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sboy()
整理人: ashleyliu(2001-09-17 18:19:48),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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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999年以科索沃事件以来，中国民众的反美情绪已经使知识界和国际舆论感到震惊，但是，中国民众对这次事件的反应仍然超越了理性所能预设的底线。在9-11大惨案中，可以说是非是非常清楚的，但就是这种简单的大是大非问题上表现出的狂热或冷漠更值得反思。当然，我知道仍然有很多中国人并不抱有隔岸观火甚至幸灾乐祸的态度，表现出这种态度的中国人仅仅是一部分，但这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种情绪，其在社会阶层和地域上的分布之广是足以令人重视的。这些中国民众到底怎么了，是什么让他们看到邻居受难时如此无动于衷甚至谈冠相庆，即使美国的头号敌人卡斯特罗和卡扎菲都在这一问题上坚决站在美国的一边？在这次令人发指的大悲剧中，除了个别国家，中国几乎成为了距离人类主流文明最遥远的地方。是的，仅仅表示绝望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反思，众多的中国民众的这种反应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不能穷尽
各种原因，我理解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1989年以来的政策环境
首先，我以为中国民众的反美情绪和1989年以来这10余年的政策环境、舆论环境有关，群众特别是学生是容易被国家教育、被意识形态暗示的，也更容易被不客观的舆论所引导。1989年中国出现了举世瞩目的政治危机，中国政府解决危机的方案之一就是把中国自由主义思潮和美国等同起来一起反驳，同时，转移国内危机需要一个外部敌人，由于同一个原因，美国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中的敌人。当然，美国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批评导致了中国官方更积极地在其垄断的舆论中凸现美国的负面形象。也就是说，对一般中国民众来说，美国就是官方所描述的美国。这种舆论环境和教育环境对于一般中国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导向性的舆论说教通过两个方面来进行：一方面，主动向社会灌输美国的所谓罪恶行径，另一方面，通过媒体垄断封闭资迅的畅通，使民众无法了解更多的事实真相。总的说来，90年代中国的“舆论导向”政策是基本成功的，这在科索沃事件中就得到了证明。中国民众几乎对科索沃事件的来龙去脉一无所知，对米罗舍维奇在科索沃地区所执行的政策一无所知，他们知道的仅仅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如何在南斯拉夫狂轰滥炸，他们更不会把这种选择看作是一种不得以的人道努力。我们看到，即使到了今天，还有中国民众用5-8事件来为他们对9-11灾难的幸灾乐祸来辩护。事实上，美国在那一事件中已经向中国道歉了，而且，中国民众对5-8事件全部真相的了解同样是信息失真的。在世界历史上，这种情况并不罕见。汉娜-阿仑特就这样谈到过30年代德国人的精神，她说：德国人靠谎言和愚蠢为生，而愚蠢达到了闻所未闻的地步。遗憾的是，在这个所谓的信息时代，大多数中国人仍然生活在这一时代之外，显然，这首先是政府强制管理的结果，然后才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
二、愈演愈烈的理性缺陷
中国人的精神更多具有一些专家所说的“群众思维”和“文学思维”的特征，这是一种世代相传的思维结构，当然，当代的“社论体”汉语表达方式对此提供了更现代的支持，使传统的汉语思维的理性缺陷进一步政治化全民化。我们知道，在西方，希腊文化奠定了西方理性主义的传统，尽管在西方的思想史中也存在文学思维和哲学思维的对抗，但文学思维从来没有成为精神世界的结构性特征。在中国，文学思维和群众思维一直是民族思维本身，在当代愈演愈烈为政治思维本身。这种思维习惯缺乏理性和逻辑的锤炼，它缺乏推理能力，更容易受口号和幻觉的力量控制。它很有力量，一般说来，证明和论证战胜不了一些文学抒情和政治套话。不仅如此，这种思维方式因“掌握”了群众更难以被理性说服。群众往往是轻信、肤浅的怀疑主义和偏执、专横、不容置辩的混合物，它通过情感放大把个别问题上升到普遍问题，然后通过语言暴力，实现底层人的“想象力执政”。美国的9-11大惨案事实上在中国重新掀起了一场全民大辩论，这是1999年那场辩论的放大。这场辩论在某种意义上是两种思维方式的冲突，是文学和哲学的冲突，是个人理性和群众心理的冲突。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来看看文学思维和群众思维的严重缺陷。
