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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人: tj0707(2001-10-27 19:01:55),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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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凤凰卫视6集专题片《复关入世十五年》,即将播出——
PART 1 而今迈步从头越
（阿忆撰稿）
1986年7月10号，中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钱嘉东照会关贸总协定总干事长邓克尔，申请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方地位。从这一天开始，中国启动了复关工程。让中国人没有想到的是，复关入世的谈判岁月如此漫长，前前后后用去了15年。
【节目主持人曾子墨：一般来说，加入关贸总协定的申请时间不过三年五载，但中国却用去15年光阴，可以说“前后古人”，也很有可能是，“后无来者”。您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负责复关谈判的外交官恰好1986年生下一个儿子，而2001年入世成功时，孩子已是15岁的少年。实际上，中国曾是关贸总协定的创始成员国。早在1947年冬天，国民政府签署联合国贸易与就业大会的最后文件，就是这次大会，创建了关贸总协定。
1948年春天，国民政府在《关贸总协定临时性适用议定书》上签字。5月21号，中国正式成为关贸总协定缔约方。此时，刘伯承邓小平汇合陈毅，正在围攻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的国民革命军，国民政府迅速呈现致命颓势，不到两年时间，全部退向台湾。1950年，台湾接受美国建议，宣布退出关贸总协定，以免优惠关税被新中国继承。这个冒失的举动，致使数十年后中国和台港澳地区不得不重新申请入关，颇费一番周折。
而60年代，新中国全然不把联合国放在眼里，何况一个关贸总协定。1965年初，台湾失去美国援助，重新想到复关，随即获得缔约国大会观察员席位，而中国却支持印尼总统苏加诺退出联合国。那个时代，中国和国际社会结怨不浅，却与不发达国家息息相通。1971年深秋，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23个发展中国家的议案，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掌声雷动，长达两分钟，亚非拉国家的代表甚至跳起舞来。就在这欢腾声中，台湾外交部长周书楷悄悄收好文件包，离开联大会场。
对第三世界的力量，中国没有作出足够估计，当然也就完全没有估计到会如此迅速进入联合国，参加迫在眉睫的联大。于是，外交部最冷清的国际司，一夜之间变得无比重要。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副院长刘光溪博士：当时周恩来总理听广播的时候得知，关贸缔约国大会驱逐台湾观察员资格，觉得对中国很友好。于是要求研究关贸总协定，研究是否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的席位。后来，研究结果出来了，大致有3点。第一，关贸总协定中有很多敌对国家。第二，它压迫第三世界成员，是“富人俱乐部”。第三，即使加入，我们也不必主动。
70年代，发展中国家在世贸中的比重逐步上升，特别是在石油出口方面占了垄断地位。但石油出口国大多不是关贸成员，不具备在关贸中讨价还价的能力。为了和关贸总协定抗衡，它们把联合国贸发会当成“穷国大家庭”。中国也是如此，在这种一经主动便可以轻易入围的机运中，中国视贸发会议为“发展中国家自己的组织”，最终放弃了复关。
【节目主持人曾子墨：到了1980年，中国在人事安排上彻底屏弃掉70年代遗留下来的那部分最左的人，社会生活明显呈现出发展经济的苗头。这一年，邓小平谈论最多的事情是经济特区和扩大企业自主权，此外他还旧话重提，再次倡导“包产到户”。因此，就在中国人民银行创造出奇怪的“外汇兑换券”封锁外币在内地市场流通的同时，国务院却对轻纺工业给予“6个优先”，导致了中国纺织品和关贸总协定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中国曾3次派员，参加关贸总协定商业政策讲习班，列席关贸纺织委员会主持的国际纺织品协议谈判。中国在变，世界也在变。1981年，在联合国贸发会议的压力下，在发展中国家的石油武器威慑下，关贸总协定加入第4章——《贸易与发展》——开始承认发展中国家在“富国俱乐部”中享有优惠和不对等待遇。于是，中国第一次申请关贸总协定中的观察员地位，并且如愿以尝，1982年第一次派代表团列席关贸缔约国大会，就复关法律问题，与关贸秘书处交换意见。
