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ulrikeyan(ulrikeyan)
整理人: ulrikeyan(2004-08-26 20:52:40),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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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人，一个是英国传教士，一个是印度教改革家。他们并不是完美的，但你不能不钦佩他们的学识和精神。至于他们的思想与行为，如果放到当时那个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去考察，就不难理解了。
我在这里不是要再挑起什么争论，只是想说明，信仰具有什么样的力量。你可以不同意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但，你可以在他们身上看到看到信仰和人格的光辉。
传教士凯利已介绍过了，现在再来看看罗伊吧。看到罗伊的思想，就不难明白东西方思想的差异，以及基督教在东方传教的困难。文化差异使东方接纳基督教合理成分为己所用，而基督教确实断不能接受东方思想的。于是，冲突就产生了。其实任何试图在中间找到平衡点的人，都会遭受罗伊所遭受的，即使在今天，也没有变。
（二）拉姆莫汉·罗伊
婆罗门改革者拉姆莫汉·罗伊于1772年出生在一个富裕殷实、有学术品位的地主之家。年轻时，他就学习了梵文、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对伊斯兰教产生了浓厚兴趣。25岁那年，罗伊到加尔各答做生意，成为一名放债者。在加尔各答，他同印度和欧洲的知识分子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同时他的研究范围也扩大到了英语、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和基督教。
他在加尔各答结交的朋友中有个叫约翰·迪格白的年轻人，他是威廉堡学院的学生。他们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业余时间常常在一起阅读和讨论西方文学名著。由于罗伊和英国人之间的关系，很自然的他和东印度公司有了业务往来。这未落已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增进他关于英国的知识。在为该公司工作期间，他一直与迪格白合作。开始，罗伊只是私人秘书，随后做了名法庭工作人员，最后是邦政府首席部长，这就是财政助理。19世纪早期，这样的职位对印度人而言是在东印度公司能得到的最高职位了。
即使是在为东印度公司工作之前，罗伊就在不断扩大其不动产了。到1815年，这些资产已能让他很舒服的生活了。于是，罗伊放弃了拿薪水的工作，重回到加尔各答，全身投入到知识中去。在加尔各答，他创建了阿特尼亚·萨帕，也可叫做学友会，一群思想相近的人在这里聚会，探讨宗教和哲学问题。
罗伊对《奥义书》及其他吠檀多文本的研究更使他确信，印度教几百年来正日渐衰落，它已从最初的一神教和追求灵性转变成了一种含括偶像崇拜等一连串迷信活动。1803年，他出版了《给一神教论者的礼物》，痛斥此类迷信活动和偶像崇拜。抱着改革印度教的一线希望，在返回加尔各答后，他开始就这些想法展开深入思考。
罗伊认为印度教应废除萨蒂，即寡妇殉夫。他认为并非所有妇女都是出于自愿在葬礼上投进火堆自焚的。他在发表一部有关殉节风俗的小册子中写到：“我所悲叹的是，看着妇女们如此无法自立，并且还要遭受一次次的不幸，而大家对此无动于衷，她们也就无法逃脱被绑起来焚死的命运。”
罗伊一心致力于印度教改革的热情激怒了正统印度教徒，他们认为罗伊对他们的宗教活动公开攻击，背叛了他们的感情（罗伊的母亲甚至为此想与他断绝母子关系）。本来那些根本不懂当地风俗和信仰习惯的英国官员和传教士已使他们的活动受到了威胁，他们可不想在这时候，又要遭同胞对自己活动的质疑。
但罗伊认为他正在复兴真正的印度教，而不是毁灭它。其实，他对英国传教士的一些活动很不满，认为大多数皈依基督教的信徒是受了诱惑而改变信仰的，而根本不是对真理和理性的皈依。罗伊指出，浸礼会教友给那些参加宗教课程的人提供一小笔钱和食宿，而对皈依者则提供一份位于塞拉姆浦尔印刷厂和造纸厂的工作。传教士称他们提供这些好处无非是因为皈依者要面对自己社区内的排斥，甚至是暴力威胁。但对罗伊而言，印度人民，尤其是一些贫苦人民，都是受到了贿赂而转化的，在这位宗教与社会的改革者眼里，这是一个可怕的事实。
罗伊开始同基督徒和传教士广泛交流思想，甚至将欧洲人邀请至家中。他既不排斥也不完全接受任何一种信仰与风俗习惯。他在努力按自己的理解，找到东西方融会的最佳点，尽力改变他认为是错误的东西。这是一条荆棘密布，充满坎坷的道路。但罗伊坚信：“如果心有疑虑的话，那就拷问自己的良知吧。”
