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KGB()
整理人: KGB(2000-08-18 02:50:46),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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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与其说这种快感本身意义重大，还不如说这种快感原则背后隐藏着的“非
道
德”化趋向更值得留意。摇滚对快感的全面贯彻和歌颂正是它与浪漫主义乃至现
代
主义的不同之处。许多古典艺术家和现代主义艺术家都曾经有过“妄想狂”似的
过
度的“社会责任感”。卢梭、伏尔泰信奉言
语讼战才是启蒙。巴尔扎克及其朋友都认为自己的笔可以写碎拿破伦的剑‘陀斯
妥
耶夫斯基自信呕心沥血的篇章可以警醒世人，肖邦更成了所谓“花丛中的大炮”
；
“达达主义”宣称他们的“为反叛而反叛”可以使一切无政府都具有价值，“未
来
主义”则相信用诗句便可以彻底打倒传统，
右国当代的“诗人”、作家身上，艺术救国式意识也极为强烈……与这种艺术为
政
治和社会反叛工具的观念相比，更为普遍的是艺术家的道德自觉性。现代主义对
古
典艺术作了种种反叛，但在“为艺术而艺术”和艺术家作为道德立法者这一观念
上，
却反而更加极端化。许多论者都曾指出，
现代主义最初是一场“道德运动”。但是，让现代主义艺术家（也曾让摇滚乐手
们
）困惑不已的是，通过这一方式本来是想强调一种批判意识，树立全新的反资本
主
义的道德规范，但由于其要么因为掊离大众而无法普及，要么很容易被商品化的
大
潮消解，因此，我们看到的是，那些号称绝
不与社会和商业妥协的现代主义艺术家们默默无闻地死去；而口口声声地向社会
挑
战，实际上更善于妥协的现代派则广为人知。事实上，正是不愿意让自己的作品
中
深具爆炸性的新道德价值不被埋藏和歪曲，（所谓现代主义艺术家拒绝“成功”
一
说，其实仅只是停留于口头的）现代主义艺
术家们必须打破他们的艺术与社会隔绝论。而这种怪圈子的结果必须是道德立法
者
理想的破产。这也同样是摇滚面临的困境。但摇滚更为独特的地方在于，它固然
如
同现代主义艺术空一样，认为为“成功”而放弃自己的某些标准和原则一种痛苦
，
但他却不固执于过分关心艺术的道德属性（
也许正是更加自觉地参与到了他们本想抵制的商业体制，他们想以道德上的彻底
怀
疑和解脱态度作为补偿？）。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种只强调“快感”不
注
重“升华”的取向，表面是放弃道德责任，实际却因为对现有道德规范具有最大
的
破坏性而遇到了比现代主义曾承受过的还要
强烈的谴责与迫害。但是，这并不能掩盖一个事实，即摇滚乐手同现代主义艺术
家
的不同之处（与古典艺术家也绝不相同）在于，他们主动认同了美学与伦理学的
分
道扬镳，认同了美与善的各奔前程。让现代艺术家及其评论者痛心疾首的是，现
代
主义者往往并不能在每件作品的主题和意义
上都实现自己的艺术及道德理想，从而因负罪感而自责或因背叛理想而被别人指
责
。摇滚则解脱了这一困境，无论他们的作品在道德上多么惊世骇俗，只要提供了
快
感，他们自己就不必有负罪恶感，听众也不会过于惊诧。看不贯摇滚这一作风的
，
当然包括那些坚持艺术的道德理想性的人们
。他们认为坚持道德理想者才是真正的艺术家，但同凡夫俗子一样，他们也视道
德
为一种固体，根本无视摇滚的这种态度才是釜底抽薪之举，是一场真正的艺术革
命
，也是一场真正的道德革命。因为它使人从又一种禁忌之下解放，获得了又一类
自
由。它让人们看到，过于执着于道德与美感
