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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iamhearting(绝对心跳) 整理人: red_angle(2001-12-10 03:22:44), 站内信件 |
| 九十年代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少有的务实年代，近百年来的革命热潮在八十年代最后的激荡下遽然降温，现代化的追求终于走下圣坛，真正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随着这一问题的具体化和物质化，知识分子的启蒙热情急剧消退，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被拯救已不再是当务之急，富有、满足、幸福的新渴望引导着他们的生活。人们开始习惯为自己生活，为自己操劳。在摆脱了历史-集体-政治对个人的控制之后，人们热衷于追求财富、满足欲望，对利益的追逐代替了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冲动，个人幸福成为世界存在的终极理由。在这样一个平静的、自我中心的、享乐至上的年代中，知识分子不切实际的空想姿态显得格外的不合时宜。新的生活伦理正在形成，并以现代化的名义，在中国内部的各阶层中达成了某种自觉自愿或心照不宣的共识，金钱成为新的神话，在九十年代堂皇登场。
在此宏观背景之下，文学也不能免俗，她的神圣性在最近的十年中迅速去魅，八十年代文学兼济天下的"干部-知识分子"情怀和莫测高深的先锋姿态成为吃力不讨好的典型。一种追求实用的、省力的、切近的、有趣的新的文学趣味正在生成。普通人要求文学将纷繁的现实生活对象化，要求在文学中看到他们自己，要求作家对他们心理、情感、世界观的巨大改变做出有效的解释。如果文学无法向他们提供这些满足，他们则认为文学是与他们无关的奢侈品。 在这样的呼声下，九十年代的文学出现了巨大的转向，琐碎无聊的日常生活大规模进入文学殿堂，新写实标榜的现实主义原生态描写以破竹之势迅速占据文学市场，随之而来的"新状态"、"新生代"又将八十年代文学所遮蔽的都市景观突然揭开，一时间，眼花缭乱的欢场风情、苦难无助的底层社会、随遇而安的小市民生活、前卫的亚青年文化生活方式一哄而上，以文学的名义粉墨登场。当下生活的热闹景象吸引了大多数作家的注意，也引起了读者的兴趣。即便是在处理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中，贵族化地耽于幻想或者孤愤地进行道德批判都已失去活力，一度庄严肃穆、苦苦思索的当代小说一时间变得疯疯傻傻，古怪灵精，无可奈何起来。在这样的文学氛围中，被划入"新生代"和"七十年代后"的一批青年作家却如鱼得水，他们为这样的自由空气赞叹不已，开始跃跃欲试，以令人瞠目的全新经验向有些疲软的文坛进军。与先锋派对日常生活的忽视和新写实对日常生活的沉溺不同，他们面对未经剪裁的都市生活努力寻找着新的切入点。其中最突出的特点则是对"个人写作"的标榜和对"日常生活"的诗意性重建。 二 应该说，这样的转型并非师出无名。九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文学并不存在决然的断裂。先锋派文学在九十年代的积极转向就表明了二者之间的这种内在的有机联系。先锋作家的转型更确切地说只是一次小小的调整，他们并非放弃既有的创作立场，实际上，他们正是目前这次所谓的"转型"或曰"断裂"的始作俑者。马原们所热衷的拆解和虚构，是对意识形态历史和被规定了的集体记忆的最初质疑。而且，这一质疑依据的是个人对世界的主观认识。将"个人"从世界、历史、集体中分离出来，这正是先锋文学的主要特征之一。个人对现实的主观想象构成先锋文学的主要内容，对个人化表述方式的不懈追求又成为形式实验的主要目的。在此情形下，形式实验代替了意识形态（无论是图解还是反思）成为文学存在和发展的又一动力。正如陈晓明先生所言，"形式实验充当了文学转型的暂时桥梁"。经过八十年代先锋派的努力，"个人写作"已经获得了合法地位。但是，文学实践业已证明，形式实验不足以维持长久的文学发展，"个人写作"进入自我重复、自言自语的封闭、狭隘的创作境地。 