1820年的一天，他应邀前往加尔各答主教府邸。主教力劝他成为一名基督徒，为了美化前景，主教大力赞扬该教，让这位印度来访者相信他将喜爱这项“伟大的事业”，并且“他的名字代代流传，成为当地的基督教领袖”。罗伊怒气冲冲的离开了。他在花费毕生精力研究印度教、基督教教义，参与关于这些宗教的公开辩论，常常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现在，这些英国人居然厚颜无耻的要他放弃信仰。
其实加尔各答主教不是唯一误会他的信仰和意图的基督徒。直到他出版《耶稣的箴言》之前，传教士们还一直以为他正处于转化的边缘。罗伊在这本小册子里，将耶稣理解为一名道德导师，而非上帝之子。传教士们惊呆了，斥责罗伊是一名“异教徒”。罗伊在再版时进行了辩解，并对诬蔑者展开了批评。他指出，传教士试图使印度人在还不了解英国人和印度人之间的差异时，就让他们改变信仰，这就是他们为什么总收效甚微的原因之一。
罗伊将大半精力都投入到教育领域去。1822年，他帮助创办了英印学校，在那里，学生可学习英语。可令人吃惊的是，1823年他极力反对英国政府在加尔各答建立梵文学校的打算。他认为那是在向学生灌输“对本人或社会毫无实际用途的语法细则和抽象区别”。他并不是反对学习梵文，两年后，他创办了自己的吠檀多学院，让学生们用梵文去阅读一些真正的印度教经典。他一直认为，为了更好的公众教育和工作前景，印度人很有必要接触一些西方课程。
出于自身考虑，英国人也加入到他的计划中来，支持他对印度人进行西方教育。但就如何把西方知识引入印度的问题，英国官员产生了分歧。一些人认为应用东方的语言，一点点引入。但另一些人想已开始就建立西方教育。一个由印度人和英国人参与的非政府组织已于1817年行动在先，建立了印度学院，一所专门促使印度青年人学习西方知识的私人学院。1823年，英政府终于表示了对这场颇有争议的教育方法的支持。
至于萨蒂，也是英政府一直考虑的严肃事项。现行的英国政府一方面正式默认萨蒂，另一方面又尽力劝阻其实行。为了确信妇女不是被强迫殉夫的，这举行这项活动是还有警卫护卫。结果，很不走运，这反而为殉节风俗蒙上了浮华的面纱，让人看起来以为是重大节日，而殉节的地位由此似乎显得日益重要。
威廉·本廷克总督于1828年11月抵达印度，他打算直接禁止萨蒂制，并为此征求罗伊的意见。罗伊力图阻止总督采取激烈手段，他希望通过加强活动实施的困难来达到目的。如果不这样，许多印度人就肯定相信，英国人先前不干涉宗教问题的声明不过是其巩固霸权的诡计。但本廷克不愿等，下令一次性废除萨蒂。
这不是罗伊唯一的劝阻。1828年他还向议会提交了一份由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共同签名的请愿书，反对1827年生效的新《陪审法案》。根据该法案，所有本地人，都须受欧洲的或印度本地的基督教徒的司法审讯，尔包括本地的改宗者在内的基督徒，都不降低身份接受印度教徒或穆斯林在大陪审团中取得一个席位的资格，甚至在他们审讯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时也是。罗伊写到：“我感到十分难过，总是亲眼目睹政府在根本不与其统治下的印度人民协商，或者说在看上去并不理解人民感情的情况下，通过法案和条例。”
1830年，罗伊以莫卧尔皇帝使节的身份赴英，一方面希望借此提高皇帝的补助金，更重要的是，希望能影响东印度公司最新的关于印度法案的制定，这项法案将于1833年重新修订。他受到英王威廉四世的接见，被英国上流社会捧为名流。但他提交的关于法案的建议并没得到英国政府的考虑。
在英国阴湿的气候条件下，他的健康急剧下降。不到两年，他就去世了。许多认为他的离去而悲痛。《泰晤士报》评论道，“这是一位卓越的却未被时代接受的人物”。可是其他人却并未感到遗憾。在正统印度教徒眼中，他只是位背叛其宗教信仰的人，而在热衷于传教的基督徒看来，他就是位该下地狱的异教徒。
拉姆莫汉·罗伊相信，西方知识的推广能促进印度的发展。但他仍清楚的意识到殖民统治的不公。他能够轻易的展望一个时代，并有预见性的写到，印度人总有一天“会有这样一种精神和趋势，那就是有效的反抗任何一种在全社会范围内压迫他们的不公正和暴虐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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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婴儿离开了子宫，他便发现了母亲。
当我被撵出了你的家，离开了你，我就能自由地凝视你的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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