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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jacky-zyj(拼命三郎) 整理人: red_angle(2002-01-14 12:03:01), 站内信件 |
| 为什么会和慈禧太后所见略同？
应该说，对于外来的侵略或者欺凌，抵抗不是不分条件的无条件的选择唯一的选择。可我们囿于意识形态或情感，以致于主流意见以为在面对外来的侵略，只有抵抗才是唯一正确的，和议就是卑躬屈节，与此相反或不同的选择都是卖国主义、投降主义的行径。 英勇抗战或者毫不妥协，不能成为教条。主张无条件的强硬，如果不是基于现实力量的判断，而是出于感情的需要，实际上是虚张声势，会导致一个国家走火入魔。 俗话说大丈夫能伸能曲。国家也一样有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道理。为什么就不能视野放宽一点，分要不分场合逞一时之快呢？ 列宁说过，进一步，退两步。有时，只能以退为进。以为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就能使国家处于不败或者不灭的境地，实在是没有任何历史和经验的依据。想想看，古今中外，有多少国家都成了历史名词？因此，必须掌握在国际社会中生存和发展的技巧。外交必须从实际出发。有多少本钱，就做多大的生意。自己的国家处在什么位置，就选择最有利于自己国家的外交政策和策略。 当然，我不是说遇到战争或者欺压，就必须妥协投降，而只是展示另一种选择的可能和必要。 说到这里，就有必要将主和妥协和苟安区别开来。 从情感上来说，谁也不愿意向咄咄逼人的对手屈服让步，但面对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如果以匹夫之勇，浪于一掷，确实可能后果不堪设想。在这个时候，就不能不作策略上的考虑，以退为进，利用妥协换来的喘息时间，锐意革新，积极进取，以保证未来处于有利的地位。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主和但不苟安，这是爱国的理性选择。如果一味蛮干，结果是有生力量都被摧毁了，就是想东山再起，重整旗鼓，也没有了资源。又有什么比这更令人伤心的呢？ 勾践卧薪尝胆，向来都是褒义，但是这个历史故事的底蕴却耐人寻味。公元前494年，越国在夫椒被吴国打得大败。勾践只剩五千甲士退守会稽。如果再和吴国打下去，就会彻底灭亡，于是勾践采取了文种的建议，“卑辞厚礼”向吴国请降求和。古往今来，没有谁说他甘当亡国奴，指责奉行了投降主义的路线。翻开《新华词典》，它的解释是：“用以比喻刻苦自励，奋发图强。”为了保存自己，他和妻子给吴王夫差做奴仆，忍辱服役，甚至去尝夫差的粪便，以示忠心。与其下贱到这等地步，受尽了羞辱，为什么不去拼个鱼死网破呢？如果他当时忍不了一时之气，还会留下“三千越甲可吞吴”的典故么？勾践又怎么可能成为春秋时期的一代霸主呢？可见，即使极端如勾践的投降，也没有人说就是卖国主义。 也正因为这样，汉武帝赐予一套豪华宅第给霍去病，以表彰其功勋，霍去病冒出一句豪言壮语：“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这早已成为千古佳话。而西汉宫女王昭君被迫出塞和亲。董必武咏诗道：“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见识高”。霍去病欲灭匈奴而后快是爱国，汉文帝搞妥协让王昭君嫁给匈奴，也是爱国！ 如果妥协出于胆怯，而且妥协后不思进取，得过且过，这是苟安。固然1842年在炮口下签定《南京条约》是一个耻辱。不幸的是，对中国来说却有比这更耻辱的事情。那就是专制主义的愚昧和无所作为。一直到1860年代才开始有限的革新！50多年后，谭嗣同还要因变法而血洒菜市口！茅海建先生有一句话很精辟：“战后中国面临西方威逼的险恶环境中，无所作为是一种最坏的政治。”[1]正是被后世骂为“卖国贼”的李鸿章主张：“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外国利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而徐桐之流的人却可免于这样的责难！真是黑色幽默。 我们都说，鸦片战争的失败在于中国的落伍，那么，就是让林则徐们不惜代价血战到底，结果又会是这样呢？中国这样就能够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吗？承认自己不如列强，服输没有什么，怕就怕在面子盖过了理智，怕就怕在气馁了，怕就怕在意气用事。民众的非理性一旦成了气候，任何理性的声音都将无济于事。最后政府自己也受制于它，就是想作出理智的外交选择，也是骑虎难下。因为，你不是一向说只有血战到底不屈不挠才是爱国么？为什么政府又出尔反尔呢？当然将失败都推到“卖国”上，是再容易不国的事了，因为只需动动嘴就行。我们必须知道，国家处于弱势时，稍微不慎，就会恶性循环。