而八十年代未、九十年代初发端的"新写实"似乎为当代文学指了一条新出路。它最大的贡献在于将八十年代文学所遮蔽的日常生活打开，使人们第一次将自己的原生状态对象化，在对具体的个人的审视中，文学再一次与普通人发生联系。随着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事件重新进入作家的视野，文学开始认可一个普通人对世界具体务实的理解，从而将知识分子的乌托邦狂想或天才作家的白日梦排斥在外。与以往的启蒙神话和先锋幻想相对立，新写实在"历史-集体-启蒙"的宏大叙事结构之外重新开辟普通人的叙事空间，又努力避免先锋派"个人至上"的排他主义，他们希望在宏大叙事之外寻求一种具有"一般性"的"个人叙事"。但是，过分沉溺于"小林家的豆腐馊了"的新写实作家们在"一般性"的问题上显得十分保守。在他们笔下，日常生活显得单调乏味，其基本特征规定为"琐碎"、"无聊"、"平庸"、"无意义"。他们无意超越这样的现实，在他们看来，日常生活原本如此，也应该如此，而且将永远如此。基于这样的认识，日常生活已经被沥干成一个抽象概念，一种"必然如此"的"元日常生活"作为新的规范，反而让文学更深地陷入了平面化、趋同化的境地。 客观地说，在八十年代，并未建立起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价值观。马原、余华们对"真实"的质疑，原本是要揭露历史必然律的虚伪，但是，单方面的消解使作家对"真实"本身的确然存在发生了疑问。无论是《虚构》还是《青黄》，最终的成为幻象的不是"必然如何"的认识方式，而是"真实"本身。对"真实"的实然存在的怀疑解除了作家对世界进行解释的合法权，致使对"意义"的探寻只剩下一个在十字路口徘徊不前的踌躇姿态。既然"意义"是一个可笑的子虚乌有之物，那么，被先锋派标榜的"个人写作"只在文学内部起作用，个人体验的独特性也被局限在天才的白日梦之内，它对现实不再具有改写或批判的功能，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就不复存在。因而，在解除了宏大叙事的神圣性和唯一性之后，"个人写作"立场与"日常生活"题材也就失去了坚强的社会基础和哲学依傍。 三 但是，九十年代的文学并没有因此而停滞不前，尽管许多批评家不愿正视以韩东、朱文、李冯、李洱、张生、王彪、李大卫、鬼子、东西等为代表的一批新锐先锋作家的文学活动，但是他们的活跃是有目共睹的。虽然他们的作品还不甚成熟，但是他们对历史和日常生活的新鲜感受却有很强的吸引力。他们被认为是没有历史重负的一代，这或许正是他们区别于八十年代文学的最重要标志。他们有着未经意识形态操控的个人视角，"个人写作"对他们而言，不是技巧的问题，不是内容的问题，而是世界观的重塑，是建立现代价值的基石。正是在此基础上，先锋文学继续着它的突围表演。 1．"个人生活的真实性"——个人写作与私人写作的区分 在1999年，青年批评家李敬泽与李冯、李洱、李大卫、邱华栋等曾对"个人写作"问题做过深入地探讨。他们认为，目前所谓的趣味趋同、平面化、碎片化的创作危机并不是"个人写作"造成的，而是"私人写作"的恶果，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真正的"个人写作"有两个必要条件，一为逼近个人经验的写作，二为它必须呈现个人生活的真实性。而所谓"个人生活的真实性"则是指个人与时代、历史之间的内在关联。因为每个人都不能摆脱他与外在环境的共存事实，他的经验只有在与外界发生联系时才是有效的，作家有责任对这种联系做出自己的解释和判断，个人的看法就是"真实性"的依据。"个人写作"是面向外界的，同时，它独立于主流意识形态和集体话语而存在，通过与外界对话保持自身的开放性和批判性。而"私人写作"则只强调个人经验的逼近。纯粹的个人经验并不必然具有批判性，它本身就很可能被意识形态化。例如，在以女性身体经验为主要叙述对象的女性文学中，暴露性描写和对刺激病态的生活体验的鼓吹，就受到享乐主义的商业意识形态影响；而新写实文学所指示的"生活本来如此，必然如此"的信条则体现了实用主义的专制倾向。而且，忽视对话的"私人写作"是封闭的，它不与外界发生关系。在脱离了主流意识形态和集体话语之后，"个人经验"往往成为智性的玄想或病态的自恋独白，它是狭隘的、自闭的、微小的，看上去就好像一堆华丽眩目的碎片，由于不具有"一般性"，因而无法交流。"