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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人: riversider(2001-09-29 11:30:13),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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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为什么会成功
本期采访对象： 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
采访手记 □本报记者 童 辰
王宇博士是我多年的朋友，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一位时下不多见的治学严谨、思路清晰、功底扎实而又不喜炒作自己的学者。
大约三四个月前，她给我一个电话，说她翻译了索罗斯一本“非常特别”的书。
她说的就是索罗斯的《开放社会》。
她在译后记里写道：“索罗斯先生开放社会的思想基础是，由于我们的理解力天生就是不完善的，我们设计的制度总会有缺陷，完善是不可企及的，因此，我们只能选择次优；一种不完善、但愿意并可能被不断改善的社会——开放社会。可错性理论之所以难以被世人接受，原因就在于我们对完美、永恒和终极真理的追求过于执著。事实上，我们永远也达不到完美和永恒，只有死亡才是永恒的，但生命却给了我们认识和改善的无限机会，尽管它也是不完美的。认识到人类的可错性和不完备性对于我们的思维发展和社会进步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对索罗斯先生的采访是几个小时前他前往首都机场的路上，尽管在他的专机前还耽误了“a moment”，总觉得很多该问的问题还没有问。因为……
昨天晚上，我还在网上搜寻了许久，发现索罗斯虽然大名远扬，但关于他的一切，他的过去，至少对普通的中国人来讲，还是个谜。
14日上午，索罗斯在《开放社会》中文版出版座谈会上，有一个简短的演讲，我尽可能完整的记录了下来，读完这段文字，读者诸君就能发现，索罗斯的今天的成就，其实都跟他大学时期初步形成的开放社会思想有关：
我关于开放的社会的思想，最早是受波普的影响。波普认为，科学理论最终是不能得到证实的，所以世界上不存在一种最终的真理。
但是理论可以指导实践。
事实上，得出一种理论是不可能的。太阳每天都从东方升起，这不意味着太阳明天还会从东方升起。
但是你可以假设，太阳明天还会从东方升起。
所以，真理都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而假设是可以被推翻的。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想法：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和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是不完整的。
有这样一种理论：如果假设的跟实际相符，那就是真理。
但是如果我们的活动可以影响活动本身，那么这种活动就不是独立的。在这种情况下，理论与实践之间就不存在符合不符合的问题。
我把这种现象称为反馈。
所以我们考虑周围社会的不确定性、不完善性、被扭曲的反映……可能我刚才讲的就是不确定的，但是它还是有用处的。
把这种想法应用于金融市场，我觉得这是我成功的一个因素。
正是基于这种假设，我考虑到一个问题：开放社会的问题。
我对开放社会的定义是：开放社会从本质上是一个不可能完善的社会，人为的安排都是不完善的，所以，它必须是开放的。
正是因为没有终极真理，所以必须法治，让大家遵守游戏规则，还有，独立的司法。还有机制：当现行的法律不适合，可以改变。
我说的这些，是西方民主的组成部分，不是说这些就适用于中国。
我认为几乎所有人的观点从本质上都带有偏见，如果能自我批评，使偏见尽可能减少，那么作出的安排就能尽量符合自己的理想。
正是因为总是持批评态度，所以我在金融市场能有所收获。
索罗斯的批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自己偏见失误的批评，可以使损失减到最小；一个是对其他客体的“批评”，就是发现缺陷，并获利。
他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他发现亚洲国家金融货币体系有个缺陷——跟美元挂钩。“1996年底，（我）已经确定这种体系必将崩溃，所以……”
“马哈蒂尔把责任归咎于我，这是不对的。是他的政府管理不当。”
“危机发生后，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试图减轻影响。其实，不管有没有我们，危机都会发生。”
“应该说，我的集团是引发危机的金融市场的一部分。”
“我关心数以百万计的人民生活受影响，所以，我希望能为将来不发生这种危机做些贡献。”
“在书中（《开放社会》），我提出，如何改革国际金融架构，使不发生这种危机。”
“但是，正如我刚才所说，观点与社会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关系，所以，不管作出什么样的安排，都不可能完全正确。不能认为能找到一种永久的解决办法，要根据国际形势变化改变。”
名家专访
这几年，对我以后的事业帮助很大
记者：我的一些朋友包括读者朋友，都很关心这样一个问题：索罗斯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干过些什么？他过去恐怕不像现在这么厉害吧？他是怎么变得那么厉害的呢？
索罗斯：我1930年生人。14岁的时候，德国纳粹占领了匈牙利，我是个犹太人。如果不是我的父亲给我们做了一些假的身份证件，我可能已经给德国人杀害了。
二战以后，匈牙利又被苏军占领。苏联人我也不喜欢。1947年，我17岁的时候，终于想办法去了英国。
14岁以后的一段时间，我生活在一个很严酷的环境中，经常有生命危险。这几年，对我以后的事业帮助很大。这段时间，有点像有些人说起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那个时期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可能也有我类似的心路历程。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对中国人有很大的同情感。