1、一个有代表性的批评是：你们为什么只关心9-11死难者的不幸，而不关心其他悲剧事件中的不幸？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指责。因为我关心A并不代表我不关心B，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问题。按这种指责，任何社会批评都不可能进行，因为你为了说明一件事情需要把古今中外所有的相关案例都收集起来叙述一遍，这是很荒诞的。这种指责也是及其不负责任的，因为它强加于人，批评者有什么根据断定签名者没有同情其他悲剧事件中的不幸者呢？根据一般的法律精神，是指控者需要为他的指控负有举证责任，而签名者无举证责任做这种“无罪辩护”。比如，我了解的秦晖先生，他对9-11大灾难表示了悲愤和同情，但他在5-8事件中也对轰炸表示的谴责，尽管我们都对官方对5-8事件的描述持不同的看法。这种指责事实上也面临这自己的指责：根据同一个逻辑，那为什么你只关心所谓其他悲剧事件而不关心眼下的这一悲剧事件呢？恰恰是进行这种指责的人本身对悲剧事件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即它只关心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悲剧事件，这种态度在道德上还处于较低级的状态之中。与此相关的一种指责是，你这里同情了美国，就等于你说美国一切都好，这真是一种莫名其妙的逻辑。
2、认为9-11大灾难是美国外交政策应得的报应。
首先，我们已经说明，中国民众了解的美国仅仅是官方意识形态所勾画的美国，而不是一个真实的美国。我不否认美国的外交政策主要是出于现实主义而不是理想主义的考虑，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但那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不是首先出于对自己国家利益的考虑呢？对于美国来说，这种考量并不总是和其政治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完全对立的，因为政治观念也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也就是说，9-11大灾难主要不是美国霸权主义政策的应得报应，而是其全球主义政策的非凡代价。这种全球主义包含着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念，但这种价值观念并不是无私的，它是美国精神的内在部分，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其次，当然，美国的外交政策不是没有指责的地方。但是这种错误不构成它遭受9-11灾难任何法律上的理由。我门退一步讲，即使美国在国际社会上作恶多端，但在道德和法律上，恐怖主义仍然是站不住脚的，9-11灾难严重超越了惩罚和报复的底线。也就是说，两错之和不等于对，美国错了，但不能证明恐怖组织就是对的。举例说，一个人拷打或虐待他人的事实并不能使他在道德上负有责任接受拷打或虐待的义务，当然，按平等原则，他在道德上有义务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提供补偿。一个人在历史上的错误不构成它丧失基本人权的理由。否则，人类社会上的一切灾难都得不到同情，得到同情的反而是当下的行凶者。因为没有人——包括受害者——没有犯过错误。同时，没有行凶者是没有报复的理由的，尽管这种理由的充分性各有不同。按这种逻辑，抗日战争中的中国也得不到同情，因为中国历史上的罪恶行径数不胜数。按这种逻辑，任何刑事案件中的受害者也得不到同情，得到同情的是凶手，因为他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忍无可忍。同样，希特勒也应该被同情，他是被凡尔塞体系逼上了梁山，因而奥斯维辛灾难是欧洲应得的报复。