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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人: yvonneh(2001-10-06 14:15:42),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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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彦威先生在《论宋诗》中曾指出：“变唐人之所己能，而发唐人之所未发、、、、、、宋诗虽殊于唐，而善学唐者莫过于此。”有具体的说明聊两者的异同：“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唐诗如（？）药海棠，浓华繁彩；宋诗如寒梅秋菊，幽韵冷香；唐诗如啖荔枝，一颗入口，则甘芳盈颊；宋诗如食橄榄，初觉生涩，而回味隽永；譬诸修园林，唐诗则如叠石凿池，筑亭辟馆；宋诗则如亭馆之中，饰以绮疏雕栏，水石之侧，植以异卉奇葩；譬诸游山水，唐诗则如高峰望远，意气浩然；宋诗则如曲涧寻幽，情境冷峭；唐诗之弊为肤廓平滑；宋诗之弊为生涩枯淡。虽唐诗之中，亦有下开宋派者，宋诗之中，亦有酷肖唐人者；然其论大较，固如此矣。”缪先生以上所述，虽不能完全说明宋诗的特点，但的确给予了宋诗一个客观而公正的评价，也使诗词爱好者对宋诗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在文学史上，有许多诗人和诗话作者是对宋诗持否定特点的。就当时而言，宋诗就遭到了严羽（沧浪诗话作者）的严厉批驳，他提倡“诗必盛唐，不做开元天宝以下人物”，不然则是“有下劣诗魔入其肺腑之间。”他不无挖苦的论宋诗：“国初之诗尚能沿袭唐人、、、、、、至东坡、山谷，始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夫岂不公，终非古人之诗也。”作为一个批评家，任何人都有权标榜自己所推崇或爱好的风格，但我们欣赏古诗词，则必须用历史的眼光，对于各种不同的作品极其风格进行全面的分析，而不能墨守成规，人云亦云。
首先，我们来看看宋人为什么以文字为诗。在宋以前的唐代，那种以浑雅空灵为主要风格的诗作已经达到了及至，如果宋人还沿袭这种风格，则根本无出路可言，这就迫使他们求新求变而不同与唐人。“文字”一般有两个意思，广义是指书面语言而言，狭义则指散文。这里显然是指以散文为诗。大家知道，散文又是和议论有着紧密的联系的，而这种联系，并不排斥文学艺术的最本质的特点------形象性。富有思辩性的散文，当它被移植到诗歌之时，我们就会发现两种情况：一是散文化的议论本身有助于突出作者自己的形象，宋人许多的政治诗、咏史诗就证明了这一点。二是许多议论，当它们用比喻来表达时，也充满了生动活泼的形象，而并不是枯燥的说理。关于文学作品要不要突出作者自己的形象的问题，使我想起法国作家福楼拜的一段话：“艺术家不该在他的作品中露面，就象上帝不该在自然里露面一样。”他的这番话在很大范围内说明了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正如曹雪芹，明明贾宝玉就是他的影子，他却说写书的人是什么“石兄”，由空空道人抄来，他只不过是拿来删阅而已。老福所说对于诗歌而言则有失偏颇。这一点，从古今中外那些优秀的诗歌里面可找到最好的说明。
人类社会文化的积累和语言的反复使用，自然有不少可供后人学习借鉴的故事、成语，也就是我们说的“用典”。诗歌到底该不该用典？除了严羽讽刺宋人“以才学为诗、、、、、、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使务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复终篇，不知着到何处。”以外，南朝钟嵘（诗品作者）也持反对意见：“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
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
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
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颜延、谢庄，尤为繁密，於时化之。故
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
者，浸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
罕值其人。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虽谢天才，且表学问，亦一理乎？”其实这个问题应该一分为二的来看。作者在作品中的用典，是要让读者更准确的体会自己所要表达的思想，而不是相反。用典风气的形成是和学术、文化的昌盛有关系的。宋代诗人多数是博学之人，他们高层次的文化素养必然会体现在他们的创作之中，这也反映了宋诗的特色，对于这一特色的优劣要进行具体分析，而不能一概持否定态度。晋代的陶渊明可以说是第一个善于用典的诗人，但他能“用事而不使人觉”而达到如同己出的“胸臆语”，宋诗除了少数能达到这个境界，多数确实给人以“掉书袋”的感觉。说到宋诗的“以才学为诗”就不得不提到黄山谷和“江西诗派”。“江西诗派”是宋代最为盛行得诗歌流派，他们以杜甫为祖，黄山谷、陈师道、陈与义为宗，作诗提倡“活法”，要求字字有来处，主张“夺胎换骨”“点铁成金”。黄山谷《答洪驹父》书曾说：“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今陈言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他由于自己独特的爱好和修养，对典故十分熟悉，运用起来很在行，竟将创作中的用典绝对化，这显然是一种既不符合事实也行不通的主张。他的这种主张，自己也不能完全实现，象他的“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春风春雨花情经眼，江北江南水拍天”就谈不上什么用典，可算是“天生好言语”。所以，对于他的主张，我们不必“听其言而信其行。”如果创作没有真实感情，而是为了堆砌典故，自夸文采就离开宋诗风格的宗旨而有“特剽窃之黠者耳”的话柄了。
袁枚《续诗品。著我》说：“不学古人，法无一可。竟似古人，何处著我？字字古有，言言古无。吐故汲新，其庶几乎！”。这就说明了文学艺术都有它的传统性何继承性。“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也不是宋人的独创。早在六朝就有这些风格的作品了，结果被钟嵘所责难（见前钟嵘语）。而唐人早就开创了诗歌散文化的道路，宋人只不过将其发扬光大而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细细比较一下杜甫、韩愈、王安石、苏轼的诗就不难发现这一点。宋人变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也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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掬水月在手
弄花香满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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