的一体，反而不是彻底解放之路；因为这种“完整论”往往是通向道德至上主义
的
前提，而道德至上主义，必定会构成弗兰克．扎巴在与“华盛顿夫人”们对抗时
为
其命名的那种“文化恐怖主义”。摇滚态度的启示在于，在艺术上切不可为道德
至
上主义留下缺口，同时，对道德至上主义的
最合适反抗并不是与他们作道德上的论争。
与现代主义艺术家的艺术及道德理想相一致，他们时常内疚的事也包括他们没能
时
时处处践行其在艺术中所阐发的理想，亦即他们说一套做一套。这也是现代艺术
的
评论家们为现代主义艺术家“痛惜万分”之所在。前述的对摇滚“不道德”的全
部
指责实际上源于同样的传统，即认为艺术家
应当是以艺术体现崇高道德原则的人，其人格也应是符合高尚的道德规范的；否
则，
其作品便是“不道德”的，根本不是艺术家的本色，这是将艺术与道德的强制合
一
之外所附加的又一道铁门：将艺术与艺术家的道德品性强制合一。从根本上说这
是
将人类的真善美大一统说词投射在个人人
格上的产物。然而，这种“人格完满”实际上是对个人人格的消灭，因为它是建
立
在人格向道德原则作完全奉献的基础上的。而且，在这种评判方式上同样存在着
一
种悖论：一方面，人们要求艺术家们坚持自己的形象，抱有独特的艺术和道德观
念?
另一方面，又要求他们要与社会的许多规
范合一，要顾及大众的喜恶标准。在这种悖论之下，人们推崇艺术或道德理想的
祭
品，其代表人物是默然承受生命苦痛的贝多芬或凡高；同时，对那些艺术有成、
道
德上却不时作小小“犯规”的达利、毕加索、安迪．沃霍尔之流也予以会意含笑
的
容忍，倒是那些完全无视社会道德常规（如
前所述，就摇滚而言，这种无视常规并不仅指其个人生活放荡，更主要的是指其
在
台风、歌词、艺术主题上的不循社会道德规范，有时候，则是对金钱采取崔健式
的
“该挣的钱就得挣”的好斗态度）的摇滚乐手们，由于干脆拒绝了这种个人道德
品
质与艺术高下的合一性，反而会四面受敌。
其实这种方式并非强行斩断与道德的关系，而是自觉地脱离道德陷阱；而自觉脱
离
这一陷阱的努力所遭受的攻击，反而说明了这种脱离的必要。如果说商业化和成
功
是摇滚乐手视为生命的个性和创造力的一种诱惑，则成为道德战士也是另一种诱
惑
。正如理查．霍夫斯塔特所观察到的那样：
“一个半世纪以来，资产阶级社会中各处的创造性天才所处的是这样一个境况：
他
让我们意识到在创造性个人与社会要求之间存在着持久不变的张力。”当这种张
力
不断消长时，社会对艺术家们所持的伦理姿态的要求远远超过了对其艺术创造力
的
要求。而由于社会要求实际上又过多倾向于
道德的政治方面（在现代社会，道德感情中往往掺杂了太多的政治“碎片”），
这
使得艺术家们为道德而道德，甚至为道德而艺术、为政治而艺术，直到上很“累
”
地奔波于艺术与道德之间（遵从或反叛。有时候，人们要求他们反叛；有时候，
人
们又要求他们遵从）。但是摇滚似乎从这种
张力之中解放了出来，我们很少看到摇滚乐手像其他领域的艺术家一样为艺术与
道
德的冲突而痛苦，或者为道德而最终放弃艺术创造力（当然，这也是摇滚先驱们
的
牺牲所换来的）。这是一个值得欢呼的情形，因为就艺术而言，贝多芬同贾格尔
具
有同样的性质；就现代人的生活状况而言，
也没有有更充分的理由说他们两人中究竟谁更没有道德意义或谁“不道德“。因
为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他们都属于坚持自己的道德规范的人，无非是一个自觉地
坚
持某种道德，一个是有意地无视道德本身而已。就世界需要道德勇气而言，我们
离
不开贝多芬；就人类和艺术需要道德解放而
言，贾格尔同样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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