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信人: danhan1(笑流) 整理人: danhan(2001-12-12 20:35:52), 站内信件 |
| 1.1.7 知青邮迷
1969年的秋天，17岁的我被一股不可抗拒的“秋风”，横扫至闽粤赣三省交界的武夷山余脉之中的武平县。一万余名厦门市的知青数月间先后涌入，使这个宁静而又闭塞的小县邮电一下忙乱了起来，不少公社的邮电所8分面值以下的邮票一夜之间全部脱销。我至今仍珍藏着一枚“知青实寄封”，上面贴了8枚“普11”1分的邮票。上级向该县调拨了大量新票，其中有“南京长江大桥”头2枚和“钢琴伴唱红灯记”等。 国家邮电部门也许注意到了“知青部落”是当时首屈一指的用邮大户，于是破天荒在1969年10月至1970年1月不足4个月的时间里发行了二套“知青邮票”——“文17·知识青年在农村”和“文19·金训华”。前一套设计得比较粗糙，看来是匆促所致，急着要让我们寄家信时也要念念不忘“再教育”吧!此套票印量高达5千万，从大江南北1，600余万插队知青手中寄出的“原地封”少说也有上千万枚吧?!如此规模的“原地封”在中国邮政史上可谓空前绝后! 我所插的生产大队叫“唐屋”，几座斑驳的土楼深深地陷落在群山老林之中。没有公路，没有车声，一条有线广播与电话共用的铝线是这里现代文明唯一的标志!铝线的一头接着大队部，另一头接着20余里之外的公社所在地帽村的邮电所。该所全部人马只有3位，其中一位叫“老王”的乡邮员两天一回风雨无阻步行至唐屋送信送报兼卖邮票。记得我的“文19·金训华”就是向他买的，一枚8分，刚好是3枚大小不一的硬币。 那时知青常常食不裹腹，谁还集邮?像我这样的知青邮迷，纯属苦中作乐的“珍稀动物”。我在城里保留了文1—文13各套邮票的发行消息，并剪贴成册。但文14—文19报纸上就不再发消息了，原因何在，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迷。我下乡的头一年，面对的恰恰是这些邮票没有报导，不知是几枚一套，在深山老林中集邮更是两眼一摸黑，“跟着感觉走”了!1969年11月的一天，我流浪到县城，意外地在县邮局发现“文14·南京长江大桥”还有4分和10分的两枚票，我如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激动得问长问短，如此“发烧”着实令县邮局人员视我若精神病患!“文18·保卫边疆”还有35分和43分两枚高值票，我是在邮票发行之后一年才听说的，因未见“物证”，我始终似信非信，因为“文字票”中除“文4”外，尚未有超过10分面值的。最可笑的是1970年发行“普无号票”中“工农兵”三枚我一直将其视若“文20”，单独成套，一直到10年之后的1980年才知道它们的真实身份。如此集邮，盲人摸象也! “珍稀动物”虽有孤独的一面，但也有获利的一面：谁的信皮上有纪念邮票，我只要一伸手，准得!十分可惜的是好景不长，一个意外的事件令知青信皮上的邮票全被“破了相”。这得从经济因素说起：当时8分在我等“新社员”和“贫下中农”眼中都是一笔不小的钱：可以买赖以维持气力的盐巴1.13斤，或者买4盒火柴供半年使用!当然8分最伟大的作用是维系唯一的精神食粮——家信!知青们极穷，常常穷得凑不足3枚大小不一的硬币!“穷则思变”，有人偷偷在邮票正面薄薄地抹上一层浆糊或胶水，收到信后可将邮票上的戳迹洗掉再贴用。这一阴谋很快败露，帽村邮电所3位尽忠职守的乡邮员一一用指甲抠破邮票表面，再重重地盖下饱蘸墨油的戳记!凡知青信件上的邮票，无论进出，枚枚难逃这灭顶之灾!好长一段时间，我的信销票们伤痕累累，惨不忍睹! 在起码的物质文明都难以为继的情况下，集邮自然被人视为无法理喻的怪举，也引发了不少恩恩怨怨。有部电影叫《古今大战秦俑情》，后半部讲了古人与现代文明的碰撞。而我带着集邮——现代文明的嗜好钻入那贫脊而原始的山村，亦引发了两件特别难忘的往事。其一《因戳惹祸》：唐屋村近乎与世隔绝，我本以为有了知青才有信函，其实凡事都有个例外。一天我在知青的信堆中发现了一封寄给我房东的信，尽管寄信人在信封上只写了“内详”二字，但身为邮迷，我一下就从“内蒙古包头”的邮戳上“外详”了信的始发地。这样的汉蒙双文字大直径的邮戳我在厦门都未见过，却在深山老林中与之相遇，实乃奇缘!