私人写作"是对个人经验的神秘化，和个人经验的意识形态化一样，它同样是一种异化。因此，"私人写作"是反"个人写作"的。 2．"个人的敞开"——个人写作的成立 在九十年代的先锋文学中，"个人写作"强调个人的主体性，认为个人是世界的中心，世界是外在于人的对象物。与八十年代先锋派不同，以自我为中心并不意味着自我就是意义本身，而是说，自我是一种质疑机制，是意义发生的前提条件。九十年代新小说家在强调主体性的同时，也警惕着封闭自足的主体性幻觉，他们对纯粹的文体实验的兴趣是有限的，形式实验不是个人主体性的安身之所。在他们看来，个人是开放的空间，不但与内在的精神发生联系，也要对外在的世界发言，他的主体性体现在对世界的判断和解释上。在此基础上，李洱提出了"个人的敞开"这一概念。他说，"个人是敞开的，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实际上是我们与自我的关系，我们与自我的关系实际上是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只有将个人向外界打开，"个人写作"才可以继续发展，它才能与主流意识形态和集体话语站在平等的位置上进行对话。 "个人的敞开"的提出，使"个人写作"开始具有广阔的创作空间。在摆脱了宏大叙事之后，"个人写作"没有沦入片面化、碎片化的后现代叙述陷阱，而是坚持对日常生活发言，对历史和时代发言。它标志着九十年代先锋派的基本姿态：怀疑、警觉、宽容、理性和冷眼旁观。与八十年代的先锋作家不同之处还表现在，他们承认历史的实然性，不怀疑意义的存在。尽管他们作品中的事件通常为稀松平常的当下生活，他们的趣味也接近卑微可怜却又自作聪明的普通人，但是这不妨碍他们对世界的深入思考。 李冯喜欢以他个人的趣味改写人们的常识。他总是在你最投入的时候突然地给你浇一瓢凉水，让你看见自己的狭隘和偏执。"浪漫的爱情故事"是他最经常恶作剧的场所。无论是对悲苦的梁祝还是对痴情的卖油郎，他都有办法让他们的爱情变质。在成为经典的爱情中，李冯总是能够发现不人道的东西、让我们看见自己的做作表演。 在一篇名为《鬼子进村》的小说中，李洱一改知青文学的叙述视角，将知青视为"他者"，从农民的角度看待上山下乡运动。知青被当作"没调教好的驴"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调教，他们是长着小胡子的"鬼子"，经常偷鸡摸狗，还敢在路上搂着亲嘴。他们尽管品行不端却仍是优于农民的城里人，他们的苦难总还有村里的"小芳"开解，落难的公子也还是公子。李洱的知青故事对理想主义的青春颂没有丝毫兴趣，知青在他的小说里是乡村的入侵者，是造成混乱的根源。上山下乡运动的最终受害者不是知青而是农民。难怪李敬泽将《鬼子进村》称为"后知青文学"。它提供了另一种实然的历史，作为"个人写作"的另一种声音与集体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构成制衡。 3．日常生活的重新发现——个人写作的超越性 九十年代先锋派的"个人写作"的另一个主要特点在于，他们的个人经验直逼当下现实，日常生活在他们笔下不是平庸无聊，不是"烂事儿哲学"，而是变得"丰饶快乐"。在此之前，从没有人像朱文那样兴致勃勃地观察过小市民的黄昏（《傍晚光线下的一百二十个人物》），没有人像李冯那样宽容而且真挚地写一出恶作剧式的爱情（《多米诺女孩》），也没有人像王彪那样在文攻武斗的背景里倾听来自身体的欲望之声（《身体的声音》）。他们不回避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立足于当下，取材于当下，通过对日常生活的重新发现来建立新的审美价值。 他们反对新写实作家对日常生活的"还原"，或更准确地说，是"简约化"处理。他们认为，所谓"日常生活"并不局限于城市人的吃、喝、拉、撒。它是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是个人与世界、与历史、与时代发生关系的直接场所。如果局限在私人生活的狭小空间内写日常生活，那就与"私人写作"无异，必然导致重复、狭隘和平面化。九十年代新小说家们认为，对日常生活的关注，是对形而上学的反驳；它力图恢复人们对历史和现实的真实感受。在他们看来，日常生活本身具有美学价值。它是感性的，丰富的，活跃的；它是美的源泉，是诗的来处。