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shuiwanger(水王二)
整理人: red_angle(2001-12-04 02:39:00),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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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林折枝：《鲁迅与我七十年》（上）
无线电及其他
这本书是我于今年的10月12日，在本地的儒丹书店买到的，此时鲁迅的120年诞辰纪念日已过去了半个多月，离他逝世65周年的纪念日则尚有整整一个星期。但此前媒体对这本书炒作过甚，鄙人虽人微言轻，却也不想凑这个热闹，还是拖到现在来说感觉好一点。
没看之前，据介绍这本书有很多的第一手材料首次发表云云。待看了之后，基本上觉得还是没多少意外的东西，倒是其中的一些细节有点让我开眼了。
1、是关于办电台的事。据周海婴先生的回忆：“上海沦陷前（指被日本人占领前，笔者注），因经济虚假繁荣，私营电台大量增加，度盘上密集排满了电台。所播节目如评弹、京剧、地方戏曲、滑稽、歌曲等等，听众很多。到日寇进入租界，这些私营电台立即遭封整个上海只剩几家敌伪电台和法国苏联两家电台还在播出。居民家中凡有收音机的，都需去登记备案。登记的范围后来甚至包括仅能收听到几公里电波的简易式矿石机，可见其监控之严厉。 抗战胜利了，电讯方面开禁，市民端出藏在角落里的收音机，光明正大地收听新恢复的当地的广播电台，连短波也可以自由收听了。 这时，无线电爱好者们也仿佛突然苏醒了似的，个人业余无线电台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开设。我这个无线电爱好者自然也蠢蠢欲动起来，要自己搞个电台。又一时不知道该向谁申报设台的手续。后经许毓嘉先生的指点，向上海的业余无线电协会提了申请。之后，经考试合格取得了CICYC电台呼号的执照。这样，我便进而开始了业余无线电台的活动。……”（P259）
我从这个细节中得到的信息是：在我们中国的三、四十年代，曾经有过这么多的民营电台——我一直认为那个时候只是有很多的民营报社和出版社的。而且，那个时候申办一个电台是那么省事，十六、七岁的少年经过培训考试就可办了（周海婴出生于1929年，此时当是在1945年，因他1946年11月到香港去了，而那时电台由于党组织的干涉早就不办了）。侵略者是很虚弱的，所以不准占领区的人民办电台，而国民政府或许也不高兴人民办，但还是允许的，说明它还不是那么虚弱。
2、是关于鲁迅稿费的几个小细节。
周海婴在书中回忆道：“一九六八年三月，母亲病故，一家人的生活转眼之间跌到艰难的底层。从此我们夫妇总是为二个字着急，那就是‘经济’！请想想看，我们夫妇都是低工资，两个人的收入合起来才一百二十四元。这区区收入却要负担一家六口外加一位老保姆张妈的一日三餐和衣着读书。……我自己又被多种疾病缠身，其中最严重的是心包炎和肝炎。紧跟着我的儿子老三也染上了乙肝。……不料，我们的困境竟被周恩来总理知道了。我在北京医院住院期间，周总理知识将‘鲁迅稿费’名下的钱提出三万元，供我养病之用。”（P362）
“那笔父亲稿酬，仅是解放初期到一九五八年之间的部分。”；“我陆续收到上海文艺出版社（先后两笔，一九八0年和一九八四年）、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和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寄来的父亲著作版税。”（P365）
至于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之后的鲁迅著作版税，“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我终于向法院提起诉讼，以侵犯权益为由，状告人民文学出版社。我满心以为，法律会替我撑腰。不想法院一审判我败诉，再审我又败诉，这是我万万想不到的。我永远不服这样的判决。”（P366）
这真令人大开眼界，以鲁迅之子这样的名头，用一些、讨一点父亲的稿酬竟如此困难，这世上的事可还真是难说的很啊。咱老百姓一个，就更是不懂那么多了。
3、关于周海婴长子周令飞的婚事。
周令飞为了爱情赴台湾成亲，“我们（周海婴夫妇）愁苦无奈，久久地相对无语，但我们两人的心里都在翻江倒海：台北，这是什么地方啊，岂是你可以去得的吗？……我们确实为儿子做出这样的事而羞愧难过，欲哭无泪。仅仅几天时间，我和妻子都发觉对方苍老了许多许多。”（P334）；“……我违心地把他们准备的‘脱离父子关系’的草稿重抄了一遍，并签上了‘周海婴’三个字（这份声明一直未见公布，也没有退还给我）。”（P335）；“……我原是二千多名全国人大代表选出来的主席团成员之一。到令飞出事后的次年（1983年），又一次人大召开时，没有任何理由，也未经有关的法定程序，我的主席团成员资格被取消了，只保留个代表资格。”（P339）；“这事的弦，前后紧绷了两年。”（P340）。
对于这个“细节”，在此我不想说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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