你看，这样推论下来是非常可怕的，那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就在于缺乏法律理性，而根据法律理性，任何人，包括有“历史罪责”的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9-11大灾难也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毫无疑问，恐怖组织疯狂地践踏了国际法的基本准则，受霸权压制在法理上不构成进行恐怖主义报复的任何理由，因为恐怖组织决不是法理学上的“紧急避难者”。第三，恐怖主义最不能令人容忍的是，它肆无忌惮地毁灭无辜者的生命。我们同样假设美国政府或个别美国人作恶多端，但有什么理由剥夺那么多无辜者的生命？现代文明所确定的基本人权观念之一就是：反对因个别人或集团的行为对其所属的家庭、民族或集体进行报复。也就是说，其他人没有理由为某个人的行为被惩罚，只有那些实际作出恶行的人才应当承担责任。所谓恐怖分子别无选择，所谓一个人犯罪应有全家人或他的邻居来承担责任，这是一种原始而疯狂的思想，完全是罪犯的逻辑，是战争的普遍动因。不准杀人！这是绝对命令，是人类普遍的最低道德标准，而恐怖主义是对这一普世准则的公然挑战。最后，这种指责缺乏“己所不欲、毋施于人”这种观念。批评家必须具有“换位思考”
这种习惯，那就是，如果我们是受害者情况将会怎么样？如果9-11惨案中有批评者自己的亲人又会怎么样(事实上世界贸易大厦上不仅有中国人，也有各国人)？如果将来中国遭受类似的恐怖事件又会怎么样？我相信，我们的想法会完全不同。事实上，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我刚刚看到一个资料，它说象9-11大灾难这种恐怖事件将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发生，这不过是一个开端。事实上此前包括世界舆论严重忽视了恐怖分子的动员能力和技术力量以及疯狂程度，9-11以后不是美国，而是整个世界都处于恐怖之中。所以，假如中国不幸成为恐怖分子袭击的目标，国际社会会如何反应呢？我相信，国际社会决不会作出我们今天的一些同胞所作出的反应。这种反应是令人惭愧的，它是我们清楚地看见了中国人在世界文明史上的位置。中国舆论不常常说国际上妖魔化中国吗？事实上在没有这种反应更自我妖魔化的了。
三、世代相传的道德冷漠症
人类道德准则有两个界限，底线是“己所不欲，毋施于人”（铁的法则），顶线是“不管怎样，总是爱他们”（黄金法则或爱的法则）。爱的法则在中国文化从来没有建立起来。由于生存资源的短缺，人与资源的矛盾转换为人与人的冲突，因此人与人之间缺乏爱。一方面，人际关系以敌人意识为主要特征，当他人遭受不幸的时候，我们缺乏同情和怜悯。同时，历史性的战乱和灾难也麻木了我们的心灵，使我对悲剧缺乏敏感。另一方面，生命的价值底于资源的价值，生命价值至上的观念是缺乏的，对生命价值的贬低使我们不愿意倾听邻居的哭声。在这种物质利益高于一切的思维框架之内，人，他人，成为获取资源的手段和代价，而人的一切行为都被理解为出于某种物质利益方面的动机。他们自己这样想这样做，也以为所有的人都永远如此。这种思维不相信有超越物质利益以上的价值和目的，如果它还不能确信某些行为的具体功利动机，那它就以为只是现在他还没发现而已。关于“别有用心”的动机的这种指责是这种思维一种司空见惯的方式，其实所谓“别有用心”、“不可告人”就是它以为别人必定在高尚的言论后面有物质利益的追逐，他之所以这样判断或坚信不移，事实上正是他自己这样想的。问题的关键是，一方面，物质利益和高尚目的并不总是冲突的，非此即彼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超越纯粹利害考量的对更高价值的追求、出于对上帝的服从或对有罪的恐惧而作出的道德选择，这种良心事件是大量存在的。在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犬儒主义批评中，人类仅仅是低级唯物主义者，人的目的是各种资源，正如猪的目的是食物。这种思维方式不相信也不能容忍高尚存在，一旦他发现，它一定要想方设法用“动机分析法”将之弄脏如己。比如在对公开信的批评中，竟然有那么多“批评家”确信签名者是为了在美国那里获得某种好处，而不是出于对生命的敬畏。这种思维并非出于神经错乱，因为千百年来我们自己一直是这么想这么做的。那么既然我如此精明于物质利益的算计，你怎么可能不如此，不和我一样呢？此外，在中国心灵中，9-11悲剧首先没有被理解为是生命悲剧本身，而更多被看作是国际关系、各种利益冲突的戏剧。对一些民众来说，他们首先听不到废墟中的哭声，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这以事件背后的各种政治动机、或者自己在这一事件中应该讨回些什么。即使是全天候直播9-11灾难的香港凤凰中文台，也更多关注的是这一悲剧对经济生活和未来国际政治的影响，而不是把生命悲剧本身看作高于一切。事实上，这种评论发生在邻居还怀抱着亲人的尸体的时候，是不人道的。在这些评论家眼里，发生的不是一个个人的死亡，而是世界舞台上某种文字符号的博弈。康德曾说过：“永远把人类（无论是自身还是他人）当作一种目的而不仅仅是一种手段来对待。”我想汉语评论家应该还生活在启蒙时代以前。
