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shaohua_wujue(老人)
整理人: red_angle(2001-10-11 04:39:45),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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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人对年节很不关心，什么春节、端午、中秋、重阳……好像与我一概无关。但是今年清明节，却使我想起了许多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老战友。全国各地常有由共产党举办的各类追悼会，纪念在长征中、抗战中、内战中、抗美援朝中禾的烈士；普通老百姓在每年清明节也都有扫墓活动。悼念先烈，追怀祖宗是后人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为祖国献身的原国民党官兵又有谁怀念他们。正是“家家坟上飘白带，烈士墓前冷清清”。有的连一个坟也没有，或者当年虽有而今却踪影无存了！
抗日战争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全国人民那时只知道国难深重，唯有团结能御侮，唯有抗战方能图存。不问你哪党哪派，只要你勇敢抗日便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女。我是根据当时的这种想法，今天来写这篇悼念文章的。
抗战爆发那年我还只有十六岁，什么也不懂，而今已成八十岁老翁，历尽了沧桑，尝够了辛酸，已将走完人生的旅途。我在未死前要乘此节日，以记忆所及来写写我的那些不甘作亡国奴的已故战友。
在一九三八年，我们浙江省国民党抗敌自卫团第一支队（前身是浙江省游击第一支队，以后又多次改换番号），奉令由金华、兰溪等地开赴富春江前线接防。前守军移交给我们的是叫“红胡子号兵”的一战士。据说此人是原在陕北打游击的红军战士，至于他如何来到浙江，却无人知道。他善吹军号，一遇敌兵双方开火后便吹号发起冲锋。当时日军龟缩在碉堡内，外出时人数也不多，因此听到冲锋号响，深恐我军人众势大，便迅速撤退。因此红胡子号兵常打小胜仗，在杭富线上颇有名气。但是他墨守陈规，日久便被日军识破。有一次与敌人遭遇，他故技重演。日军却突然来了个反冲锋，红胡子号兵壮烈牺牲！部队官兵和当地人民无不悲痛，为他举行了追悼会，葬于富阳大源公墓。他是我部与日寇打游击战中第一个死亡的基层军官。
我部开赴富春江前线接防后，支队司令赵龙文提出了一句明智的口号：“组织江北人民开展游击战争确保江南安全。”从而政治部便以周开福、程仕根为正副组长，组成了一个敌伪工作组。此时，我适从军士队调入政治部政工队，因而率先报名参加并立即替入了沦陷区。不久，周开福去南岳干训学习游击战争，程仕根便领导全组。他是位老共产党员，是我未来妻子的老师。当时我与他都住在杭县上泗区王安乡，两人住只有一里多路。有一天天未亮，敌人大队人马包围了我们住处的周围，程仕根在白晶被捕，但在住宿处未被搜去枪械和文件，我得到当地游击队员陈树木母亲的帮助逃出陈家木桥。老程被捕后，大家提了营救方案，都以为程的身份还没有被敌人知道，便将他未被捕前为人所开的中医处方为凭证，由几个伪乡长去保释。敌人将信将疑，既不放人，也不立即杀害而囚禁于凌家桥敌据点旁的房子内。支队部决定以武力营救，命我去敌据点将程之囚室墙上画出标记，用一个营的兵力夜袭凌家桥，但终因敌人戒备森严未获成功。他们不明白我们夜袭的目的在于救程，因为这种夜袭在此以前已屡屡发生，敌人虽然还不了解程仕根究竟是否中国兵，但程仕根知道武力营救已经失败，因此自图设法脱逃，可是两次都未成功。在第三次时，便被砍头于凌家桥，连忠骨也无法取回！程仕根是我们敌伪工作组第一个牺牲的战士。
赵龙文是一位儒将，有一片爱国热忱，有收复杭州的决心。自从部队接防富春江后，不断派遣部队，在夜晚渡江至杭富线偷袭敌人各个据点。但是敌兵固守在碉堡内，各条道路都以火力封锁并凭借电网阻止我军进击，所以每次夜袭均不能达到攻破碉堡杀伤敌人的目的，我军装备落后，没有炮兵援助，对优势装备的敌人难以取胜，因此想到了引蛇出洞的办法，把战争改在白天进行（敌人在夜晚是决不跑出乌龟壳的）。第一次以一个营的兵力在袁家浦一带布下了袋形阵地，用二个班左右的兵力，在拂晓前爬上凌家桥敌据点前的狮子山，天亮以后便开始佯攻，诱蛇出洞。满以为凌家桥几十个鬼子兵会中计备歼。谁知佯攻几个小时，敌兵毫无动静，但闻军车声不断。我是奉命驻在狮子山前良户村传递情报的人负有监视敌情的任务，所以向指挥官建议严重注意。不料建议刚送出，敌人的大炮齐鸣了，炮弹全落在良户至袁家浦一带，接着敌人大部队疯狂出击（事后知道这些部队都从杭州调来），西面富阳方向的敌人也向我军压来。我军是从小沙岛渡江北上的，背水之战遇此强大的攻势，深恐难以渡返，只得撤退。幸好渡江时的船只都傍在北岸待命，各连得以乘船南返。但担任掩护撤退的第七连却陷在敌人重包围之中。连长朱屏之原是抗大学生，部队初建时便与胡嘉权、陈剑形两同学在我部任基层干部，他勇敢善战是位好连长。此次担任掩护责任重大。当我部撤退完毕，敌人还在袁家浦后时，我就奉令带同游击队员前去抢救伤员。我们到了袁家浦村西南的一座破庙里时，就见到了连长的尸体，他心脏中弹，血溅全身，臂上缠着的白色识别袖套也成了红色，手上还紧握着驳壳枪。庙南竹林中还躲藏着十多个爱伤的战士，有的臂落，有的足断，想见当时战斗之惨！这些伤员大部份都认识我，还叫着我的名字，我们全把他们护送至南岸。此情此景我终生难忘！
