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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福音文化本色化(一) 作者: 漠
发表日期: 2001-12-08 01:33:07 圣保罗教堂
论福音文化本色化(一)
何琦
一、何谓‘本色化’？
。
福音文化本色化，指福音的信息必需进入各地文化。因基督的福音是普世性的，是为所有文化而讲的；因此，它应该也能够进入各地文化，与各地文化交流、融会。它在各地文化中以丰富的形式具体呈现，是可能的也是应该的。
二、本色化的神学依据
人们会问：福音文化本色化的神学依据是甚么？若没有足以令人信服的神学依据，则所谓的‘本色化’则易让人感觉是在某种非基督教的‘文化中心论’裹胁下的异化基督教的盲动行为。而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一向是盲目的实践。盲目的实践是没有方向准绳的，充其量是哗众取宠的行为而已。
福音文化本色化的神学根据奠基于‘道成肉身’( Incarnation
)的信条。二千年前，耶稣基督作为神的儿子，借助圣母马利亚之腹‘道成肉身’，降生于人间。这表明，神为彰显其救赎之道，特别借助凡人可见的现实之肉身，使救赎之道作肉化的实践显现。
基督降生这一事件，为福音本色化提供了一幅极美的图像。
马利亚‘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路2：7）
用襁褓裹起的婴孩耶稣，身负救赎使命的耶稣，从一开始便要熟悉他降在人间的那种文化。耶稣基督是‘裹身’来到人间，这便是他依循福音本色化的第一个文化行动。2
注释2:‘裹身’亦是耶稣上十字架受难后、复活前的最后一个文化行为指归。（路23:53）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来2：14-18）
‘降生’一词在神学上的意义即‘道成了肉身’( The Word becameflesh )。圣诞的图像展示出一个人－－ 基督，和一种文化－－
犹太拿撒勒人文化。这是福音文化本色化的第一步行动。福音书中所载耶稣生平的历史，表明耶稣在拿撒勒与同龄人共同成长，他学当地语言、学木工手艺、沿袭当时社会文化习俗。‘他就是在这样的具体环境中，领悟了自己的使命’。3
注释3:钟鸣旦《本色化》，页52。
‘若说本地化是福音的“降生”，那就意味着福音要在某一文化中，从礼仪、社会活动或该文化特有的架构上，作具体的表现。……此外还有别的说法，例如，福音在文化中‘扎根’。在文化沃土中，福音不仅能和一些别的树木一样，移植生长，它还是一株带有该文化标记的树。’4
注释4:钟鸣旦《本色化》，页51-52。
三、本色化传福音溯源
以本色化方式宏扬福音，可以说是自使徒时代（公元四十九年耶路撒冷会议）始便揭开了这一问题的序幕。新约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中详细记载了争论的焦点。当时‘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为了这个问题，保罗和巴拿巴两人跟他们发生激烈的争辩。’（徒15:1-2）
为此，保罗、巴拿巴等去耶路撒冷向使徒和长老们请示。会上，仍有几个法利赛教门的人坚持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徒15:5）
争论是长时间且是激烈的。彼得站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
‘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作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
……
‘现在为甚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担子，放在外邦信徒的肩膀上呢？这是不对的！我们相信我们得救是藉着主耶稣的恩典，是跟他们一样的。’（徒15:7-11）
使徒雅各也起身支持彼得，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徒15:13-15）
雅各继续说：‘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徒15:19）
争论结果，教会决定推选巴撒巴的犹大和西拉为代表携信一封跟保罗、巴拿巴一道去安提阿，以澄清以往。他们带去的信这样写着：
