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laolaoda()
整理人: happywang(2000-01-17 15:14:08),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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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与电信业
沈洪嘉、武杨、翁寒松、杨成军、雷汉生、杨立荣……
国际并轨大势所趋
１９９８年，中国电信成为与中国足协一样备受批评的一个“受气包”。不
过说句公道话，二者的背景有所不同。中国足球是屡战屡败，而中国电信却是在
９０年代增长最快的一个行业，只是由于中国电信体制改革的滞后，其收费政策
与服务水准的改进与消费者的要求尚有距离，１９９８年，广大用户积蓄已久的
抱怨终于喷涌而出。
公众的普遍关注催生出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９、３０日在京举行的邮电资费
调整听证会。众所周知，听证会的结果已在１９９９年３月１日付诸实施，尽管
它与电信用户的要求仍有一些距离。
这里要说的几位消费者并未参加上述听证会，但国人多少会记住他们的名字
。作为新闻界人士，我们甚至为他们锲而不舍的执着较真感到惊讶。
沈洪嘉，一个早已响亮的名字。１９９８年３月２０日，他在本报初次亮相
质疑电话月租费的文章，以及同年４月３日发表的《立即取消电话初装费》一文
，开启了１９９８年全国范围内的电信业大讨论。随着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
全国诸多媒体的褒扬性报道，山东济南这位退休的副教授、济南市前政协委员几
年来的呐喊迅速获得广泛共鸣。时至今日，他仍计划举行一个“电信消费与法律
研讨会”，并拟打一个“电信资费知情权”的官司，他仍需要公众的支持。他的
电话是０５３１—５９５９９６０。
武杨，一个终于可以公开身份的作者，原国家体改委调研室副司长，真名叫
武虹光。早在１９９７年，他要求对电话初装费明晰产权的文稿便提交给本报。
沈洪嘉出现后，武虹光的文章以“武杨”的笔名面世。一位读者随后来电称叹：
“真是开启民智！”今天，电话初装费成为调价后降幅最大的一种电信资费。信
息产业部也一再公开表示：交电话初装费是广大用户对国家电信事业发展作出的
巨大贡献，“功不可没”。
翁寒松，原邮电部规划设计院高级工程师。早在１９９７年８月，他就在《
经济参考报》上发表长文《中国电信业该开放了》，矛头直指中国电信业的垄断
：“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还要当领队和教练员。”他向中国电信提出了“
盛世危言”：中国一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势必面临跨国电信公司的
巨大冲击。这篇文章被评为１９９７年度“全国报纸理论宣传优秀文章”一等奖
。１９９８年，翁寒松又在多家报刊连连撰文，从宏观到微观，直言中国电信的
问题与出路。
杨成军，江西丰城县工商局干部，曾任该县消费者协会秘书长。针对当地电
信部门一系列混乱不堪的收费，他上北京、下广州，向有关部门和新闻单位大声
呼吁，直至走上法庭起诉电信局强收话机代维费。曾有人私下劝他：“要多少钱
开个口嘛。”“干嘛那么死脑筋。”杨成军不做“看客”，当然更不会做“掮客
”。
与上述４人相比，武汉的雷汉生与成都的杨立荣身份更显“卑微”。雷是一
家职工医院的医生、残疾人，杨是铁路单位的病休职工。一病一残之躯，却因电
信局给予的切肤之痛而毅然走向法庭。沈洪嘉等人对电话月租费的质疑被雷汉生
首先诉诸法院。雷的举措带动了当地多名律师对武汉市电信局的起诉。官司连连
搁浅或败诉，雷、杨二人却是屡败屡战。
历史会记住他们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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