而新写实作家虽然标榜他们认同普通人的价值观，但是，他们却对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日常生活持有知识分子式的鄙夷态度。日常生活在他们笔下呈现出小布尔乔亚眼中的无聊和烦闷。他们一方面以知识分子式的审美趣味无视日常生活的美学价值，另一方面，又和普通市民一样，有着随遇而安的懒惰。他们紧抓住日常生活的必然如此，只能如此的观点不放，取消了个人的能动性，沉溺于被自己界定为庸俗的现实并向它妥协、屈从，放弃意义的追求，从而，将个人带入了现实的牢笼，而囚禁他们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自己。 和马原们不同，九十年代的后来者对虚构的神奇力量深表怀疑，他们不赞同以神秘的异域传奇或怪异变形的内心景观来激发人们麻木的想象，体验个人主体性的存在。在新小说家看来，个人和现实并不对立，个人生活在现实之中，而现实不是虚无抽象的概念，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就是现实的具体形象，处理个人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就是处理个人与现实的关系。他们的想象就来源于对当下的，此时此地的日常生活。 九十年代新小说家之所以对日常生活有由衷的兴趣，是因为他们对日常生活有自己的界定。他们一方面提出"事实大于想象"的创作公式，另一方面又认为，文学中的日常生活并不等于现实中的日常生活，实际上文学是对日常生活的想象。这两个看似矛盾的观点正体现了他们对"日常生活"的独特解释。日常生活在他们头脑中具有双重指向，一是"自在的存在"；二是"自为的存在"。前者是指未被人们认识的东西，是未经剪裁过的日常生活，它实际上只是一种感性的素材，是认识世界的基础。而后者是指以个人为中心的、经过处理和选择并包含了价值判断的日常生活，它是作家对世界的独特认识的具体体现。 八十年代的先锋派过于强调文学对现实的超越性。余华曾提出"强劲的想象产生事实"的口号，纯粹的内心生活的确使作家获得了主体性的绝对自由，但是却切断了自我与世界的有机联系，放弃了自我与他人的交流的感性基础。过度陌生化使日常生活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它的"自在性"，高深莫测的形式实验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意义的传达，结果先锋文学成为了圈子里的自娱自乐。摒弃了事实的"自在性"，"自为性"的强劲想象到底能飞多远，成为一个可疑的问题。客观地说，由于过度强调虚构的力量，先锋派将文学引入了"神秘化"的歧途。虽然，神秘化也是处理日常生活的一种方式，但是它只属于私人，是唯美的，排他的。一旦妨碍他将日常生活"私人化"，那么作家必然采取回避的行动，我的日常生活与他人的日常生活失去联系，那么文学的社会批判性也就自然抵消。 应该说，新写实文学对日常生活的鼓吹正是对先锋派形而上学的抵抗，但是，当它凭借日常生活的"自在性"打垮了先锋派的"自为性"幻想之后，放弃了"自为性"的日常生活很快就发生了偏枯。因为，沉溺于"自在性"的日常生活中的个人只关心自身的幸福，而自身的幸福以物质的满足为终极目标，它的深度是非常有限的。无怪乎"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会成为新写实文学的招牌论调。九十年代的新小说家们不满于新写实对现实的暧昧态度，他们立足于"自在性"的现实生活，又不放弃作家的发言权。"自为的存在"对他们而言就是对有意义的生活的追求。并且，他们的意义具有公共性，向着他人并与之发生联系，它可以拓宽到所有人。 在《上午打瞌睡的女孩》这篇小说中，鬼子以异常平静的语气讲述一个普通人家由于下岗而引发的一连串致命打击。很难想象，一个十五岁的小女孩能够承担母亲偷窃、父亲出走、遭遇诱奸、被迫流产、母亲自杀这一系列灾难的重压。面对这些接踵而至的灾难，她唯一异常的反应就是在上午的课堂上打瞌睡。没人在意她的瞌睡，没人问她为什么，她的不幸被轻而易举地忽略掉了。女孩的瞌睡和瞌睡背后隐藏的巨大不幸构成强烈的反差，正是鬼子小说社会批判力的根源。