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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人: yanboguang(2002-07-24 16:38:37),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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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门·寺·文·化·概·论
韩金科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为珍贵的部分之一，拥有无比强大的生命力。重视文化资源的发掘与应用，是每一个民族继承并改造本民族文化传统，以吸收和融合世界先进文化，求得进步与发展的必由之路。
1987年4月3日，法门寺唐塔地宫文物在湮没1100余年后重新面世，引起了全世界宗教界、学术界，文艺界等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研究者的广泛注意，被认为是堪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湖北随县曾侯乙墓。陕西临潼秦陵兵马俑从葬坑等建国以来重大考古发现相提并论的重大收获。
法门寺，位于陕西省扶风县城北10公里的法门镇。东距西安110公里，西至宝鸡90公里。这里为周秦文化的腹地, 3000年来人文荟萃，是《诗经》中誉为“堇荼如饴”的地方,风光绮丽,土地平旷。
法门镇因寺而名，寺因塔而建。
建塔旨在以“灵迹”化人，是布道时以教理喻人的补充方式。
公元前6世纪，在南亚次大陆，在喜马拉雅山南麓，诞生了伟大的释迦牟尼，他所创立的佛教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不仅照亮他的印度故土，还借助南太平洋季风飘香异国他邦。几百年后，天竺和中土之间数万里长的漫漫旅途上，往来布道和取经的高僧络绎不绝，于是出现了中国本土文化和印度佛教文化的交汇。印度佛教文化面对强大的文化屏障，以其机敏权变、滴水穿石的渗透精神，终于破壁而入。面对南来的异域文化，古老的华夏文明以落落大方、自信自尊的姿态，从容地吸收、改造、整合。如梁启超所言：“中国智识线与外国智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将来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佛教以新的面貌在中土生根、开花，结出绚丽的文化硕果，并与中国本土的儒教、道教平起平坐。此后，中国后来居上，成为大乘佛教的领袖国。
公元前272年印度阿育王分撒佛之舍利于各处，唐初法琳（破邪论》记述：“佛既去世，弟子等以香木焚身，灵骨分碎，大小如粒，其色红白，击之不坏，焚之不焦，每有光始神验。灭后116年，有阿育王以神力分佛舍利，使于诸鬼神造八万四千宝塔，今洛阳、彭城、扶风、蜀郡，姑藏、临淄等，皆有塔焉，并有神异也。”按法琳的说法，法门寺塔是印度阿育王役鬼神之力所建。
阿育王造塔一说暂且不论，但《破邪论》肯定了两点：佛教初传中国，扶风是最早建塔的地方之一；此塔痊埋有佛舍利。
以后，这里为华夏历代王朝所拥戴而成为我国四大佛教圣地之一。公元558年，北周统治者在这里肇启塔基，开供养佛指舍利，弘扬佛法之先河，法门寺名声大振。
有唐一代，尊奉法门寺佛指舍利为护国真身舍利，敕命宏建地宫供养，重修佛塔，旌表为大圣真身宝塔；扩充寺域，建瑰琳宫二十四院，富丽庄严，堪比皇宫；御令广度僧尼；皇族每每在这里以身事佛，法门寺恰升为皇家寺院，自太宗敕命开示佛指舍利始，高宗、武后、中宗、肃宗、德宗、宪宗、懿宗、僖宗等八位皇帝每30年开启法门寺地宫，以宝帐、香舆、幡、盖迎奉佛指舍利于长安、洛阳宫中供养，并饰以金玉、锦绣、珠翠等，集历代事佛侈糜之大成。
李唐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空前繁荣昌盛的时期，这一时期国家统一，疆域辽阔，交通发达，经济繁荣，外交活跃，人才济济，文化界更是万紫千红、异彩纷呈。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来自异域他乡的印度佛教文化在原汁原味地保持了几百年之后，其大乘佛教于隋唐之际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日渐被中国文化吸收，并世俗化、艺术化，成了大众佛教。在繁荣的同时已嬗变为中国佛教，当中国禅成为佛教主流时，中国佛教已成为更社会化的人间佛教。这张外来文化的“皮”终于植在了华夏文明的肌体上，嬗变后的佛教文化其中国特质成为华夏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成为东方文化与文明的支柱。