因为伤了国家和百姓的元气，要恢复可就不容易了。义和团的斗志，真正遇到了八国联军的洋枪洋炮后，又怎样了呢？民心是需要底气的。一旦开了战事，输了的话，大部分人是要当顺民的，卖国贼和不屈不挠的英雄都只是少数人。精英都灰飞烟灭了，国家也就断了脊梁。难道用鸡蛋碰石头就叫大无畏的爱国主义的英雄气概？ 言和妥协比言战更需要智慧和勇气。当然战和之间的分寸如何把握是个复杂的问题，另当别论。知道不能打仗，但又怕违背舆论，而有的人想借机获得勇武爱国的英名，就会主张毫不妥协；而有的明知不能言战，但这种理智的声音又不能由自己先说出来，惟恐被人视为胆怯卖国，坏了自己的名声。林则徐就是一例。 当然，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抵抗只是无谓的牺牲？这在感情上实在是让人痛苦不堪。不过，日本自柏利来航，就几乎没有什么抵抗，到1858年，就签定十多项不平等条约。而他们明智的政治家看到，开国比攘夷更重要。虽然尊王攘夷是倒幕的旗帜，但是，日本就没有和哪个国家拼死打过仗。 1852年美国柏利用战舰叩开了日本的国门。1863年7月，爆发萨摩藩与英国战争。经过这场战争，萨摩藩感到攘夷的困难和引进西洋文明的必要。不久就答应对生麦事件谢罪、赔款和捕获犯人后处死。1864年在英国留学的伊藤博文和井上磬获悉长州藩攻打外国船只和萨英交战，急速归国，“以必死的决心力陈不可攘夷而应开国”。此后，以高杉、伊藤、井上等人为委员，与英国签定了有自由通航、赔款等内容的和约。[2]自然，这些条约对日本来讲不是光彩的事情，而是丧权辱国。我们能说伊藤博文是卖国贼吗？恰恰相反，伊藤博文被日本尊为自己国家的英雄。可见，即使是丧权辱国不能和卖国主义划等号。 而中国不但有鸦片战争等等，还是同时向十一个国家宣战的壮举！难道是日本人比中国人胆小吗？ 外交家们必须两害相权取其轻，用空间和金钱换取时间和生存的例子。1917年苏维埃俄国和德国谈判时，德国提出的和平条件是：把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的一部分、拉脱维亚、白俄罗斯割让给德国，赔偿30亿卢布。[3]列宁是赞成签定布列斯特和约的。梁赞成诺夫则说：“列宁准备退让、退让、再退让，就是托洛茨基拉他的衣襟时也是如此。我要说，退让是有限度的。我不想说，这是‘背叛和出卖’。”[4]而布哈林却抨击说：“有利方面最多不过是得到几天的喘息时机，不利方面是全线投降，对外投降，对内投降。”莫斯科左派宣称：“为了社会主义事业，我们宁愿光荣地沉没，而不愿向威廉屈服。”列宁在反击中挖苦道：“……看问题活象一个小贵族，死到临头还手握利剑，摆出一副了不起的姿态说：‘媾和是耻辱，战争才是光荣。’”[5]最后俄罗斯还是和德国签定了割地赔款的布列斯特和约。 1810年，奥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和弗兰西斯在盘算两难中如何选择，究竟是实力悬殊的情况下继续和拿破仑作战，还是在不利的环境中缔结和约。他在8月10日的《回忆录》认为，以劣势的兵力打下去，是逆天行事的愚蠢行为，“从实现和平的那一天起，我们的应付办法必须是看风使舵，克制自己，并看着胜利者的眼色行事。只有这样，我们也许还能继续生存下去，一直等到总解脱的日子。没有俄国的援助，我们不要梦想能摆脱那个套在整个欧洲身上的枷锁。……我们只有一条路好走，就是我们必须储备实力，等待良机，并以较温和的手段来拯救我们自己，不顾我们过去所走的道路。”[6]梅特涅还采取了和亲政策，以联姻代替战争，将玛丽·路易丝公主嫁给了拿破仑。 如果奥地利当时和拿破仑血战到底的话，它的经济、军事力量都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等到拿破仑失败时，在胜利的舞台上还是没有奥地利的一席之地，因为它已经没有发言的实力，而且满是战争创伤的奥地利又会面临俄国和普鲁士的严峻挑战。继续和拿破仑战斗到底，就意味着未来的恶性循环。 所以说，简单地以主战或主和、以妥协或抵抗来判断爱国还是卖国，是最蹩脚的爱国主义，如果上升为外交政策，就是一种幼稚、不负责任的做法。 中国人往往在意气之下分不清大是大非。1870年天津教案期间，就有强硬派主张，要乘此机会即使不“尽毁在京夷馆，尽戮在京夷酋”，也要“先与绝和，略示薄惩”。[7] 如果这可以称为决不屈服、决不妥协的爱国主义，相反的思想，是不是就是卖国主义、投降主义呢？一百多年来名声一直不好的李鸿章主张解决天津教案要“委曲求全”，就不用说了。可曾纪泽恰恰是1880年中俄谈判的功臣！现在的主流历史教科书可是把他当爱国人士歌颂的。1878年即将出使英法的曾纪泽在慈禧召见时也说：“中国臣民，常恨洋人，不消说了。但须徐图自强，乃能有济，断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算报仇雪恨。”[8] 孰是孰非？！ 而1900年是中国愚蠢外交的巅峰之日，可为万世殷鉴。 我们不能说主战派都是爱国者，但是确实有的人是出于对国家的一片赤诚，如曾任山东巡抚的李秉衡，为官清廉，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兵败自杀殉国，但是，我们又不能不说，他们的对外思想和态度实在是误国。 