我兴冲冲地将信从大队部捎到房东的手中，并开口索要那枚空封。万万没想到房东一下就拒绝了，而且十分生气地反问我为什么要这么一个黑黑的戳迹。我一再解释，他仍气呼呼地满脸阴云密布，极为朴实和友好善良的房东从未有过如此反常的状态。事后我才从小房东的口中得知，信是他舅舅寄的。解放初乡政府公告上缴私枪，他舅舅有杆钢枪是早年用一头黄牛换来的，供防身与猎兽之用，一时舍不得交出去，结果被查出后即被押往遥远的地方……原来如此，一枚邮戳后面藏着人家隐隐作痛的心病。 其二为《因祸得福》：有一回我到大队部参加“学毛著”小组的学习，不慎将夹在“毛著”中的一包十余枚1965—1966年间发行的纪特旧票失落在地，被农民青年们捡去，逐一传阅欣赏。人人不知这多花绿的小纸片派啥用场，只有一位小学教师说，“集齐了一百套，听说可以换一辆自行车”。我发现后大惊失色，要讨回时又遭拒绝，我急得快哭了!有人说：“这纸片是你的，可上面又没有你的名字，有何证明?”他这么一说倒使我冷静了下来，“眼泪救不了你爹”(样板戏《红灯记》台词之一)。我告诉他们我能说得出邮票下面的阿拉伯数字，于是随即引发了一场决定那些邮票归属的考试。大队民兵连长出示了一枚红彤彤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8分票，我脱口而出：“纪119·2—1，1966。”众人叹服，无不称奇叫羡。接下去他又出示了4—5枚，我总是每答必对。那时我为求全，新中国纪特票的每枚余缺，脑海里都有一本明细账，对付如此检测，实乃轻而易举。但众人无不目瞪口呆，一下将我视若神明，邮票自然“完壁归赵”了! 不过如今重温自己上山下乡期间收集的邮票时，最能触景生情的应是编号票的首套——《智取威虎山》了!在普及“样板戏”的岁月里，哪个知青不会哼上一段《智》的唱段——“盼星星盼月亮，只盼得能在人前把话讲……”。记得那是一个上公社赶墟的午后，我遇上了邻队的知青陈志清。他刚从厦门上来，给我看了两枚新邮票——“杨子荣”与“穿林海”。我爱不释手，可他却毫无割爱之意。邮票下首次出现的编号引起了我的注意，隐约中感到中国邮票开始新一轮的变化…… 《智取威虎山》何以能两上邮票?我当时已调至另一个叫“处明”的大队，并参加了“知青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故对当时的文艺战线之“战况”了如指掌：《智》是八个“样板戏”中的“大哥大”，“文5”首枚“文艺队伍”领头高举“红宝书”向前进的就是“杨子荣”。江青所谓的“三突出”创作理论就是从该剧上总结而出的，故其大红大紫，连1969年11月的《红旗》杂志都全文刊登了该剧的剧本。《智》6枚邮票上剧照的取舍便是严格按照“三突出”的理论，既“在所有的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邮票上因而无反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少剑波、李勇奇、小常宝分别各两次出现在邮票里)；“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的英雄人物”(6枚邮票中有5枚有“杨子荣”，其中3枚为单独的“高大形象”)。 《智》这套邮票分3次发行，带给我“一鸡三吃”的乐趣：头两枚是建军节后亮机的，中间3枚于国庆节问世，最后一枚则在毛泽东生日前夕推出。这套邮票发行量之大，已波及至我那个山乡小村，记得被撕成长条的那枚“发动群众”是1970年冬天首次悬现在大队供销社的货柜上的。当时不巧我身无分文，但又急不可待要获取一枚。有位同生产队的社员正好拿鸡蛋来换盐巴(这类以蛋代币的情景在当时经济落后的山区十分普遍，美国电视剧《草原上的小屋》亦有类似的景况。)我便硬着头皮向他借了一个鸡蛋，换得一枚邮票。那情那景，四分之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仍历历在目……〖JY〗1995.3 ---- 集藏版拉近了你我的距离 如果你想集邮，请看集邮入门 如果你准备参展，就要熟悉FIP规则啊 
|
|
[关闭][返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