到英国后，我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学习。这段时间卡尔·波普对我的影响很深刻。他写过一本书：《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我的开放社会的哲学思想就是在那个时候形成的。我的这个思想对我在金融领域的成功有很大的帮助。当我在金融领域取得成功，赚了很多钱，足以让我和我的家人过一份不错的生活以后，开始考虑怎样为开放社会做点贡献。
那是1979年，我建立了一个开放社会基金。这件事不是我自己去做，我自己还在金融领域发展。比方说，我建立了一个对冲基金。到这个时候它的规模是1亿美金，作为经理，我能够得到盈利部分的20％。这个基金是1969年就开始的，到了1979年，已经赚了10年钱了。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完成了我的学业
记者：是不是1969年以前，您还不是很有钱？
索罗斯：是。1947年到英国的时候，我很穷，只有我父亲从匈牙利寄来一点钱。所以我必须做临时工以维持生计。
记者：您都干过些什么？
索罗斯：夏天的时候帮农民做工，比方说摘果子，晚上到做罐头的地方帮忙。我还当过油漆工，圣诞节的时候，也在火车站帮人搬运行李——就是在这个时候把腿摔折了。
英国的福利特别好，我住了大约一个星期的院，以后的几个月生活都有补助。
但是平常没有。而父母在英国的学生，他们上学可以得到政府的资助。我没有，我的父母在匈牙利。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完成了我的学业。
1956年，我接受了这个邀请
记者：您的生活是从什么时候发生转机的呢？
索罗斯：在英国的时候都没有。毕业后，我在一家小公司找到一份工作，这家公司经营一些皮夹子呀，假的宝石首饰呀等等。后来我成为这家公司的销售人员。
但是我不是很喜欢这份工作，所以，就去了伦敦的一家投资银行。
在那的时候，我碰到一个美国人，他问我有没有兴趣到纽约去工作。
于是1956年，我接受了这个邀请。
基金和基金会
记者：此后，你的境遇就开始好转，一直上升了？
索罗斯：是，到美国是我的转机。先从事证券买卖，然后做了一段研究工作，然后我就成为关于欧洲证券问题的一个专家了。
到1966年，我在我工作的公司内部，建立了一个小的基金。
到1973年，我离开了这家公司，建立了自己做主的一个独立的基金。这个基金的运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平均来讲，投资人的回报率每年达到34％。这个基金也从1300万发展到130亿。
1979年，这个基金的规模已到了1亿美元，于是，在这一年建立了开放社会基金会，当时定的是每年给开放社会基金会300万美元。
从那以后，我介入的基金会越来越多。
1984年，在匈牙利建立了基金会，那个时候，匈牙利还是社会主义社会。
1986年，在中国也建立了一个基金会。
1987年，在苏联建立了。苏联解体以后，我在很多国家建立了开放社会基金会。
随着生意的成功，对各个基金会的经费支持产长特别快，从最早的300万到3亿，现在我每年给这些基金会差不多5亿美元。
这些基金会中，除了中国的在1989年关闭外，其他的发展都很好。
所以在我建立基金以来的35年当中，只有一年，我是亏了
记者：与您同时进入证券领域的人很多，有类似经历的人也很多，为什么只出了一个索罗斯呢？
索罗斯：我也经常这样问题自己。也有人问我：你成功的诀窍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我知道我没有秘诀，我知道我不知道什么东西。我的一个基本认识是：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是完美无缺的，所有的概念所有的事物都有它内在的缺陷，我就力图去找到这些缺口或弱点。对许多事物，我有我的看法，别的人有他们的看法，而我的看法与他们的看法有很大不同。所以我要么赚很多很多钱，要么赔很多钱。
但是，我知道我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于是就尽可能发现寻找自己的错误，所以我尽管有的时候赚钱有的时候赔钱，但总是能把赔的钱控制在某个范围内。
所以在我建立基金以来的35年当中，只有一年，我是亏了。
但我建立了这个基金会，这个就是我的动力
记者：您不断赚钱——因为我知道整天跟数字打交道是很枯燥的，是什么推动您这么持续不断地做他呢？
索罗斯：1979年的时候，我已经有很多钱——差不多3000万吧，足够我和我的家人生活。但我建立了这个基金会，这个就是我的动力，我赚了钱就可以放到基金会，这样可以弘扬和倡导我的开放社会的想法。
记者：就是讲，其实也不是为赚钱而赚钱。
索罗斯：是。对我来讲，钱只是一种工具。
尽早发现自己的错误和不足
记者：对中国的基金从业者有什么建议吗？
索罗斯：发现错误。尽早发现自己的错误和不足。
记者：在您的眼里，中国的证券市场制度设计，肯定也有不足的地方。比方说，您是个医生，如果请您诊断一下，您要收多少钱？
索罗斯：诊断是不要钱的。但我会利用我的诊断来赚钱。
我是个评论家。就像电影有评论家、艺术有评论家一样，我是金融市场的评论家。但是我不通过发表我的评论来赚钱，但会利用我的诊断、见解做生意。
所以，我是世界上的评论家中最高的一位。
我更感兴趣的是建立开放社会这个目标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您也会老的，您怎么样作出安排？让您的事业在您身后还能继续发展？
索罗斯：我可以通过我们基金会，我的书——有的书在中国也发表了。通过这些来传播延续我的思想和事业。
记者：什么事情都是靠人来推动的，而且我听说，您已经在选接班人了。
索罗斯：对于生意这块，我是在挑选接班人，因为对于赚钱，我不是很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慈善事业，建立开放社会这个目标。
我曾经有一个非常好的副手，从1989年到去年，他为基金做了很多事。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人，我可以抽出时间整理我的哲学思路，实践开放社会的构想。
他后来因为亏损很多辞职了。他离开以后在生意上我不得不多费些心，但是我还在找这样的人。
记者：一个很小很小的问题，您在上大学时候学的知识，对您以后做生意有多少发挥了作用。
索罗斯：在最早的几年，好像没什么作用。此后，都特别有用——在学校学的东西。
记者：是直接发挥作用的吗？
索罗斯：更多是间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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