隋唐时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无论是佛教经典的翻译整理，还是佛教义理研究的总体水平，以及佛教向东南亚的延伸传播，都达到了新的高度，长安实际上已成为世界佛教第二故乡。法门寺以其真身宝塔的存在而雄视关中；虽寺宇林立，但“三级风檐压鲁地，九盘轮相壮秦川”的雄壮气势使得关中诸寺与法门寺形成了“犹如众星之拱北辰”的壮丽场面。（《陕西佛寺纪略·法门寺》）诸帝礼佛和历次修茸，开创了法门寺的辉煌，以其国寺、宫寺、总道场的崇高地位执长安佛教之牛耳。虽然不可忽视玄类译经的大慈恩寺以及东南名刹，但就当时的夺人声势和整体影响而言，都不可能与法门寺相比。
唐代中国佛教的鼎盛以法门寺为核心，牵动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学技术以至中外文化交流等各个领域。五代以后，法门寺虽渐有衰落，但历史积淀而成的法门寺文化却随着社会的发展愈为丰富。此外，除佛骨文化外，诸如苻秦时才女苏若兰于法门寺织成文学奇观璇讥图、明正德太监刘谨在法门寺公断玉锡案等，使得法门寺处于我国历史文化的特殊地位，为历代人民所景仰。
唐咸通十四、十五（873一874）两年，唐豁、僖两宗父子迎送佛指舍利。为供奉事，皇室赏赐规模惊人，数千件稀世珍宝被送人法门寺地宫，按照佛教的最高仪轨，完成了举世仅存的地下礼佛阵容，被埋入地下，千余年来不被人知。明隆庆三年（1569），唐塔倒毁，万历七年（1579）至三十六年（1609）修成十三级八棱砖塔，唐地宫不曾扰动。
公元10世纪至今千余年里，即宋、金、元、明、清、民国各朝的佛教整体上是“壮则衰”。禅宗、净土宗虽流传不绝，其他各宗则现颓势。公元7世纪，印度后期盛行的密教传人西藏，形成藏语系佛教，在青藏一带一直呈良好的发展势头。但这只是局部的发展，就整个中国文化而言已成多元格局，宋明理学异军突起，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挺进“中原”，佛教文化虽未败北，但已黯然失色。
法门寺文化以华夏文化为母体，且具有“全息坯”，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但这仅是其一端。自唐入宋，帝都东移，长安不再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法门寺不再可能成为宫廷的内道场。长安佛教文化圈渐趋冷清，关中地区的“佛教热”降温，法门寺的香火岂能如唐时鼎盛？加之全国经济重心东移，江南僧人便大举宏丽寺院吸引四方香客，局面火爆。相形之下，法门寺地处西北一隅，难免有几分寒伦。纵有高僧大德也难挽颓势，衰落便注定了。
这段时期，以“阴阳互动”论之，不妨看作法门寺的“阴伏”时期，即继轰轰烈烈后转入相对平静，乃至停滞。大唐诸帝礼佛毕竟是一时的历史现象，岂能代代如此！但“阴伏”不是消亡，它酝酿着新一轮的循环，出现新的“阳动”。“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之谓也。
1949年，是中国数千年文明史的又一条分界线。萧索的法门古寺还在梦中回味盛唐时期诸帝迎佛的辉煌，建国的礼炮使她醒来，睁开朦胧睡眼，看到的是一个精彩的世界。她想：我还能焕发青春活力么？面对新的意识形态，是突破“壁垒”，还是“融合”？她开始了新的探索，希望能找到存在的依据和与新社会的“契合点”……
虽然处于无神论的时代，但党和人民政府的宗教政策十分明确，保护正当的宗教活动，僧还是僧，寺还是寺，政府不横加干涉。寺院在政府法令许可的范围内积极开展宗教活动，灌输真、善、美成了“普度众生”的教育内容之一。但实事求是地讲，建国之初对党的宗教政策执行得不尽如人意，法门寺存在艰难，遑论发展！50年代寺宇萎缩，僧已不僧，寺己不寺，几至香火无继。60年代又遭受“文化大革命”法难，——在她漫长的岁月里，这已是第五次的考验。法门寺的厄运并未就此为止， 1981年8月24日上午10时，真身宝塔竟然被一劈两半，一半化为残砖断瓦委弃于地，一半残塔在空中摇晃，岌岌乎殆哉！——怎么也没想到，毁灭之后是新生。无论政界要人，高僧大德，或一般庶民百姓，都说：“我们不能没有法门寺！”于是大家着手恢复这座千年名刹，1987年2月发掘塔基，4月3日，沉睡1113年的唐代地宫重见天日。地宫中发现了一大批珍宝的消息令世界震惊！