四、种族主义恶性膨胀
这次事件再一次反映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有些中国人宁愿做中国人，而不愿作人，或者说，他们首先是中国人，然后才是人。我所理解的正相反，我首先是人，然后才是中国人。正是这种逻辑思维，死了人或许他们会同情，但死了外国人，死了美国人则另当别论。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民族主义的思维中，外国人不是人，不是道德主体。这种价值观念由来已久。中国历史上的种族主义是在千百年来农业社会和草原部落的冲突中成长起来的，近代以来西方的入侵使这种种族主义获得了它的现代形式，而冷战和89年以后的政治危机则赋予了它的当代或后现代特征。在中国种族主义这一发展历史中，关于“保种图存”的思想、关于外国人是敌人的思想，一直得到的延续和强化。正是外国人不是人这种种族主义思维，使中国人很难把他们本来就贫困的同情心奉献给外国人，更远离了人类是相互依存的兄弟这种“全球人道主义“观念。
五、社会转型时期的焦虑释放
当前中国这种种族主义的喧嚣和当下的社会转型期间积累的各种不满情绪也密切相关。中国社会的不公正使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都成了怨气携带者，但由于舆论的控制使怨言无发泄的渠道。然而，有一个渠道是基本畅通的，甚至是被鼓励的，那就是对外国人、特别是意识形态和官方意识形态对立的国家进行语言攻击。对外国进进行攻击无疑是最安全也最能进行自我表现的“言论自由”途径，这为所有爱国主义青年所钟爱。这种情况也部分地发生在30年代的德国。当时日益加剧的经济危机使激进派成为民族英雄，普通民众在希特勒和纳粹身上看到了为达到某种目的可以利用的攻击性。
总结
在某种意义上对互联网络上的激进爱国主义情绪不必要太认真，因为更多的可能是一种情绪性的表演和发泄，我怀疑其中有几分真诚。比如，当战争真的来临，这些爱国主义英雄们是否会真的这样英勇是令人怀疑的，越是狂热的爱国者越可能是优柔寡断的懦夫。这种爱国主义一方面是机会主义的，另一方面受到互联网络言论不负责任这种状况的恶化。在那里，理性讨论问题往往被淹没在不负责任的喧嚣之中。当然，我这样说丝毫不意味着可以忽视中国民众对9-11灾难的反映。无论如何，这种具有代表性的反映是一个重要的警告。虽然中国式的民族主义更缺乏对外的实际攻击性，但它向来不缺乏对内部的攻击性。更重要的是，这种犬儒主义或伪激进主义思潮使建设性的人道主义事业受到严重挑战，并严重制约着中国进入世界文明主流社会的进程。因此，我们必须反省这样一个问题，这个民族怎么啦，它对世界意味着什么。美国9-11大灾难使我们悲愤，而大洋此岸的观众使我们恐惧。我们必须反省，否则永远也没有机会反省了。这种情绪不仅会毁灭普通人的良知，也会纵容甚至参与邪恶行动。毫无疑问，9-11事件打破了人们关于21世纪和多乐观论断，他可能导致国际政治关系的重要转变。我们遗憾地发现，中国民众的反应使这种评论拥有了更现实的根据。这样一种民众状态，使我们深感不安和悲观，因为一种民众基础可以滋生任何极端主义运动。是的，人类文明面对一种危机。这种危机感不仅呼召受害者美国警惕变为纯粹的复仇主义者，呼召这个伟大的国家和人民从灾难中站起来有更坚定的国际承担，也呼吁中国政府多少改变自己10多年、几十年的政策导向，对人类和民族的大命运多少有些道义担当。这种危机也呼吁人类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承担更多责任，特别呼吁以这种民众为同胞的中国知识分子承担更多的道德责任。我们说中国官方对这种群众情绪承担主要责任，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事实上每个人都是责任主体，仅仅把责任推给政府是一种变相的奴隶思维。在90年代，我们知识分子自己究竟为捍卫真相做了些什么呢？现在我们必须的自己来，我们不仅仅要表态，还要更多地和民众、学生讲道理。是的，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按自己形象造的，都有理性能力和道德感，问题是知识分子能否在上帝的帮助下将之呼唤出来。从1999年到2001年，我们已经没有退路。我们为9-11死难者祈祷，最好的祈祷方式是让他们活在人类的心中，并通过我们对这世界的道德承担来使他们永远活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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