‘使徒和作长老的弟兄们问候在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家所有的外邦弟兄们！我们听说有些人从我们这里出去；他们所说的话使你们彷徨困惑。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去说那些话。……因为圣灵赞同我们，除了一些必要的规例，不要把其他的重担加给你们……（徒15:23-28）
耶路撒冷会议所揭示的‘割礼之争’，清晰地表明教会应尊重外邦人的选择，像割礼那样令外邦人难堪并难以接受犹太传统，教会默认其变通的可能。这便是给传播福音以本色化文化方式亮起了绿灯，因为在教会看来，除一些必要的‘规例’须遵守外，其它遵照自己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方式接受福音的行为方式都是可以取灵活变通态度对待。是否全盘接受犹太礼仪并非重要，惟接受福音的信息才是至关重要。
四、本色化的核心在于宏扬福音
本色化并不是意味着可以改变福音的真理，若这样便是从根本上对福音进行‘异化’。福音的信息是借助并通过本色化文化方式向当地民众宣布的。在这里，有没有宏扬福音，才是关系到福音文化本色化的核心所在。这是福音文化本色化的立足之本，舍此奢谈本色化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这里我们再看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中描述保罗在雅典传道的方式。尽管保罗称赞雅典居民有‘浓厚的’宗教热情，并曾引用希腊诗人的话，但他并没有向希腊居民中盛行的异教偶像崇拜方式让步。因为在保罗看来，敬拜异教偶像的方式从根本上违背了神教训，违背了福音信仰的真理，而信仰核心的原则是不能拿来作交易的。
明末耶稣会传教士利马窦来华传教，为求得明朝上层精英的儒学之士对福音的认同，他在文化上广泛学习儒家文化传统，但拒不纳妾，因此举根本有违教义。
如果有一种所谓的福音本色化的文化，人们竟难以从中感受和发现福音的真理和信息，这样给冠以‘福音本色化’的文化是让人怀疑的。
五、本色化与文化认同
以接受心理学角度看，一般比较容易接受与自己文化亲近的文化，因此容易产生一种文化认同感，滋生出一种文化亲缘关系。在人际交往中亦是如此，通常人们更喜欢跟那些气质与文化趣味更接近自己的人做朋友一样。常言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寻找共同点往往是文化交往中应遵循的第一条原则。
相反，若使一文化传统渊源流长、根深柢固的民族去全盘接纳一与其差别甚远的异质文化，在正面交往中若传授方是以一居高临下的态度，则往往会引发一场冲突。即使最终接受仍是带被动性的，甚至易造成该民族的心理创伤和逆反心理。一部中国近代传教史已将这个问题说得再清楚不过。
若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教训别人，生硬地要别人‘皈依’，往往效果适得其反。因为‘皈依’一词在提法上含某种强制性意味，即使从接受一方口中道出亦含有某种被动消极之味。
‘梵二的各文献，和《在现代世界传福音》通谕中，“福音化”一词已取代原先的“皈依”了。这是很好的选择，即使今日听起来，皈依还是带有消极意味，引发一幅宗教硬挤入民族的图像；让人想着一旦接受基督教，就必须接受欧洲文化。’5
注释5:同上书，页72。
而以福音文化本色化方式传扬福音，则易使人们对福音文化产生一种文化认同感，一种人对福音文化的亲近感：原来自己所钟爱的家乡文化可以被包容在福音文化之中！因而可导致对福音的接受由被动转为主动。
使徒保罗在希腊罗马文化腹地宏扬福音时曾说：‘向犹太人，我就作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向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作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向没有律法的人，我就作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向软弱的人，我就作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向甚么样的人，我就作甚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林前9:20-23）
明末利马窦来华传教，他以身作则的表率行为证明，他‘为了中国人而成为中国人’。