千余年后的法门寺地宫珍宝不是可估价交易的古董，而是负载着华夏文化内涵的文物文化载体。编号特1至特4的4枚佛指舍利在地下掩埋1113年后重新面世，这是世界佛教界的大事，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头号新闻。一股强劲的佛骨旋风顿时席卷大半个地球，法门寺——这个古周原上的千年古寺又一次闻名天下。不仅仅如此，还有那121件辉煌灿烂的金银器， 400多种（颗）玲珑光洁的珠玉宝石， 13件已失传千载神秘莫测的令瓷学家为之喜出望外的秘色瓷， 17件证明中国玻璃史始于晚唐的玻璃器皿，数十件巧夺天工的丝金织物，揭开唐宫茶道神秘面纱的宫廷茶具……这一切，组成了一个令人目炫的珠宝世界，其文物以数量多、质量高、保存完好、纪年明确，以及集群性、系列性、高等级诸特点，强烈震撼了中外考古学界和中外文化界。各界名流均称誉法门寺地宫为世界“第九奇迹”。这是继半坡、秦兵马诵之后又一次重大考古新发现，不论在社会政治史、文化史、宗教史、科技史、中外交流史、美术史等诸多方面的研究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它的发现和展示，揭开了华夏历史积淀而成的法门寺文化的新篇章，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幸事。
为了弘扬祖国优秀的历史文化，在这批稀世珍宝面世的同时，人民政府修复宝塔，扩充寺院，修建了法门寺博物馆。为了使陈列、保存条件与唐代帝王珍宝相匹配，按照唐阿育王塔内铜浮屠的形制，建成了25米高， 2500多平方米的三级仿唐阁，与法门寺真身宝塔相呼应。这一独具特色的仿唐建筑被评为陕西省80年代十大建筑之一， 1990年两次荣获国家建筑行业最高荣誉鲁班奖，另外还修筑了贵宾接待、影视、学术报告多功能仿唐大厅等；仿唐大门、围墙等建筑勾画出博物馆近4万平方米的唐式庭院。
1988年11月9日，法门寺对外开放。短短十年间，以旅游和文化交流为纽带，以佛教文化的研究和弘扬为载体，国内及国际间很快兴起了前所未有的法门寺热。同历史上每一次重大发现一样，人们在高度评价法门寺文物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之余，不禁要深究其产生、发展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以便找到它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因而，作为这一文化遗产的守护者和研究者，就不能不对此作出尽可能的寻根溯源的努力。
所谓法门寺文化，就是法门寺及其在一千七八百年发展的历史上形成的丰富的文化积淀。这一丰富的文化积淀是古代中国本土文化与主要经由丝绸之路而东渐中华的佛教文化相互结合的产物。法门寺以瘗藏佛指舍利著名，是我国最高级别的佛教寺院之一，在汉唐时期，特别是在唐代，以佛骨、珍宝而居于其他任何地方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所以法门寺文化不是一般的地方文化或区域性文化——尽管它不可避免地带有地方环境的文化烙印。从文化学研究开展而言，相对于已经逐渐获得普遍承认的东方的中国文化、佛教文化等文化体系，法门寺文化应属于其子系统文化或次子系统文化。不过，它既然以法门寺这个文化质点为中心，形成诸多文化结丛的有机联系与集合，便有其独立的意义。我们当从剖析法门寺文化在历史学，考古学、佛学、文学艺术等诸方面研究内容入手，概观法门寺文化在华夏文明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摘自《法门寺文化与法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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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言 **************
善似青松恶似花，青松美艳不如花。
终须有日雪霜下，只见青松不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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