说知青们的“伤痕文学”仅仅是将自身所受到的苦难展示出来的话，那么，作为有着丰厚文化底蕴的知识分子，在直接遭受了这一场由肉体到灵魂的非人凌辱、又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咀嚼反刍之后，写下的理应是充满批判反思和精神忏悔的文字，但事实无疑是令人失望的。
且看几段文字：“我被抄家、被批斗、被打得头破血流，……下定决心，自己结束自己的性命……。一直到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我一直拥护七八年一次、一次七八年的‘革命’。可见我的政治嗅觉是多么迟钝”（季羡林）；
“专案组召去问话，见我胸佩主席像章，王××喝令取下，我收入衣袋里，竟复令交出，没收。悲愤难忍！热爱毛主席的权利也可以剥夺么……此等阴谋其实也是‘清君侧’的故技，假若得逞，是不堪设想的！”（陈白尘）；
“组织上当时调我进梁效，并非个人报名加入，谈不到经验教训。”（周一良）……够了，四十岁以上的人当还会记得梁效是什么东西和它的淫威。
固然，这一代知识分子的非人遭遇确实值得后人同情，同时在极权的高压之下，也不能要求他们都如马寅初先生一样“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但至少可以像陈寅恪、钱钟书一般保持沉默，而不是以一句轻飘飘的“组织上调我”，就心安理得地站在迫害者一边，甚至“少数知识分子整起旁的知识分子来，才手毒心狠呢！”（萧乾）。
有一段对话很有代表性，问：“你对于文革的否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汪曾琪答：“很明确的时候，还得是中央对文革的否定之后”。正如前引的“我的政治嗅觉是多么迟钝”，他们放弃了独立的思考，同时也放弃了知识分子的责任与良知，就是非人的遭遇也未能使他们觉悟，满脑子都是“清君侧”之类奴性的东西。无论他们的学术成果是如何的高妙，他们那缺乏知识分子社会良知、社会正义、社会责任感的当年，和只有展示控诉、不见反思与忏悔的今天，令人怀疑他们在中央否定文革二十多年后的展示和控诉，不是当年“拥护”和“组织上调我”的翻版？不是“嗅”出来的结果？你还能指望他们拿出什么样的文字？对所谓的知识分子还有什么话可说？
太史公的沉痛依然在游荡：“夫复何言！”
上个世纪的这一场大劫难，让我们的知识分子和我们的民族，蒙上了一重深深的羞耻；而在世纪末的今天，直接经受了这场大劫难的知识分子，依然没有作出与此劫难相当的反思与批判，更使得他们和我们的民族再次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羞耻。我们是否还将继续背负着这双重蒙羞，在这新的世纪？
“我觉得什么都要重新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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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懒不随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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