要让福音进入自己的文化，首先便要找出可与原福音文化认同的文化楔合点，接着与之交流对话，最终根植于自己文化。这便对中国的传道人提出了要求：不要满足于把自己封闭在仅占百分之一人口的教会信仰圈内，标榜自己如何属灵，教外人如何不能得救。而应积极与教外民众、教外的大文化环境亲切对话，要广交教外特别是在文化界的朋友，因为传教必应先进入文化，共铸我们的福音文化。并且，传教就是向不知福音的人传教。因为耶稣说过：‘我来不是为了天使，而是为了亚伯拉罕的子民。’（来2:16）
六、本色化针对中国文化的特点
本色化传福音之在中国尤显重要，乃系中国传统文化特性所决定。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文化，这是一个既定的历史事实。而汉文化又是一个自我早熟的文化，先秦时代便已打下坚实根基，而这个根基是扎根在相对封闭、自给自足的土壤上：北边长城，东南沿海，西部世界屋脊。早熟的华夏汉文化确比周边化外各游牧的少数民族文明层面高，因此汉文化中心论的影响便在一般儒学士大夫脑中生根。所谓‘中国’一词亦是此论明证，与西人眼中的‘瓷器’(china)意义相去甚远。历史事实证明，汉文化对游牧部族的异质文化所产生过的强大同化作用。自五胡乱华入主中原至清兵入关，长城以北的化外游牧部族尽管一度以武力方式征服汉民族，但在文化上最终被‘汉化’，故出现所谓‘征服者的被征服’现象。
但这种‘汉化’现象，通常发生在与汉文化交流的异质文化，其文明度远低于汉文化时所产生。一种文化‘化’掉另一种文化，通常是在此种文化文明度远高于另一文化文明度时才可能发生的。就像殖民化时代的西方传教运动，在一些文明落后地区，欧洲传教士们在推广欧化包装的基督教似乎较易取得相对的成功。该地区民众尽管最初处于一种被动状态，最终亦能接受基督教。就像近代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往往能在西部偏远贫穷山区获得局部成功，也是这个道理。（当然，这一被动承受的心理状态，在二十世纪后殖民化时代以来，已作出了相应的调适）。
明末耶稣会传教士范利安、利马窦等来华传教，他们所面对的则是一个具有强大文化传统根基，并且确曾在汉唐时代一度辉煌过的民族。要使福音进入中国文化，他们首先必须懂得面对中国文化，学习、适用中国文化，然后才能做到以福音‘化’中国文化。利氏认为汉儒学家文化确是一个有其丰富内涵的文化，他入境随俗、习汉语、穿儒服，取中国名，习中礼俗，研读孔孟，习中国古典文学。利氏的行为赢得汉儒学士大夫的尊敬，使他成为一般儒学士大夫的座上客。第二步，利氏推介西方的先进科技，激发中国饱学之士的兴趣。欧洲经文艺复兴洗礼，近代科技文化之发达确实已高过当时尚处闭关锁国状态影响下的明朝（当然，文化传统又当别论）。
这如同在人际交往中，一个人既谦虚好学又确有自身高明学问，则是很易赢得人们好感与尊敬的。有上述两项奠基，利氏在华对上层儒学之士传教当然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利氏在华耕耘三十年，在汉儒学士大夫圈内施洗三千。像徐光启（1562-1633）、李之藻（1565-1630）、杨廷筠（1562-1627）等极有影响的儒学士大夫亦能公开护教。此后在清康熙年间所发生的礼仪之争，由于罗马教廷对中国礼俗持不通融的态度，故导致清政府颁令禁止在华传教。
到十九世纪，西方对华传教多少借助于鸦片战争以来割地赔款等不平等条约的强行推介，确对中华民族造成伤害心理，而汉儒学士大夫向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忧国忧民的忧患传统意识，在这样一种氛围下，儒学士大夫、知识精英们对福音文化的认同反而降至低点。外籍传教士来华传教较为成功的，倒是主要在一些少数民族、贫困山区等地。
由于民族心理蒙受伤害导致一定程度的民族逆反心理，竟至引发出义和团那样逆反心甚浓的非理性运动。
由于遭受鸦片战争伤害屈辱的民族情结犹存，这是一个难以淡化的事实，故在中国硬行推介欧化包装的基督教是行不通的。人们并未完全忘记昔日流行的说法：‘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实际上，十九世纪末以来，一些西方传教士中的有识之士已敏感到在中国传教应执行‘自传’方式。笔者以为现今中国教会所大力倡导的‘自传’方针，亦是本色化传福音在今日中国的指导方针。这确是一个基于历史的思考和现实的国情所作出的有效规定。我们亦愿在此方针指导下多作实践的体现。（待续）
何琦博士为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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