【北京对外经贸大学世贸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汉林博士：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极需要开放往来，于是就选择了关贸总协定。选择关贸总协定，首先是选择的其中的纺织，结果是使中国纺织品的出口大幅增加，甚至是翻了几倍，尝到了甜头。于是中国就想，如果彻底复关，是不是可以得到更大的发展。
【第一任复关谈判代表团团长沈觉人：当时有3方面考虑：第一，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1980年又先后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取得合法席位，也就是说，世界3个主要经济组织，只有《关贸总协定》我们还没有恢复；第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也必然要求更紧密同国际经济合作，也就是后来我们讲的同国际经济接轨；更重要的是第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这样一个优良传统。
1986年1月10号，赵紫阳总理会晤关贸总干事长邓克尔，希望恢复关贸席位，这是中国第一次公开表态。但1986年，没有多少中国人知道关贸是什么，复关申请的影响在海外远远大于内地。当这个消息刊登在《金融时报》、《华尔街时报》、《费加罗报》头版时，《人民日报》只在国际版一个角落简单报了个新闻。
6年前，在国际贸易组织临时委员会执委会会议上，中国人曾在执行秘书长的人选上投了邓克尔的票，于是邓克尔视中国为友，听到中国总理的公开表态后自然高兴。但让他更高兴的是，尽管1986年中国远未把市场经济当作社会目标，经济水平也很低下，但它却大胆选择了以“关税减让”的方式复关。
【北京对外经贸大学世贸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汉林博士：罗马尼亚是齐奥塞斯库统治时期，是死板的计划经济，但它在1973年就入关了，这当然是西方和平演变的需要，但更主要的是它是以“增加进口义务”的方式入关的。1986年，苏联尚未解体，美国需要拉中国，中国如果跟罗马尼亚和波兰一样，以“增加进口义务”方式复关，那很容易，计划经济就可以。但“增加进口义务”弊端很大，关税不变，每年增加5%的进口，不仅权益受到限制，而且没有灵活性。所以，我们选择了“关税减让”方式。
西方高兴坏了，认为中国是要搞市场经济，因此对中国复关抱有极大热情。秋天，关贸总协定在埃斯特角城发起乌拉圭回合谈判，虽然中国夏天才递申请，但缔约方一致同意，让中国做为完全参加方，全面参加乌拉圭回合所有议题的谈判。中国可以发表意见，只是没有最终修改规则的表决权。
【节目主持人曾子墨：在复关谈判的同时，还要参加乌拉圭回合，于是外贸部关贸处是“1个班子”进行“两个谈判”。不过，仅仅是乌拉圭谈判就要涉及银行投资、关税、反倾销、知识产权、电讯等等等等近40个议题，关贸处立刻火热起来。这种情景，早在1971年筹备出席联合国大会时曾在外交部国际司出现过一回。这一回，外贸部关贸处是旧梦重温，希望无限。
中国习惯“大兵团作战”，复关谈判也是如此。其他国家谈判，最多3位代表，美国不过5位，但中国将近30位！那段时间，只要关贸秘书处看到大轿子车，那一定是中国人来啦。今天回头看去，是空前热情，还是机构臃肿，已经无须答案，但这种机构上的重叠扯皮，使我们吃了大亏。1987年春节，中国提交《中国外贸制度备忘录》供所有缔约方审查质疑，但冬天递交答疑稿，却陷入巨大的难局。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副院长刘光溪博士：中国当时的提法是“商品经济”，但在美国，“商品经济”的意思是“大宗散货的贸易经济”。所以美国人问中国，你们为什么要把经济建立在大宗散货的贸易经济体制之上呢？所以体制解答谈了6年，美国还是不理解。最后，1个问题谈出3个问题，3个问题谈出30个，最后谈出了几万个问题。
1988年前后，北京请了很多专家去日内瓦，但讲来讲去，越讲越糊涂。最后，外国人说，你们不要讲了，就回答一个问题，你们搞不搞市场经济？如此简单的问题，却没人能够回答，回答了便是资本主义。于是，对其他国家十分简单的外贸体制审查，却拦住中国的去路。这一刻，中国人可否意识到，中国的复关之路和改革之路差不多是同一条路，而这条路的漫长和艰难，完全可以用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写的那首词来形容——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从头越。
仓山如海，残阳如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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