这次战役中牺牲的朱屏之连长及其他官兵均葬在大源公墓。而今墓已不在，忠骨难觅了！
由于我部的不断出击并且组建了游击部队，使敌人日夜不得安宁，电讯和公路经常受到我们的破坏，日寇便策划了一次东州沙战役。他们在一九三八年秋冬之交的一个晚上先从东洲沙西面涉水渡江，绕至灵桥北岸切断我军退路，然后于拂晓后在东面紫沙渡方向向我军猛攻，先以猛烈的炮火轰毁我沿江工事，继而发射催泪弹，使我军士兵喷嚏连连，以至于无法瞄准，然后以橡皮艇强行登陆，登陆后直向里山渡南进。西翼敌军在切断灵桥渡同时，分兵包围了我军士队驻地，在黑夜中打死了队长叶润华，冲进了士兵宿舍，可怜我军士队受训学员，使用的是老毛瑟步枪，没有配备刺刀，在混战中以身体迎战，死伤近半。敌人东洲沙登陆后的当晚，总司令黄绍宏电令支队司令赵龙文要寸土必守，赵立即迅速调运了炮兵增援。赵于次日清晨组织了两个营的兵力从里山渡附近渡江反攻，炮兵担任了掩护。我军发炮大出敌人意料之外，他们的目的不在于占领我阵地，仅仅是为发报复，一见攻势强大便急速撤退，真是逃的比追的快。敌军一撤，我就奉命率队清理战场，先到军士队驻地，就看到叶队长和两个哨兵倒卧在步哨亭内，叶队长是头部中弹。一进入队内但见遍地尸体。我是从军士队调到政工队的，该队班长以上干部几乎全部熟悉，翻了一具尸体，叫声这是邹国桢班长，看了另一具尸体哭一声张晶班长…………大部份遗体身上都是刺刀的伤口，有几位受伤而未死，被急速送江南。现在回忆起来还是悲愤难禁！
死难者的忠骨也都葬在大源公墓，记得叶队长墓前还树立了一块石碑，石碑上的字是赵龙文亲笔写的。
在沦陷区我们喜欢唱游击队歌，其中一支歌有几句我还能记得：“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我们的游击队除了少数小队长干部，以外的队员都是不脱产的当地农民，不拿国家半分钱。粮食和枪械奇缺，所以抢敌人的枪和粮是我们最要紧和最喜欢的战斗。那时杭富线上敌人各个据点的粮食和其他军需都是由杭州敌方指挥部供应的。当时我们虽然缺乏可靠的情报来源，也没有现在这样发达的通讯设备，我们只能派出专门部队隐伏在杭富线公路两侧，实行“守株待兔”。有一次由俞子祥率领的小分队，埋伏在金家岭上，当他们发现一辆军车装满粮食，由杭州驶向富阳时，他们便开枪拦击。眼看军车已被逼击停，车上日寇已被击毙便冲下山去，准备抢粮和毁车，谁知两个鬼子未死，隐卧在车轮旁，他们瞄准了托着机枪下冲的俞子祥，一颗子弹击着了捷克式机枪上上翘的弹夹，弹夹被引爆炸开，俞子祥被碎片击中打死！虽然两个鬼子最后难逃被击毙之命，但当我们上车扛粮不久，敌人中村和祝家村的军车赶来救援，怕吃大亏，只得抬了俞子祥的遗体撤退。葬了俞烈士后，他的父亲从诸暨赶来，老年丧子悲痛不已。我们征询他的意见，是否要把遗体运回，他却说：“不必了，让子祥安息吧！”老人虽不识字但通达情理，他也深知：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
我无法继续写下去，因为一写到这些抗日英雄，我的心便激动得要跳出来。我已年迈，记忆力衰退，许多抗日事迹，无数英雄姓名已经记不清楚了。
上述写到的已故老战友，有的连遗体也没有下落，有的大多葬在富阳大源烈士墓。据闻墓已不在。当年他们牺牲时，家属多数不知，诚如《吊古战场》一文中所说“其存其没，家莫闻知，人或有言，将信将疑。”可怜他们为抗战而捐躯，至今却无人纪念，在“文革”时他们的家庭成员甚至还要戴上“反革命分子家属”的高帽子，受尽折磨。天下之不公有甚于此乎？
今日的中国虽然还不很富足，但与抗日时期相比，我们已经强大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今日的强盛打下了基础。饮水思源，对这些为抗战而牺牲的英灵，怎能不悼念？！怎能不起敬？！
抗战的胜利，决非一个人或一个团体之功，那是全国人民历经八年的苦战，付出了几千万人的生命和无可估算的财产得来的。
来之不易啊！
近来，日本政府歪曲事实篡改历史教科书。他们尚在美化当年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国人民虽然那么大量那么大度，放弃了战争赔款，但是时至今日，他们连一个正式的道歉也没有。我们再也不能太苛待自己的同胞，千万不能忘记为抗战而死的烈士。只要当年真心参加抗战又何必要分个彼此。一个国家最强大的力量便是人民的向心力。祖国已经强大了，你们当年的愿望实现了，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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