义和团甚至见到洋灯、洋磁杯，“即怒不可遏，必毁之而后快。”对通洋语、讲洋话者，“分别差等，列为十毛，必杀无赦。”[9] 1900年6月11日，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被董福祥个“甘军”支解剖腹，扔在路边！1900年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在路上被神机营的恩海一枪打死，徐桐、崇绮很高兴，说什么“夷酋诛，中国强矣”；而刚毅则说：“使馆一破，洋鬼子就全灭了”。[10]；庄亲王载勋等在北京街头贴捕杀洋人的告示，声称：“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第417页，岳麓书社1999年9月第1版）也许今天还有人认为这种做法痛快淋漓。 1900年6月16日，在御前会议上，曾经出使过外国的吏部侍郎许景澄说：“中国与外洋交数十年矣，民教相仇之事，无岁无之，然不过赔偿而止。惟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今交民巷使馆，拳匪日窥伺之，几于朝不谋夕，倘不测，不知宗社生灵，置之何地？”太常寺卿袁昶认为：“衅不可开，纵容乱民，祸至不可收拾，他日内讧外患，相随而至，国何以堪？”可历史学家却认为这些人所言，都是从敌视人民反抗斗争和维护清王朝出发的。[11]光绪皇帝说：“人心何足恃，祗益乱耳。今人喜言兵，然自朝鲜之役，创钜痛深，效亦可睹矣。况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合而谋我，何以御之？”“断无同时与各国开衅（之）理。”[12]在6月17日的御前会议上，光绪皇帝又一次说：“战非不可言，顾中国积衰，兵又不足恃，用乱民以求一逞，宁有幸乎？”“乱民皆乌合，能以血肉相搏耶？且人心徒空言耳，奈何一民命为儿戏？”“寡不可以敌众，弱不可以敌强，断未有以一国，能敌七八国者。为今之计，惟有停战议和为上策，其次则迁都。”[13] 6月18日他对许景澄说：“兵端一开，朕一身不足惜，特苦天下苍生耳。”[14]在他得知宣战上谕即将颁布时，又说：“可惜十八省数万万生灵，将遭涂炭。”[15] 6月21日颁发宣战谕旨：“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1901年签定了灾难性的《辛丑条约》。 反对与各国开战的五大臣，太常寺卿袁昶、吏部侍郎许景澄等，当年就被指责为里通外国的“汉奸”，而被诛杀。[16]清朝灭亡后，他们还被指责为对外屈辱退让，是“帝国主义的精干奴才”。[17]人们为什么还和慈禧们所见略同呢？ 历史一次又一次地告诉人们，民众的爱国热情是需要底气的。否则，一旦开了战事，输了的话，大部分人是要当顺民的，卖国贼和不屈不挠的英雄都只是少数人。这就是无情的历史和现实。也正因为这样，咸丰八年（1858）郭嵩焘知道大势所趋，武力远远不如别人，所以极力反战，认为“战无了局。”极为反感不切实际的高调。[18]在时论的慷慨激昂中，很容易被看成是投降胆怯。僧格林沁认为：“洋兵伎俩，我所深知，何足惧哉？！”[19]当然动听得多！但1860年他大败于通州，后大败于东直门外。难道用鸡蛋碰石头就叫大无畏的爱国主义的英雄气概？难道他们的血，流得不是有些冤吗？我们的国家难道就会让自己的人民，去虎口送菜？ 可怕就可怕在这成了一种徒托空言的风气！一个弱国如果不明事理，不知积极改革，就会屡生事端，穷于应付，还给人要挟的借口。轻启战端，自会自取其辱。1875英国使馆翻译马嘉理在云南被杀，郭嵩焘主张对巡抚岑毓英严加议处，“以服洋人之心。”此议一出，引起非难，给人“事事依附英人之嫌”。[20] 1879年即甲午战争十五年前，他就说：“日本求矿学于德国，求主塘坝工程于荷兰，经营招致，进而未已。兼闻其修造铁路求之英法二国，安设电报求之丹国，一皆用其专精之学为之。《传》曰：‘邻之厚，君之薄也。’日本为中国近邻，其势且相逼日甚，吾君大夫，其旰食乎！”[21]法国侵略越南，他主张放弃越南，李鸿章也持这样的看法，结果李鸿章被骂为汉奸。且不说当时中国如何积弱，就是事实也证明，中法战争里，虽然有镇南关、凉山等小胜，但最后以大败告终，丢兵折将，福州舰队、马尾船厂、基隆炮台毁于一旦，国家又一次大伤元气。想想像郭嵩焘这样有着超时代见解的人，却被士大夫骂为汉奸，“湖南人至耻与为伍。”他的海外日记，同乡老友王闿运却认为“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22]说说爱国，很容易，至于到底是真诚还是钓誉，就只有天知道了。不过，问题的核心在于，怎么爱法。除了白痴，谁不会放言高论？学者们怎么说都可以，但政治家却不能不负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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