他从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极小的异常事件切入对弱势群体的苦难命运的大思考，其深度和广度达到了新时期文学少见的高度。 而王小妮在1998年创作的一系列题名为《1966》的小说，则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对历史重大时刻进行横切，"藏匿"成为那个时代留给人们最为深刻的印象。我们看见有过花名的奶奶把她的金耳坠埋在榆树底下，看见小男孩把花花绿绿的小人书封皮藏在水塔顶上，看见医生将那个会说日本话的老师的照片藏在菜窖里，看见三轮工人要把他生龙活虎的儿子们藏在家中，省得出去惹事……人们努力地维持正常的生活，努力保存着那些曾经美好的记忆，就在那时候，连生活和记忆都可能是有罪的。在小说中，文革并没有开始，但它就要来了，它不是地富反坏右的文革，不是牛鬼蛇神的文革，而是老太太的文革，小孩子的文革，堆雪人的文革，看电影的文革，是一切人一切事的文革。日常生活的写作在这里具有极强的批判性，它的反思是人道主义的反思。 四 尽管新小说家们曾发表过六亲不认的"断裂"宣言，但是他们的写作并非真的横空出世，他们与八十年代先锋派和九十年代的新写实之间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他们中大多数人有关"个人写作"和对"日常生活"的重新认识都是在前者的基础上继承发展而来的。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已经不是新写实的专利。余华写出了《活着》、《许三官卖血记》，苏童写出了《红粉》、《菩萨蛮》，王安忆写出了《长恨歌》、《富萍》，张生写出了《王成，履历苍白的一生》、《多余的记忆》，他们都开始以一个普通人甚至是底层民众的身份来思考近百年的革命对我们每一个人命运的具体影响，人民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由具体的个人组成的，对个人命运的关注就是对民族命运的关注。只有立足于普通大众，九十年代新小说才能有坚实的社会基础。 虽然刘震云、王小波、李冯们在热心拆解着我们民族的历史，虽然中国的商业文化已经迅速地营造出全球化神话，历史似乎退到了边缘，但是宏大叙事始终是我们的潜在思维方式，在目前的语境下，它既不可能回避，也不可能超越。但是，宏大叙事所包含的专制主义和激进主义又是九十年代新小说家们的共同敌人，"个人写作"必须在宏大叙事的一元化空间外另起炉灶，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和集体话语进行对话，对它们进行改写，以"小写的，复数的，有你有我"的新方式创立"个人"的历史维度，力图与集体和民族-国家的大历史形成有效的制约关系。 九十年代的新小说家并不回避价值判断，他们以"个人写作"的立场重建新的价值体系。"敞开的个人"的提出则使新小说家们写作具有多元、宽容、民主的气象。而对"自为存在"的关注则使文学对现实有一定的超越性，"个人写作"的怀疑品质使"祛魅"成为它的基本任务。对"自为的存在"的发现，是"个人写作"的哲学基础。 九十年代新小说家们的创作已经开始引起了文坛和社会的重视，他们的成就不可能是形式上的，只可能是文学的深度和广度上的。当然，他们的创作还不成熟，商业霸权是他们潜在的征服者，个人写作如何在宏大叙事和商业文化的夹击中立足，仍是新小说家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 ┌───────────────┐ │ ★灌水执照★ │ │ │ │ 网易特准灌字[2001]002号 | │兹认定[ 绝对心跳]有使用各种农田| │水利基本设施的权利,任何单位和 │ │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和扰乱 │ │灌水秩序,对于任何扣除经验值或 │ │封锁ID的做法,将被视为对一个青 │ │年灌水权的粗暴干涉. │ │ 发证机关: │ │ ★网易灌委会执行组 │ │ ★网易灌水者协会 │ │ ★网易灌水爱好者联合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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